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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社会企业联盟将社会企业简单概括为――“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一般来说,要与传统的非营利组织区分,则至少半数的收入是来自交易而非政府补助或是捐款才能称为社会企业.
2012年11月13日,英国社会企业联盟――代表英国社会企业最权威的民间组织――将首次设立的国际社会企业大奖颁给了一家中国企业,总部位于深圳的残友集团.1997年,身患血友病的郑卫宁用母亲去世前留下的一套房子和30万元,招来了四个残疾人,创办了中华残疾人服务网,这便是残友集团的前身.经过15年发展,未借银行一分贷款、未用政府一文补助,郑卫宁将残友发展为“郑卫宁慈善基金会”旗下的9家社会组织和33家社会企业的集团公司,吸纳了3700多名残疾人就业.英国社会企业联盟评价“残友是一个具有领导意义和启迪意义的社会企业,它关注残疾人的就业和使用许多不同的方法帮助残障人士提升他们的尊严和自我价值.”这被认为是迄今为止中国社会企业在国际舞台上获得的最大认可.
而在英国,社会企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多年前.上世纪70年代,欧洲一些福利国家开始出现经济衰退,继而引发了财政上的危机.部分国家开始逐渐采取公共服务外包的形式,来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但是,这种政府契约外包形式,其利润空间并不高,所以私人企业对这种投资形式的热情并不高,它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政府的危机.到20世纪80至90年代,非营利组织开始介入这个领域,它们将组织的目标定位为“提供无法由公共部门满足的需求,必须能够从事生产性活动,并且寻求经济支持”,将服务人群定位为“边缘人群及失业者”,这些组织已经开始具备社会企业的雏形.
同时,在传统社会中,非营利组织的经费来源主要是依靠政府补贴或慈善捐赠,当政府补贴或慈善捐赠的资金不足时,非营利组织就难以为继.而在过去的30年,非营利组织普遍遭受了这种危机：一方面,在一些社会产业中（比如教育、医疗）,支出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通货膨胀的速度,而在政府预算和慈善捐赠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这些组织之间便会通过竞争的形式争夺有限的资源.于是,部分组织开始转移方向,运用商业化的运作模式来解决自身发展中的财务危机.在这个过程中,以市场化为手段,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的社会企业优势逐渐显现出来.通过市场化的操作,它不仅可以解决自身发展的成本,甚至会有一些盈余,因此,这些组织可以摆脱单纯依赖政府补贴或慈善捐赠获得资金的限制.同时,在资金盈余的情况下,它们可以进入私人资本市场,为其长远的目标进行融资.因此,社会企业在效率、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上拥有显著优点.
英国社会企业联盟将社会企业简单概括为――“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一般来说,要与传统的非营利组织区分,则至少半数的收入是来自交易而非政府补助或是捐款才能称为社会企业.
英国的社会企业多指“社区利益企业”,即企业活动的宗旨是为了社区成员谋福利.2005年,英国为此种类型的社会企业设立了“社区利益企业法规”,对其资产的使用、红利的分配采取严格的限定,同时如果社区利益企业的目标有所改变,也要经过法律的批准才能通过.该法规要求,社区利益企业不得向其成员分配获利及资产,资产及获利必须永久由企业持有,并且限制使用在社会利益、或是移转给另一个慈善组织或社会企业.同时,社区利益企业不得免税,每年还要提出社会利益年报,除了公开账目之外,此份报告必须说明为了追求社会利益所做出的努力,以及在过去一年中与利益关系人的互动.
意大利社会企业最主要的解释概念为“社会合作社”,在 1991 年通过“社会合作社法”中规定,雇佣超过30%弱势劳工的社会企业可享受税赋减免优惠,或者得到政府补助.比利时的“社会目的企业法”则规定,任何商业企业决定不以追求利益为目的或仅追求有限的利润时均可申请成为社会企业,享有政府补助.
社会企业的概念进入中国还不到10年.2004年1月,北京大学的《中国社会工作研究》刊载了北大刘纪同教授《社会企业》译文,被认为是中国最早介绍该主题的学术文章之一.当年年底,第一批英国社会企业组织访问中国.现在,社会企业的理念虽然没有广为人知,但也正在中国兴起.地方政府也在尝试接触,例如2011年6月,北京市委在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一个文件中提出要“积极扶持社会企业发展,大力发展社会服务业”.2012年,佛山市南海区设立200万元的社会创新基金,探索基于实践的社会企业发展模式.2013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向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社会企业的提案,道出了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现状――
“一是社会各方面对社会企业认识不足,对其公益性多存疑虑.不仅政府官员,包括学者、媒体和公众,都存在一定程度认识不足的问题.社会企业的公众知晓度低,媒体报道不多,许多从事社会组织、公益事业、社会服务等相关职业的人也对社会企业不甚了解,一些采用社会企业运作模式的组织和个人不能正确把握社会企业的内涵.多年来市场经济不规范导致的社会信任不足及公共伦理危机的消极影响,使得人们难以接受‘用市场谋公益’的善意推断,对社会企业公益性产生怀疑.”
“二是社会企业的市场运作能力和公益创新能力都有待提高.从市场运作能力看,无论依托既有体制的公益创新模式还是积极引进市场机制的社会创新模式,大多数社会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尚未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机制与核心竞争力,处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温饱阶段,难于谋求应有的市场份额；从公益创新能力看,社会企业在资助方式、受益对象与受益程度、激励机制、学习能力改进等诸多方面有待突破.”
“三是社会企业的发展缺乏相应的政策和制度支持.我国目前尚未出台有关社会企业的相关政策法规,地方政府也多在观望.既有的政策法规中,有许多不利于社会企业发展的规定；理论界也多属探索性研究,有关社会企业发展的战略规划、政策体系和制度建设方面的研究尚未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