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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市场化为特征的社会转型使得大批外来务工人员走进城市,不可避免的产生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之间利益冲突,影响群体间的社会认同.理顺这一时期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认同理论,将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关 键 词 ：转型期；外来人口；社会认同
根据给出的解释,城市外来人口是指城镇中现居住地与户籍登记地不一致的人员.在本文的讨论范畴内,外来人口是指居住在城市中而无居住地城市户口的外来人员.外来人口这一说法是站立在城市的角度提出来的,带有鲜明的主观色彩,言外之意即是城市的主流人群是本地城市居民,外来人口只是处于城市的边缘位置.
一、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认同研究综述
国外对外来人口社会认同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了很长历史,文献十分丰富.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关于身份的认同,二是移民文化的研究.传统的社会学理论通常将关注的重点放在社会整合与社会秩序两个方面,因此,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外来人口对迁入地区的文化的适应性以及在此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失范等问题便成为西方社会学者研究的重点.Keyes（1979）针对外来人口问题提出了族群（Ethnic Group）的概念,用来表示那些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字、生活习惯、生产方式等文化共性,但生活方式差异较大的人群.Keyes认为确定族群成员各自身份的要素是当事人的归属感与社会认同,而不是族群背后所积淀的文化因子.族群内部的归属感与社会认同正是基于群体间的社会差别所形成的.伴随社会认同理论的发展,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探索渐行渐远,近些年来,关于民族认同领域的研究逐渐崭露头角,而以城市居民身份认同为研究切入点的政治认同也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Kuhn（2002）在对亚洲社会的人口流动的研究中发现,这一地区的流动人口进入目的城市后多是选择和同乡居住在一起,他们中大多数的工作也是为了给旅居在外的同乡人提供各类服务,但这种社会组织方式并没有阻断这些亚洲移民与非同乡群体的交往.对目的城市社会规则的接纳认可并不相悖与同乡内部的认同,反而有助于他们尽快融入到新居社会,找到身份上的归属,这一过程帮助外来人口在新的环境中尽快的稳定了下来.对亚洲地区的这些移民群体来说,他们背后的文化归属感（同乡会）为他们提供了内心的安全感,并在接纳新的社会身份过程中更有竞争力.
国内最早对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认同问题进行研究的是王春光等学者.王春光（2001）根据农村流动人口出现的代际变化,将那些流动动机与社会特征均出现明显区别的二代农民工群体命名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这一概念的提出的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可.王春光从社会认同的角度调查分析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在城乡融合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通过对比新旧两代农民工群体在对家乡与工作城市间的归属感上的区别,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远离故土对家乡产生淡漠情绪的同时,并没有对工作的城市产生相应的归属感.这种社会认同模糊化的过程能不能顺利过渡到一种超越城乡的社会认同,还有赖于我国城乡社会结构变迁的情况.但如果我国不能在短期内对横亘在城乡居民之间的二元社会结构进行实质性的变革,那么他们的社会认同将会向“内卷化”方向发展,也就是既不认同城市社区,也不认同农村社区,只认同自身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钱文荣、张忠明（2006）的研究中描述了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接受度,让我们了解了一些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群体的基本态度.研究发现,从原有城市居民的角度来看待农民工,理解多于歧视,绝大部分城市居民认可农民工在城市化建设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却仅获得微薄收入,大部分城市居民认为农民工群体能吃苦、守本分.此外,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群体的认识主要途径就是传统新闻媒介,因此新闻媒体在引导城市居民正确认识外来人员的过程中可谓是任重道远.
叶俊焘（2011）通过调查研究表明,在当前社会中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员的态度总体是负面的,有超过一半的城市居民认为,外来农民工群体在就业、治安、卫生、交通等方面给城市带来了负面影响,此外研究中还发现性别、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水平对朋友关系与对农民工态度之间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刘林平（2008）通过对广州地区居民的社会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即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群体的总体印象是一般偏下的,作者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归因于与农民工的交往程度太少.
唐有财,符平（2011）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考察了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认同问题,研究发现,越是处于社会上层的城市居民越倾向于对外来人口表现出宽容,越是城市下层居民反而会对外来人口有较强的排斥倾向.针对这一现象,他们提出了“同性相斥”悖论,即同质性越高,越是属于同一或相近阶层的不同社会人群,彼此之间越容易产生排斥情绪.
崔岩（2012）通过建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外来人口依靠在获取社会经济资源时与当地社会主流群体的比较,在内心给出是否已经获得本地身份认同的判断.这一自我认同的过程更像是在迁入地进行“再社会化”的过程.同时,外来人口对个体身份的选择既受到制度和政策层面要素的影响,也受制于个体特征性因素,如年龄、文化水平、本地居住年限等.
二、我国转型期的社会认同理论
三十多年的改革历程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社会处于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转型期.社会转型和阶层分化的出现使得社会心理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在中国发生社会转型以前,个体的自我认同完全受制于身份制、单位制、户籍制度三大制度.巨大的社会转型之后,三大制度被打破,人们判断个体地位的标准也突然之间模糊不清,面对不同群体时很难再次清晰定位自己的高度.
高雯蕾（2006）在研究转型期北京中下阶层市民的社会认同问题时发现,那些旧体制的受益者,尤其是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付出很大代价的群体,当他们一时无法改善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时,会主动默认社会上普遍认同的新体制的判断标准,并越来越倾向于与社会的其他群体共享一个最主要的价值维度.例如北京当地居民中的下岗工人,当他们昔日作为国家主人的工人身份在社会变革中逐渐褪色,并在市场化的洪流中下岗再就业时,他们会主动把评判社会地位的标准转移到尚存的“优势”上,即向外来人口展示其北京户口的优越性. 李友梅（2007）在研究社会认同理论时认为,社会成员间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取向能集中体现群体间的社会认同.在转型期,由于社会成员所处的文化背景与行为指南趋于多元化,导致现实生活中社会认同是多样化存在的.李友梅指出,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历史背景下,社会认同的三个基础性领域――福利渗透、意义系统、社会组织方式――是高度匹配的,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憧憬共产主义,遵守平均分配原则和集体主义形式,基础性领域的匹配带来个体与群体间的高度社会认同.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相关规章制度的完善,福利渗透的方式转为非均衡渗透,意义系统的构成也变得多元化,社会组织方式也从自上而下的单一模式转向多维度的互动模式.换言之,经济发展对公共领域的倾斜不足,造成社会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侵染,文化发展与社会的价值取向也越发多元；社会组织形式在新闻媒介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也很难向其成员成功灌输行动逻辑,营造某种组织文化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认同的基础性领域之间出现的不匹配,加之他们各自变化的逻辑,将会使这种不平衡进一步扩大,从而造成社会认同体系的不稳定.
既有文献对外来人口社会认同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不同学科的研究视野各异,但是在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时会发现,现有研究存在以下几点需要改进：第一,对外来人口的研究过于聚焦于农民工群体,很少考察这一群体中包含高素质人群在内的外来城镇人口；第二,观察的视角较少从城市居民的立场出发,容易忽视社会融入过程中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认可接纳；第三,现有研究尤其是经验研究中,鲜有考虑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这一历史现实,历史环境和经济背景对个人社会认知的塑造也应该纳入解释体系.（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