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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论任何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之前,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社会企业,也就是用商业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司,真的有存在的可能性吗?
用一句西谚来形容,社会企业就是要同时追逐两只往不同方向飞的鸟,甚至还不只两只.香港中原集团、乐施会董事施永青的看法十分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凡是值得经营的生意,商业界都不会放过,剩下来的因服务对象的负担能力不足,而不能靠自负盈亏的方式持续发展,所以社会企业的生存空间很小,几乎为零.
施永青先生是香港商界领袖,年轻时信奉马克思主义和思想,后来在1976年的“四五事件”后脱离左派,成为自由市场的忠实拥护者,同时他又热衷公益,积极参与内地扶贫事业.从表面上看起来,他是一个社会企业家的极佳候选者,所以他的质疑也特别有分量.
的确,社会企业要解决社会问题,还要在善待员工、公平贸易和环境保护上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最后还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等太难了,用一句现在年轻人的口头禅来说,这不科学.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经雄辩地论证：“企业仅具有一种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在法律或者伦理习俗的社会基本规则下实现利润最大化.”至于社会效益,则应该由外部市场来调节.比如,如果一个企业给社会造成了污染,那么政府可以对它追加征收污染税,或者采用更加市场化的购买污染券的方式来解决.在用货币缴纳税收或者购买污染权之后,企业对环境污染便再无责任.
如果你认同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也愿意遵循形式逻辑,你会发现这套思想体系是难以辩驳的.从现实来看,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也的确赋予了个人和组织强大的工作动力,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那些试图破坏市场机制的行为,哪怕是出于善意,比如最低工资制、强制保护等,都被经济学家用实证研究证明并无益于人们生活的真实改善.
尽管孟加拉吉大港大学教授经济学理论的穆罕默德尤努斯同样也信奉自由市场理论,但在20世纪70年代孟加拉充满饥荒和赤贫的现实面前,尤努斯开始觉得自己讲授的理论孱弱无力.就在吉大港大学旁的乔布拉村,尤努斯看到,一名通过买来的竹子制作竹凳谋生的妇女,为了获得约合10美分的贷款,不得不向商人贷款,除了每周要付10%的利息,根据贷款的附加条件她还必须把其所有产品以放贷者的价格卖给放贷人,这意味着这名妇女实际上成了商人的奴隶,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从贫困的陷阱挣脱出来.
“这么少的钱却制造了这么多苦难,这实在太荒唐了!”尤努斯后来回忆说.这个村子里一共有42个借贷者,他们一共从放贷者那里借了27美元.尤努斯意识到,只需要极少的一点钱,就能够帮助这个村子的人摆脱陷阱,他于是自掏腰包还清了这27美元.严格地说,尤努斯替别人还钱的行为并不符合自由市场的原则,因为它可能会引起所谓“道德风险”,不过,这么低的成本就能减少这么多人的痛苦,那么违背一点自由市场原则又是什么大事?
这就是尤努斯创办孟加拉“穷人银行”的起点,几十年后,穷人银行才渐成气候,尤努斯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和他所倡导的社会企业理念成为全世界人们关注的新事物.直到此时,尤努斯也并非不再相信自由市场,而是找到了一个让自由市场理念与他的左派立场和内心良知相互兼容的地带：如果说一定程度的贫困可以让一个社会整体上保持工作的动力,那么极端的贫困、代际传承的贫困,以及主观意愿上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摆脱的贫困,对一个文明社会来说则是不可忍受的.
不过,真正的现实问题才刚刚开始.根据他的实践经验,尤努斯为社会企业设立了7条定义：
1.企业的目标是解决一个或者多个威胁人类社会的问题,而非追求最大利润；
2.公司将实现财务与经济的可持续性；
3.投资者只能收回其利润,除原始投资外不派发红利；
4.投资返还后,利润留给公司以实现扩张发展；
5.要有环保意识；
6.员工在优于一般标准的工作环境下得到市场工资；
7.快乐工作!!!
其中前两条是最核心的.用不着一条条对比大家也能看出来,能够同时满足前两条的企业已经属于凤毛麟角,更不用说满足全部七个条件.尤努斯自己也承认,他所定义的社会企业是最为严格和狭义的,他也无意于让别人都必须使用他对社会企业的定义.在我们对中国社会企业实践者的采访中,我们发现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对社会企业的定义,有些社会企业的投资者和实践者们甚至认为不派发红利也不是社会企业无法突破的底线.
社会企业实际上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危机,经济停滞让政府必须找到一种新的方式来吸收无法被市场充分吸纳的劳动力就业.所以也就不难理解,曾经从大规模国有化转向私有化的英国,是最早也是最为极力倡导社会企业概念的国家.现在,英国已经有大约6.8万家社会企业,雇佣人数超过50万,所创经济效益有数十亿英镑,社会效益更难以衡量.
我们不妨将社会企业视为一种目标更加多元的特殊企业,正如对社会企业颇有研究的小额信贷联盟秘书长白澄宇所说,社会企业内部也有左派和之分.其实,纯商业企业的目标难道真的就那么单一么?在现实中,你见过一个企业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出于股东利益最大化么?为了表明我们不是天真的傻子,我们不相信有“毫不利己,专门为人”的人存在,反过来,我们同样在现实生活中也很难见到那种“毫不为人,专门利己”的人,因为他身边的人绝不会任其宰割.市侩未必就比圣徒活得更好,极端的现实主义,其实也是一种理想主义.
如果我们让所有人排成一条长队,纯粹利他在左,极端自私往右,那么我们全人类可以构成一条长长的光谱,大部分人,甚至可以说几乎所有人都处在中间；人们所组成的各种组织也是如此,从传统非营利组织到传统的纯营利性企业,构成了另一条长长的光谱,社会企业在这条光谱中一定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其广度将随着社会整体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本期我们从中国社会企业还不算太广阔的光谱中选择了六个例子.他们中有刚刚走出校园的大学生,有试图将社会企业模式从海外移植到中国的美籍华裔,有传统公益组织发展遇到瓶颈甚至陷入绝境的传统NGO从业者,也有把社会企业当成企业来做的互联网创业团队,拥有多次创业经验的生意人―不论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企业是什么样的,也不论他们距离理想中的社会企业还有多遥远,这群人和他们的组织,客观上都在创造着社会价值.
我们的确还发现了一种无法忽视的趋势：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光谱整体上在向左移动,越来越多的人在做着没有物质回报的事情,越来越多的组织拥有更加多元化的目标.这倒未必说明我们的道德水准在提升,经济危机也许也起到了一些作用.香港作家亦舒笔下的人物曾说,如果没有很多很多爱,那就给我很多很多钱,在目前这个经济衰退的世界里,想要很多很多钱越来越困难,那么不妨抽空多贡献一点爱―两者整体上都还很稀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