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了,去办社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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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年没有这么冷过了,裸露在空气中的皮肤随时可能冻裂,噼啪噼啪,像牙齿咬过饼干,像雪地靴踩过积雪.对绿行家园的每个人来说,从没有哪个冬天像这个冬天一样难熬.

这是他们最艰难的时刻.收不到一辆车,卖不出一辆车,原本打算通过在社区以日用百货、食物换废旧自行车的活动已经停下,准备明年三四月份再开始,学校给的第一笔钱已经用完,明年的房租还没着落.“这是我们最难的时候,未来四五年都不会像现在这样艰难”,“冬天收不到车”,这句话绿行家园创始人崔馨月连说了两次.

为了度过这个没有收入的寒冬,崔馨月和黄兴楼、杨红娟三个人在一家社区服务中心帮忙卖菜、结账,晚上坐两个小时车才能回到他们在苏家坨租的房子,那是他们的办公室、住所,也是仓库.

绿行家园成立之初,崔馨月设想过好几条收车途径：以物换物社区活动,与社区、大学合作集体处理无人照管的自行车.她还准备了一份完善的销售渠道方案：租一个偏远的房子,既是住处也是仓库,在各网站发布绿行家园二手自行车售卖信息,并在大学附近开设实体店；把收到的自行车分成两个档次：100到200元的普通二手自行车和售价更高的老式二八自行车；客户群体不只是学生,还有普通市民.

她计算过,以最大限度节省,不乱花钱,运转一年需要10万元.学校资助的第一笔5万元已经用完,下一笔5万元资金要等到中期检查过后.什么时候能到位?她也不知道.妈妈经常打来,让她不要错过好工作.

怪咖才创业

像崔馨月这样毕业之后就创业的人并不多见.跟她一起学机械的同班同学,大多在北汽福田、施耐德电气等汽车公司做工程师,还有同学在销售汽车零部件.整个北京农业大学2012年毕业生里,像她一样带团队创业的,只有三四个人.“都是怪咖,怪咖才创业.”

而且创的还是个社会企业,怪上加怪.

崔馨月是艺术特长生,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学机械.高三那年,她突然想考北京电影学院的录音.由于平时成绩一般,她想,以艺术特长生的身份进去,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艺术特长,对于小学二年级开始学习电子琴、钢琴,初三自己玩吉他的她来说并不难.她选中了长笛.尽管她的乐理基础很好,但还是需要时间练习.对于一个高三学生来说,最缺的就是时间.她决定赌一把.

于是,从下午五点半到晚上十点,其他同学都在教室上晚课和晚自习,她就在家吹长笛.周末两天甚至连续吹八个小时,一年下来,她的肺活量达到四千多,而正常女生只有两千五,“一年整整练出一块腹肌.”

但高考的结果让她和妈妈都很遗憾.“现在想来,如果当时真进了音乐圈,也并不是什么好事.音乐圈人的实际情况,跟圈外人设想的文艺生活相差太远,那个圈子那么复杂,像我这样性格很直的人玩不来.”

她被调剂到北京农业大学机械专业.“也许这算是因祸得福.我花了整整三年时间才接受这个事实.”

她从没想过,小时候从来没说过“不”的自己,到大学之后会那么叛逆.她不合群,对一切社团活动都嗤之以鼻.“这不是我性格的本质,但大学生活的真实情况与理想中的落差太大,环境太陌生,我感觉自己被缚住了,又逃不掉.”

她想退学,像许多摇滚青年那样,自己写歌做乐队.她甚至还在大二去应征女兵,为达到征兵条件生生从100斤左右的体重吃到112斤,离标准的116斤还差4斤,那是2009年11月,首次面向社会招收女兵.她的逃亡计划都落空了.

更多的时候,她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在五道口的大街小巷乱逛,有时修车、加气、停车,就跟修车铺的摊主、看车人闲聊.有一次她正跟一个修车铺摊主聊着天,见一个人推来一辆自行车,说卖价30元.摊主付了钱,接过车,什么也没说.

那是一辆崭新的自行车,不会有车主舍得把好好的车以那么低的价格卖出去.她知道,那应该是偷来的.她意识到,二手自行车的来源很不透明.刚进学校那会儿,初来乍到的她,咬着牙用高价从高年级学生那里买齐生活日用.第一年被宰到肉疼的往事,在第二年开学时在她的脑海浮现.已经踩熟了地皮的她想了想：“我也赚点新生的钱.”

于是她找了十几个同学合伙,跑到大红门批发了将近五千元的日用百货,三四十个品种.由于品种齐全,提供近乎一站式购物、配送体验,两天就卖掉了大部分货品,算下来净利润两三千元.

回想起那次小买卖,尽管没有赔本,她却觉得百度“太坑爹”.她回忆说,当时用百度地图功能查找北京批发市场,搜索结果显示在南四环的大红门.进完货之后,她花七十元雇了一辆车,驮着一车货物,从南四环的大红门运回在北四环的学校后才知道,旁边的二里庄就是个批发市场.

毕业之后自己创业吧

崔馨月说,妈妈知道她会创业,但没想到时间会这么早,就连她自己也没想到.

大三,她到学校附近的HiAll人才招聘网站做实习生,那是一家跟世界500强企业都有合作的招聘网站.她被安排在一位负责招聘的项目经理手下做助理,协助为通用电气、阿迪达斯、宝洁、欧莱雅到各高校做招聘前的宣传活动,但更多是筛选求职简历,回复符合条件的应聘者的邮件.

实习半年后,她意识到这事不符合自己的性格.“对于一个刚刚步入社会的人,老板的要求大多是越乖越好.只需要把本职工作做好,不需要有太多想法.”

杨红娟还记得,大学四年级刚刚开始的时候,崔馨月带着半玩笑的口吻向她和另外一个室友提议说：“毕业之后自己创业吧.”她们俩也都参与了大学二年级那次卖日用百货的经历,立马就答应了下来.接下来,崔馨月开始准备商业计划书.

她找同学在校园里做完两百份问卷调查,又到网上搜集全国二手自行车新闻、北京及全国各主要高校之前如何处理二手自行车的办法.两个月后,崔馨月拿出34页完整的商业计划书,提出详细的二手自行车合法途径回收办法.

“自行车市场很大.北京每年60万名学生交替,每个宿舍6个人,就算只有一个人拥有自行车,每年也有10万辆自行车的交易量.就算二手自行车只占到50%,只有一半的人买自行车也有5万辆交易量,这还只是在高校.”崔馨月分析道. 那是2011年11月,正碰上学校通知申报创业项目.此时其他同学不是忙着找工作,就是忙着出国、考研.当时跟她们同一届的黄兴楼正在易初莲花做管理培训生.2011年9月底时他到易初莲花一家分店做管理培训生,实际待遇与面试时谈的待遇不符不说,他进去以后,跟店里的前辈一打听,才知道实际的上升空间远不是先前告知他的最快两年最慢五年做到店长,实际的情况是,要做到店里最小的职位部门主管都要七八年,部门主管离店长还差了好几级,一个分店的店长上面才是经理、区域经理.他感觉看不到未来.而对毕业前要提交给学校的三方协议,也要等到毕业之后才能签订.黄兴楼对同样来自云南的老乡杨红娟感叹,好工作不好找.

黄兴楼出生在云南省龙陵县一个村子的寨子上,他是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人.就连那个村子甚至整个县城,大学生都比较少见.“全村人都在看着我,看我毕业之后能做什么,工作、生活得怎么样.如果别人看不到好的未来,就会怀疑我这几年书念得是否有必要.”

在他决定加入绿行家园创业之前,真正支持他的人基本没有,尽管对家人来说,易初莲花也不算工作.“我是农村出来的,一个小村子,家人希望我能做公务员,至少也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说起来也比较风光.尽管村里的人没有多说什么,但都在观察,觉得我名校出来肯定有一个固定的工作.”

除了好工作,父母也希望他能自己偿还助学贷款.虽然同样背负有助学贷款的杨红娟笑称自己有一个会赚钱的哥哥,但也面临同样的境况：“我的同学大多都在云南省内工作.我们村到现在也就我一个到北京念大学.”

工作不好找,学校的大学生创业资助竞争也十分激烈.申报团队一共29支,只能通过5支.他们盘算着,如果拿不到创业项目的资助,就去找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创业.2月审批还没通过时,黄兴楼还没从易初莲花离职,他说,“算是给自己留了条后路”.

他还到广西参加一个偏远县城的公务员面试.面试的情况不太好.父母打来,说村里的人传来消息,说他没考上,是因为没有关系,被其他关系户挤了下去.他心里清楚,是自己的表现不好.

2月底,他们总算接到学校的通知：申报通过了.黄兴楼辞去了易初莲花的工作,正式加入.不过,教务处副处长汪九林的一句话让他们不敢太乐观,“学校看好你的项目,这次给你10万块钱.但这个项目公益性太强,不赚钱,接下来谁给你钱?”

原来这就是社会企业

等到6月份,资金总算下来,忙完毕业应酬的几个人也搬到苏家坨租的平房,他们准备开始第一场社区以物换物活动.为了吸引人气,崔馨月和杨红娟打算不只换自行车,还要换旧报纸、旧衣服.而在黄兴楼看来,他们几个人只收自行车都累得够呛,再收旧衣服和报纸完全顾不过来,他认为,“纸上的项目设计再好,但没办法执行”.不过,同以往的意见不合一样,经过连续几天争论到半夜,最终少数服从多数.

与社区合作并不容易,大部分时候他们得到的是拒绝.有一次,他们到一个社区的居委会办公室,问里面的工作人员：“主任在吗?”别人一边吃着面条一边答复他：“主任不在.”后来他们才知道,那个人就是主任.就算找到了主任,得到一句“把资料放下吧,我们有需要联系你”是常有的事,“开始的时候,一天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找主任上面.”

从7月开始的总共20场社区活动,也只收到32辆自行车,并且每5辆自行车就有1辆报废.尽管崔馨月和杨红娟在大学里面学的是机械专业,但每辆自行车的结构都不一样,以前也没有修车经验.经常是每修1辆车,都要到网上搜索教学视频、资料,有时一天下来只修好1辆车.情况最糟的是第一次收来的那4辆车,锈到螺纹都看不见,崔馨月和黄兴楼拿了锤子去凿,都没有动静,更别说修好重装.

就在6月的一天,崔馨月在《城市画报》上看到一篇介绍改变世界的50个小公司的文章时,她欣喜地发现：原来不赚钱的公司也可以这样做.社会企业,这个全新的概念,她虽然知道这种企业在英国已经发展完善,有很成熟的模式,但她还是茫然,“没想到做企业竟然做到了公益圈.”

经过网上一番搜索,她了解到,英国大使馆正在向全世界普及这个概念.她立即发动团队所有人的力量,收集一张能向谁求助的名单：英国大使馆、恩派孵化器、南都基金会、友成基金、壹基金、腾讯公益等一直到8月,她每天都在各种公益组织的微博上关注组织动态,通过互联网查找各种相关词条.

机会来了.9月7日晚上,她匆忙将一张网页式的申请表提交给英国大使馆,它正招募社会企业家.一周后,她带着厚厚一叠商业计划书,前来参加英国大使馆的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课程.

培训第一天,她就被负责培训的官应廉给吓到了.官应廉一上来,就让大家用三分钟时间,挨个把自己项目的内容、目标人群、渠道、定价等等讲清楚.上午讲过的所有人,都被驳得体无完肤：“你这是为老人好吗?你这是要害死他们啊!”说起官应廉当时的语气,崔馨月现在还笑得岔气.

下午,轮到崔馨月上场.前面所有讲过的人都被骂得够呛,她估摸着自己也没戏.只有三分钟的时间,她看了看商业计划书上后来增加的回收旧报纸、旧衣服,心里权衡了一下：还是挑个准备最齐全的吧.

官应廉指着前面很多人都被问过的九宫格：你的计划是什么?怎么做?目标客户群是什么?等崔馨月后来回忆她当时的回答,就是“收车修车卖车”.不到规定的三分钟时间,她就讲完了整个计划.

没想到的是,她竟然得到了官应廉的表扬,而且还是同去的50多个项目负责人里得到表扬的唯一一个.从英国大使馆回来之后,崔馨月把受到官应廉表扬的事告诉了伙伴.他们当即决定,接下来只做自行车.

英国大使馆和洋酒品牌帝亚吉欧合作推出社会企业家深度培训课程,不仅为她提供平台,结识到更多经验丰富的创业者和社会企业家,也给绿行家园带来了好彩头.就在她去英国大使馆参加技能培训的第二天,第一辆自行车卖出去了.

杨红娟还清楚地记得,那是9月16日,购买者前一天在网上看到他们发布的交易帖,第二天开着车跑到他们在苏家坨的住处,付了钱就把自行车搬走了.那是他们自7月以来,卖掉的第一辆自行车.这一笔交易缓解了他们两个多月以来的焦虑.

“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渠道.”崔馨月说.这句话她说了不下十遍.“恩派的项目经理花2小时给我们的项目做了一个诊断,最后发现最大问题就是渠道不通,包括车的来源和销路都不是很畅通.”从2012年12月3日到2013年2月10日,她要在恩派（NPI）公益组织所举办的“公益孵化器项目”学习,相应的项目经理会对所负责学员的项目运行情况进行评估,给出指导建议和帮助,以及帮助注册.“目前我的想法是,将客户群集中在校园,只在社区里收车,但不卖给社区.”崔馨月说.她想,等熬过了这个冬天,明年三四月份天气才会转暖,现在这几个月的时间,正好可以用来筹备项目.不过,这个冬天的确太冷了.

黄兴楼一直没让家里为他偿还助学贷款,尽管两三万元家里还能支付,但家人的生活会很拮据.毕业时他想,如果项目不赚钱,五年内可以承受,虽然他在大学时曾在宿舍卖过零食,但他也明白,毕竟并没有真正的工作经验,需要时间历练.现在他想,期限是三年.“这个季节不适合卖车,”黄兴楼说,“希望在这个冬天把车修出来,明年春天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