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题“社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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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小个子的女人,说话语速极快,她精力极为充沛.“加班到十二点,刚把今天的工作做完,向她汇报,早晨五点,新的邮件又来了.”她的助理告诉《中国周刊》记者.

2012年之前,周惟彦被称为“李连杰背后的女人”,作为壹基金的执行执行主席,她是这个机构实际层面的老大.从全球公益慈善论坛到运用银行的流程规范管理一家基金会,四年间,在她的掌控下,壹基金成为行业标杆.

她曾经做过跨国公司中国区营销总监,当过拥有过329名员工的地产投资公司的董事兼CEO.29岁时,她丢下了公司,转身进入公益圈.

出身真正的商业公司,她与一开始就投身公益事业的人有所不同.

她天然地散发出一种说服力,据说,她曾在一个身患重病的企业家病床前,神奇地说服对方投身公益慈善,企业家的夫人甚至当场从手腕摘下贵重的手镯.

2012年,她放下壹基金,创办了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创新研究院,宣传推广“社会企业”这个新概念.

周惟彦和她的新选择成为公益圈大事件.人们纷纷猜测：也许“社会企业”会成为未来中国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好手段.而这个兼具商业头脑和慈善心的女人将如何展开她的新征程?

Q＝《中国周刊》

A ＝周惟彦

“社会企业”是什么

Q：2012年4月初,博鳌亚洲论坛特意为你开设分论坛,你向企业家介绍了“社会企业”这个概念.据说现在很多企业家很感兴趣?

A：对,前不久我去上海,就是帮助一家企业升级成为社会企业.故事很有趣,企业的创办人是一位母亲,孩子患有脑部疾病.若干年前,她曾经带着孩子去美国治疗.使用了一种测评系统,帮助患儿家长了解这项治疗有没有提高,需要更为关注哪方面.同时,这也是一位有宗教信仰的母亲.她想,我的孩子因此受益,可否用这个系统帮助更多中国人.于是,她把系统引入中国.如今,她的公司做了四年,共投入400－500万,基本盈利.但她的公益心很强,又陆续在上海的一些社区免费开课为家长搭建平台.

我见到她时,第一句话就问：你的公司已经具备了“社会企业”的特性.她完全听不懂,不知道.我解释说：“你想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并不是为了赚钱,这是社会企业家和一般商人的区别,你有非常强的社会责任感.”她非常兴奋：“我原来以为自己只是在做一个公司.”

Q：在中国,社会企业还是一个较新的概念,你能否通俗地阐释概念?

A：用市场化的手段实现公益目标和社会价值.

具体说,社会企业成立的初衷、目标和动机都是为了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和传统的公益机构不同,社会企业的运作成本不是来自捐赠,而来自通过商业手段的自我造血.

我去英国拜访布朗政府和一些专业机构时,我问英国人如何定义“社会企业”.西方的定义也不完全相同的,但大概的意思也是社会价值最大化存在的企业,要保证利润,要可持续性发展.

Q：2012年,你逐渐从壹基金淡出,开创社会企业创新研究院,背后的动因是什么?冲动的来源?

做壹基金这些年,逐渐发现这不是我真正喜欢的方法,太传统了.中国1000多个基金会都是捐钱,开慈善晚会,局限于钱与钱的关系.再或者在媒体上宣传“伤心的泪水,感人的故事”,逐渐公众都以为这就是“慈善”.

2008年,我开始反思,有没有一些新的方法来做公益慈善?为什么在中国做公益那么难?有没有方法让这个行业更快发展?那时,主要注意到这个行业里的人才特别匮乏,匮乏有制度问题、社会环境问题,主要问题是精英层,尤其是商业背景的精英层并没有身体力行去做.恰好那时我看到《365这种改变的方法世界》 这本书,接触到西方最新的社会型企业概念和案例.

汶川地震之后,我们在灾区尝试羌绣帮扶计划,我刻意把它做得很‘炫’,在香港开时装发布会,把产品送给克林顿、布莱尔夫人.

Q：“羌绣”可否被定义为一家社会企业?

A：的确.最初政府对这种形式很陌生,认为我们是福利企业,后来也说不太清楚,但还得继续做下去,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我们用了2-3年的时间和当地政府慢慢沟通.最重要的是不停地请他们看产品.最终,这家企业让超过一万的羌族妇女有了基本收入.

2009在壹基金时,我尝试和达能合作,设计开发一种营养包,利用当地的食材解决农村儿童贫血营养不良的问题.这些年,我在寻找一种能够更有效更持续开展公益的办法.现在看来,“社会企业”是最好的,可能当下人们看不懂,但未来我们回顾,这种尝试是对的.

重要的是如何让公众信服

Q：但是你也谈到在政策范畴下,社会企业的概念很模糊?

A：在壹基金,我学会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要等待规则,要先做起来再说.规则是自己定的.

做壹基金之前,很多人在质疑奉劝我们：壹基金这么草根的机构肯定不会长久,但现在呢?

壹基金已经成为行业标准.在中国做公益,民间要学会自下而上地做.我经常跟做公益的朋友聊：不要怕高调,怕高调引发攻击.因为你们不是为了一己之利,是为公众服务.

Q：李连杰曾直率地表达过公益组织和政府之间存在矛盾.这是否是你现在的困扰?

A：政府对民间机构又爱又恨.很多民间组织抱怨太多.其实不同的公益机构有不同定位.如果是平台型组织,和政府是合作关系,彼此提供资源；如果是执行性组织,那就找准方向,安心干,不需要和政府在宏观微观都要一致.如果是一个刚成立的草根就踏踏实实做事,因为最初几年你可能还用不上政府,这个阶段需要孵化器的帮助.政府没有太多精力帮助每一个草根或者初创NGO.

很多公益组织的负责人喜欢摆出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我非常不喜欢这个调子.你不能怨天尤人.好比你去追一个姑娘,追不上,大喊：我那么爱你,你为什么不爱我呢?这只是证明你没本事.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获得帮助,有些不可以?埋怨太多,只会将自己和政府对立,非常不利于整个公益行业和政府的对接.圈子里很多人喜欢批评政府,但我们更多应该自查：是否自己做到足够专业,让公众信服?

Q：做壹基金时,招行行长马蔚华、腾讯的马云,万科的王石都是你的座上宾,你接触过大量企业家群体,他们做公益的心态是什么?你如何向他们推广“社会企业”这个概念?他们最关心什么?

A：坦率说,在中国,我没有看到一个企业家是完全心灵和谐.大部分企业家很焦虑,处于信仰缺失阶段,都在追求心灵归宿,这是中国社会的问题.这也是他们做慈善公益的初衷.

谈到社会企业,企业家的态度很有趣,一种表态：公益是公益,商业是商业,别混一块.他们质疑我,因为有顾虑,怕外界说他们想戴“白手套”.一种人觉得概念很好玩,平时老捐钱,不放心；做基金会,水太深,不敢试,做一个企业,还有公益性质,挺好.第二类群体什么年龄段都有,从80后到60多岁的企业家,这是我最高兴的.

企业家群体最关心社会企业的游戏规则和模式.比如有没有税法减免?有没有成功案例?有没有书籍推荐?他们只有看到成功的前例,才敢尝试；而在选择尝试什么样的社会企业时,他们感兴趣教育、医疗、养生、环保等这也是普遍的社会问题.

Q：很多企业家抛下身家转行做公益,或者去做社会企业?这种转型难度在哪?

A：难度是改变他们的赚钱心理.他们懂营销、财务管理等做企业没问题,但要扭转最终的目的.我会奉劝：你做的这个企业不是为了上市,不是为了买豪华车,而是为了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实现你的梦想.一旦观念扭转过来,非常容易.

其实,与企业家相比,公益圈里的人转型做社会企业更难.我曾试过帮助一些公益组织的人,教他们学会市场化、销售、品牌管理、仓储到生产流程的控制,但非常非常不容易.长期做公益的人跟人谈钱会紧张,跟赞助商要钱,分寸感很差.有些人是一味被别人欺负,有些人则表现出冰清玉洁的态度,让赞助商很不舒服.虽然中国古话说：道要,术为其次,但在公益领域,真的是相反.

Q：据说,你自己也在尝试做社会企业?

A：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我大儿子十岁,小儿子一岁.在中国,我发现,很多父母其实不会做父母.孩子一出问题,骂社会环境、教育部、学校,但父母很少反思自己.整个社会对父母教育基本是空白.我有很多有钱的朋友,把0到3岁的孩子扔给保姆、父母,孩子的问题非常多,其实这就是父母的问题.两年内,我一直自己尝试在社区做一个家长互助中心.至今,我没有在中国发现一家纯公益的、以父母为教育对象的机构.

在中国,我也没有看到任何一家商业机构表现出对教育行业的长远的关注.教育已经被商品化,很可怕.家长成为提款机.美国有一档最受欢迎的儿童电视节目《芝麻街》,起初就是一个基金会出资赞助,但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美国儿童.中国有什么?难道是《喜洋洋与灰太狼》吗?我不认为这部动画片好.

我常常想,今天的教育如此,孩子这样,那中国的未来交给谁?难道以后不断出问题再不断解决?做一家教育类型的社会企业,是大公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