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平民文学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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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随着21世纪的来临,整个20世纪可谓尘埃落定.但是,所谓的当代文学史(按一般的看法,即1949年至今的文学)的书写依旧是横亘在文学史家面前的难题.带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价值观烙印的传统文学史观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曾经遭到以“重写文学史”为口号的新一代学者的清算和攻击.但如同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前者固然忽略或隔离了“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并影响了对文学作品价值的正确解读；而“80年代的新文学史观也并未做到‘真正’的全面,而造成了新的遮蔽.这种‘遮蔽’首先表现在不能全面评价‘左翼文学’,其次则表现在对待‘五四’文学传统之外的‘现代’文学形态上”（1）.

事实上,上述两种文学史范式不仅在对20史现象的解释上存在不足,在面对汹涌而来的20世纪末文学浪潮时同样缺乏解释的力度.20世纪末社会急遽变化带来的价值、文化的多元化取向在文学创作上体现无余,由于难以找到一个清晰的标准,对80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学史书写只能是退而求其次,往往以“新历史小说”、“新写实主义”、“晚生代小说”、“女性文学”、“新状态小说”、“新潮小说”、“后现代小说”等诸如此类的名词分别加以界说.但上述诸概念并不具备传统的思潮流派所具有的文学观念的统一性,甚至自身的内涵和外延都并不清晰统一,不同概念之间往往交叉纠缠,增加了分类辨析的难度.作为“重写文学史”口号的发起人及实践者,陈思和先生把这一时段的文学状态总称之为“无名”,即“文化思潮和观念只能反映时代的一部分主题,却不能达到一种共名的状态”的文化形态,对立于90年代之前每一时代都有相对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的(共名)状态（2）,这种归纳体现了对于当代文学深入的理解和宏观的把握,但是,“无名”意味着放弃了将复杂无序的现象逻辑化、清晰化的努力,而寻找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内在统一性或逻辑性依旧是文学史写作无法拒绝的诱惑.

上述的诱惑其实并不是偶然的.卡西尔曾经通过对神话、宗教、历史、语言等的符号学研究否认了以下传统的文化哲学假设：“人类文化的世界并不是杂乱纷离的事实之单纯集结.它试图把这些事实理解为一种体系,理解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等在这里事实被化为各种形式,而这些形式本身则被假定为具有一种内在的统一.”同样,在作为文化的具体样式之一的文学内部,我们寻找一个统一的范式的努力是理想化但可能无法实现的,或者如卡西尔所认为的那样：“人类文化的不同形式并不是靠它们本性上的统一性而是靠它们基本任务的一致性而结合在一起的.如果在人类文化中有一种平衡的话,那只能把它看成是一种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平衡；它是对立面斗争的结果.”（3）

因此,鉴于当代文学史复杂的现状,也许我们应该放弃以一种价值理念统摄全部文学史现象的理想化追求,代之以建立一个立体的三维坐标,以其来描绘文学史多维动态平衡的全景.

如果我们反观新文学的产生,可以看出,“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以及国门打开后传承自西方的“启蒙―现代性”诉求一直是晚清以来推动文学地位不断提升的两大动力(小说体裁的发展尤其能说明这一点,由于它最为有力地参与到民族国家振兴以及民众启蒙的重大任务中,因此现代以来得到最长足发展),而且由于中国现代以来复杂的国情,二者往往纠缠不清,难以区分,尽管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但从未有一方完全消失过.以当代文学为例,90年代以陈思和等为代表的学者对“”潜在写作现象的研究成果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新的坐标空间里,重视政治对文学的参与、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主流文学史研究模式,以及以“重写文学史”口号为旗帜,重续五四传统,以“启蒙―现代性”为核心价值的新范式可以视为当代文学史书写的两个维度.但是,这两个模式其实有内在的联系,如洪子诚所言：“对‘五四’的许多作家而言,新文学不是意味着包含多种可能性的开放格局,而是意味着对多种可能性中偏离或悖逆理想形态部分的挤压、剥夺,最终达到对最有价值的文学形态的确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50年代至70年代的政治文学时代,并不是‘五四’文学的背离和中断,而是它的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4）这里指出了“五四文学”与政治文学“独断”的共性(当然,如果细加辨析,启蒙的独断和政治的独断还是有所不同的),这种独断其实还基于40年始的政治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共享同一个创作主体：知识分子.当然,在前者那里,知识分子被进行了意识形态的重新塑造.

正是由于上述两个维度存在着创作主体以及“独断”思想方面的共性,以此构成的文学史范式在分析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当代文学时显示出丰富性和包容性方面的欠缺(前面已经叙及),因此,我们需要引进平民（5）参与、以平民精神和平民价值观为核心的新的评价维度.这其实是被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分子所遗忘的一翼.在上述三维坐标空间里,当代文学史可以得到很好的阐释,因为不同时代复杂的文学现象只是其在不同维度上延伸的综合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许可以将其视为一个统一的范式.当然,范式的建立需要严谨的理论界定以及实践检验,在此只是先提出一点设想；同时,鉴于三维坐标的前两维已经相对成熟,本文仅尝试着对“平民精神及平民价值观”这一维度做出解释.

二、

平民精神及平民价值观的新维度,简单地说,首先基于平民进入文学创作主体――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里曾经是知识分子(包括持自由价值立场的精英知识分子以及纳入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主流知识分子)的公共领域（6）；其次,由于平民打破了知识分子对文学的垄断,因此,使文学创作有可能打破批判、歌颂等价值取向的垄断格局,加入以平民的价值观以及平民精神为核心的异质因素；第三,这意味着当我们对当代文学史进行考察时,应该将具有上述异质因素的文学作品采用一种新的价值标准进行审视和分析.

历史地看,平民往往不具有文学创作所需要的复杂的知识储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平民佳作(如《水浒传》、《西游记》等),往往都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经过不断的加工打磨,最终还依赖于一些边缘化知识分子的最终修订.但由于战争以来国家内忧外患的严峻现实,平民文学失去了这样的产生机制.以梁启超“三界革命”为标志,知识分子全面接管了文学这一体裁,文学的工具作用被空前强化,成为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及民众改造的公共空间.尽管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新文学”开始了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但这种转变并不是为了方便平民的创作参与,而是为了便于平民的接受,属于是“广场”上的听众.尽管40年代解放区文艺强调“为工农兵服务”、“喜闻乐见”,也只是革命领导者希望通过通俗的文学向老百姓“输出”新生政权对新社会的一些构想.

作为一个例证,我们可以比照20年代周作人和鲁迅对平民文学的观念.重读周作人“五四”时期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认为文学应“以人的道德为本”,并提出“普遍真挚”的原则（7）,可以说,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对待文学的态度,论文体现出明显的现代知识分子价值立场；相较而言,鲁迅清醒地认识到平民之于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在1927年的一次演讲中,他并不看好眼下的文学,他认为新文学发展应经由怒吼时期、讴歌时期、赞美建设时期最终到平民文学时期.真正的文学根本不是服务于革命,而应是余裕的产物.这样的文学只能由将来“真正解放的平民”来完成（8）.

事实上,鲁迅对新文学发展至“赞美建设时期”的几个阶段的展望业已得到证实.平民文学的时代本应很快来临,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时代到来的步伐被大大耽搁了.但当历史进入到80年代,历史终于给予了平民与知识分子平等参与文学创作的契机.平民参与文学创作是从两个方向进行的,一是知识分子内部的价值思考和文学取向发生了变化,知识分子自觉向平民身份认同；二是从平民的内部产生出真正的平民作家.

第一类平民作家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文化大革命”,这是在中国历史上无法被忽视的十年.一方面,“”中大批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在真正的民间长期生活,作为“平民”的一员获得了长期的、并非肤浅的生活体验；另一方面,“”使年轻一代对所谓的“真理”、“崇高”、“理想”等概念发生了根本的怀疑,知识分子的道德优越感不复存在.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时代浪潮使知识分子地位很快再次被边缘化,如阿城所描述的：“1984年后,世俗间自为的余地渐渐出现,私人做生意就好像官场恢复科举,有能力的人当然要去试一试.写小说的人少了,正是自为的世俗空间开始出现,从世俗的角度看就是中国开始移向正常.”（9）这一现实和从“反右”到“”的历史记忆遥相呼应,其结果是,知识分子内部发生了分化,一部分理想主义者躲进书斋或学院,或承接“五四”以来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或从更为传统的儒家优秀知识分子那里汲取营养,形成了新“知识分子”群体；而另一批知识分子则对自身的传统形象完成了自我否定,他们放弃并走出书斋,作为大众发言,甘愿作为平民的一部分.莫言在一次访谈中说：“所谓的‘为老百姓的写作’其实不能算做‘民间写作’,还是一种准庙堂的写作.当作家站起来要用自己的作品为老百姓说话时,其实已经把自己放在了比老百姓高明的位置上.我认为真正的民间写作就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10）和莫言一样,刘震云也有类似的自觉的转变：“过去是我对这些事情的叙述,《故乡相处流传》是他们对事情的叙述,我是通过他们的叙述来叙述.他们的叙述话语同知识分子话语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民间的传说性.每一个人对历史、乡间人、乡间事件的叙述都加入了他们个人极大的创造等”（11）

从另一方面看,平民文学繁荣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全民文化素质普遍提高,以及由此产生的大量平民作家.对新时期平民知识分子群体形成有力支援的是国家的教育体制.经济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教育的普及,教育的普及让知识不再是少数人（阶层）的专利.除了一批年长的作家外,新的作家队伍是国民教育普及的结果.1977年冬及1978年夏,全国刚恢复高考之初,总报考人数达到1160万人,这里包括了被“”耽误的若干年间累积起来的高中毕业生.高考人数在1998年达320万,以后每年保持递增,至2006年全国参加高考的人数为952万.在恢复高考制度以后的20多年中,已经培养出1000多万普通高校本专科毕业生,这些人分布在各行各业,是新时期平民阶层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新一代作家脱颖而出的巨大基石,他们的平民身份已经并将越来越明显地改变文学由知识分子书写的格局,这一变化已经体现在较晚进入文坛的“晚生代”,以及年龄更小的七八十年代作家身上.

三、

当代文学研究一旦加入了“平民文学”这一新维度后,它的历史图景呈现出一些前所未见的“异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黄子平等学者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以“焦灼”或者说“悲凉”为美感特征,同时他们也指出：

在20世纪中国文学进展的各个阶段,人们不止一次地感觉到悲凉沉郁之中缺少一点什么,因而呼唤“野性”,呼唤“力”,呼唤“阳刚之美”或“男子汉风格”.这种呼唤总是因其含混和空泛,更因其与上述“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与艰难曲折千回万转的历史行程不相切合,而无法内在地由文学创作表现出来,往往变为表面化的外加的风格.（12）

在后革命时代来临之后,如果我们联系到上述鲁迅在1927年关于平民文学的设想,可以看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异质”,部分正是黄子平等所言20世纪中国文学中缺少的东西.同时,如果我们充分理解“真正的文学应该是余裕的产物”这句话,也许会意识到,上述的异质并非含混而空泛的,而是有内在的统一性,即真正的“平民精神”.平民文学放弃了在启蒙时代及革命时代的任务,而以娱乐趣味和抒发性情为宗旨,其主题就被最大限度地泛化或淡化,并服从于自由、平等、欢乐等平民精神.

自由平等本身也是启蒙知识分子话语的关 键 词 之一.但是,平民的平等自由与知识分子的平等自由依旧有很大的不同.后者往往着眼于精神或政治实现的层面,即思想议论的自由与民众政治权益的平等,这与知识分子自身的特性有关.在《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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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认为,平民精神的核心在于生存意识.原初平民的那种强旺的生命力以及欢乐精神正是在长期与恶劣的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生存伦理已经作为平民精神的核心深深嵌入了平民的集体无意识之中,成为第一伦理.因此,不同于知识分子明晰的价值判断体系,平民的自由平等欢乐没有固定的判断尺度：他可能体现为水浒英雄蔑视一切世俗伦理的生命狂欢与张扬,也可能体现为阿Q式的流浪汉本质以及“精神胜利法”中化不幸为一笑的弱者本能.契合了平民精神,我认为这其实正是上述两种类型人物都深入人心的深层原因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确立一个“平民精神”的理想维度时,应该意识到其理想性质：一方面,要剔除儒教千百年来对平民思想的遮蔽（14）,因为这正是体现了古代知识分子(“士”)话语对平民思想的侵蚀；另一方面,在当代尤其要注意到大众文化对平民思想的遮蔽,把以标准化、陈腐老套、保守主义等为特性的大众文化当做了平民文学.换言之,理想中的平民,应该是鲁迅所言的“真正解放的平民”,而不是马尔库塞所说的被技术和工业社会格式化了的“单向度的人”（15）.

因此,如果我们不想把文学史仅仅写成“知识分子眼中的”文学史,我们就有必要在研究的坐标里加上平民文学这一维.福柯就清楚地意识到知识分子与群众之间的潜在对立,在1972年3月4日与德勒兹的对话中他说：“知识分子发现,群众不需要他们来获取知识；群众完全清楚地掌握了知识,甚至比他们掌握得更好；而且群众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等知识分子本身是权力制度的一部分,那种关于知识分子是‘意识’和言论的代理人的观念也是这种制度的一部分.”（16）当代文学史在90年代想要建立一个明晰的评价体系时遇到了困难,其实正是因为,那些带着平民参与文学创作而体现出来的新的“异质”无法融入由知识分子建立起来的文学史体系.

事实上,我们认为,无论是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还是90年代末的“断裂”行动,本质上都与新兴的平民文学试图从知识分子那里争夺话语权有关.

四、

如韦勒克所言,文学艺术的本质在于“它们处理的都是一个虚构的世界、想象的世界”.而就作用而言,“忠实于它的本性是它基本的和主要的作用”（17）.从更宽泛的意义看,文学创作及阅读其实给处于城市文明中的平民作家及读者提供了一个类似广袤的乡村大地的自由空间,它是当代平民精神的栖居之所.如果我们从这一维度来考察80年始的当代文学现象,可以发现,世纪末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平民精神从自发到自觉、从理想化向现实转变的状态.

例如,七八十年代之交,汪曾祺的小说散文异军突起,打破了政治文学的坚冰.这些创作,表面看是士大夫式的情趣,其实是在士大夫式的自由狂狷的视角观照下,发现了被政治遮蔽的乡土大地上的民间欢乐传统,以此消解城市文明带来的压力和焦虑.嗣后林斤澜、冯骥才等人的小说创作都属于此类.

一些研究者已经指出了汪曾祺小说――寻根文学――新历史小说之间的关系,可以说,贯穿整个世纪末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潮流,是平民精神爆发的外在征象.这类创作立足于乡土大地,对农业文明的历史传统、对强韧生命力的缅怀、想象与歌颂,并以此拒斥城市文明.应该说,不论现代文明如何改变着平民的状态,大地与原野永远是平民的精神之源,中外皆然.因此,其总体特点是在天灾、战乱、饥馑中,突出生命强力或生命韧性.前者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系列、阎连科的“耙耧山系列”以及张炜、张承志、周涛等的散文小说创作中,后者如《狗日的粮食》、《丰乳肥臀》、《你是一条河》、《风景》、《温故一九四二》、《活着》、《许三观记》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生命的韧性或强力,往往又与“性爱/繁殖”意象联系在一起.

新历史小说所展示的平民精神是与此类小说的“传奇性”联系在一起的.传奇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相对封闭或者被推远了的遥远的回忆中的时空；但是,文学作品迟早必须面对城乡过渡的社会现实,这是所谓的新写实小说兴起的背景.新写实小说体现了新时期作家以“平民”为对象时,在启蒙主义和平民精神间摇摆不定的状态.因此,一方面,他们通过乐观的或游戏的态度,来缓解或消解生存的压力,通俗地说就是以苦为乐；另一方面,他们揭示了平民生活的“无梦”本质,但拒绝对此做出批判.

但从90年始,作家们逐渐摆脱了外在于“平民”的审视状态,自觉不自觉地开始了内在于平民的立场,同时,无论是王朔、苏童、叶兆言、朱文、韩东,以及嗣后的年轻作家,他们在更大意义上代表的是城市中的市民这一极.作家的市民化转变带来的变化是,平民生活本身不再是他们主要表现的对象(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如果我们意识到,文学的本质其实是想象,那么就能理解,从平民自身的立场出发,平民感兴趣的恰恰不是枯燥单调的平民生活本身,而是他们被城市文明所束缚的渴望.如弗洛伊德所认为的,文学是一种白日梦,是愿望的达成或者利比多的释放),通过对都市生活机械化外表下所隐藏的“躁动”意识的挖掘,抒发在秩序化的城市文明中的“异质”,以及对生活中不合理现象（如“”、僵硬机械的新兴城市生活等）从内容到形式层面的“解构”、“反讽”、“戏谑”、“戏拟”,展示平民生活独特的欢乐思维,成了作家们的两大写作方向.前者如王朔的“痞子文学”、苏童的“香椿街”系列、马原的“拉萨的小男人群像”系列、朱文的“小丁系列”以及韩东的小说创作等；后者则体现在王蒙80年代后期的《坚硬的稀粥》、《一嚏千娇》等系列小说,王小波的小说随笔,刘震云的“故乡”系列,王朔的“痞子”小说,韩东、于坚等人的诗歌创作,以及徐坤、叶兆言等人的部分小说中.

值得说明的是,“解构”、“反讽”、“戏谑”、“戏拟”一般被视为后现代主义思潮自80年代中期在中国兴起的标志和佐证,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缺少深厚的土壤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引入平民精神的维度,则可以较好地解决上述矛盾.例如,王朔等的小说与其说有“后现代”的因子,不如说是一种夹杂着“”式独断的市民立场.

由于平民精神的复苏,文学不再仅仅是一种审美情趣或者道德理想的载体,而且成为平民表达娱乐趣味的(游戏化的)场所――甚至,以前的文学传统和叙述方式在新的文学背景下被脱冕或反讽(如巴赫金所指出的,这是平民的主要修辞),因此,小说和诗歌在形式方面也体现出了一些新质,例如复调、狂欢、戏仿的结构及叙述方式,跨文体的文体尝试,反讽、戏谑、戏拟等修辞,民间俗言俚语在作品中的兴盛等,它们共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纪末文学作品的面貌.巴赫金指出：“每一新的文体无不包含某种对以往的文学风格做出反应的成分.它体现了潜在的论战和被掩饰的对因袭他人风格的否定,同时经常伴随着的滑稽模仿.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了他人语汇的领域里,散文艺术家不断前进并探索自己的道路.等一个语言集体中的任何成员所遇到的并非可供随意翻译和歪曲的不具有任何‘语言’色彩的语汇,而是载有他人声音的词汇.”（18）

当然,本文只是试图对平民精神这一新的文学史维度进行粗略的描述,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应该指出,纯粹的平民意识很难、也许永远不可能完全达成,在现实中它总要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这既包括了传统伦理、启蒙话语、主流话语的影响,也不乏当下商业文明、消费主义的种种痕迹.但我们认为,意识到在新时期主流话语、启蒙话语、平民话语三维共时并存的现实,并以它们为坐标共同构建起当代文学史的全景图,以综合的、互补的眼光去考察上世纪末的诸多文学现象及创作实绩,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辩证地理解世纪末复杂多元的文学现象（19）,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或预见文学作品在当前及未来的某些走向.

注释：

（1）参见温儒敏、李宪瑜等著：《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概要》中“两种文学史范式的冲突与现代性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161页.

（2）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前言》,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3）［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总结与结论”部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81~282页.

（4） 洪子诚：《关于五十―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

（5） “平民”,即普通民众,对应于贵族、,包括了城乡两个群体.由于中国的历史情况,其主体原先是乡村民众,随着当代城乡过渡的转型,城市中的普通民众――市民――已逐渐成为平民的主体.

（6） 知识分子在文学创作中的主体地位在很长时间几乎是一个天然的前提,即如陈思和先生所勾勒的“民间”、“庙堂”、“广场”三维文学图景,其实只是知识分子立场的不同,其中的“民间”也是指知识分子持民间立场,而非指平民持民间立场.这当然是承继“五四”文化精神,但从文学的角度看,把平体屏蔽在当代文学之外,会遮蔽许多东西.

（7） 参见周作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影印本）,胡适编选,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193~212页.

（8）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4月8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鲁迅选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38页.

（9） 阿城：《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页.

（10）莫言：《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

（11） 刘震云、周罡：《在虚拟与真实间沉思――刘震云访谈录》,《小说评论》2002年第3期.

（12）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13）杜维明著,郑文龙编：《杜维明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14）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提出的核心概念――“差序格局”,即是以中国儒家伦理社会为研究前提的,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7页.

（15） 参见[德]马尔库塞：《单向度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16） 福柯、德勒兹：《知识分子与权力》,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204~213页.

（17）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第30页.

（18） [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转引自《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5页.

（19）例如,在韩少功的从《爸爸爸》、《马桥词典》到《暗示》等一系列小说创作中,其实隐藏着平民话语与启蒙话语两条线索；再如,张承志和张炜的小说中充溢着平民小说特有的自由欢乐的精神,但理想主义的思维方式则是属于知识分子的,正是二者的分裂使他们的作品时见生硬之处；另外,“现实主义冲击波”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主流文学在新时期的回潮,它们同时也接受了启蒙话语或平民话语的影响.如此等等.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