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与反思:20世纪法国文学在新中国的译介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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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外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历程,在某种程度上真实反映并契合了新中国各历史阶段的文化运动和文艺思潮.法国文学尤其是法国现当代文学60年来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极具代表性地诠释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动态过程.从文化政策的调整和改变,从文学研究的引导和深入,从学术交流的互动和启发,从中法作家、译作者、出版者间的对话和合作,中国对20世纪法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体系在“互识、互证、互补”的多元文化场域中逐渐成熟,同时也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

关 键 词 ：20世纪法国文学；译介与接受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11)01－0035－10

在中国“翻译文学”读库中,法国文学作品占到重要一席.1898年小仲马的代表作《茶花女》由林纾和王寿昌合作翻译,在素隐书屋以《巴黎茶花女遗事》为名出版,从此拉开了法国(纯)文学在中国译介与接受的序幕.在短短的100多年里,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者在对中世纪到19世纪的法国文学进行系统遴选、译介、传播、研究的同时,也密切关注20世纪法国文学的动态和走向；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大了对法国现当代文学译介的广度和力度.

法国文学在中国的百年译介传播出现过三次：一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生期,带着“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欢喜和投契.这一时期中国作家和学者对法国文学的译介带着明显的时代印记,是思想和文学双重启蒙的自发选择,以对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的译介为代表,辅之以揭露西方社会现实的雨果的小说和罗曼罗兰的“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二是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期,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外国文学的译介和新文学运动进一步交融渗透.中国新文学积极借鉴法国文学,接受其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的理论和创作模式,站在本土化的立场上“为我所用”,这一“作家影响作家”、“流派催生流派”、翻译与创作“共生共荣”的文学现象在鲁迅、茅盾、巴金、李劫人、路翎、戴望舒、梁宗岱、李金发等名家身上体现尤为突出；三是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复兴期.随着思想和经济领域的解冻和改革开放,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和中国大陆本土文学再度复苏并蓬勃发展,这一时期以引进法国当代作品为主,翻译出版机制和文化交流形式开始朝多元并存的模式发展.前两个一浪接着一浪,而第三个的来临却经历了漫长的蛰伏和阵痛.

把视线缩短到建国后的60年,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历程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前半段是“当文学遇到政治”,后半段是“当文学从政治中走出来”.在文学“去政治化”的语境中,如何审视、翻译、接受、评价20世纪法国文学,就不再单单是一个语言文字转换生成层面上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全球化、多元化背景下异质文化碰撞和交融的问题.脱去政治的隐身衣,作为“一种文化传播和文化阐释”的翻译,它所要彰显的是其回归“文本”和“人本”的文化属性.

一、乍暖还寒：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的译介小

新中国成立伊始,世界的目光就聚焦在中国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上,西方进步知识分子(“同路人”)对“红色中国”满怀美好憧憬.中国在向一部分西方进步人士敞开了大门的同时,也在“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总方针指引下,把目光投向西方,有组织、有计划、有选择地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着眼经典作家及其代表作品.法国文学因此得到较为系统的译介,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伯雷到古典时期的莫里哀、拉辛、高乃依,从启蒙运动时期的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到19世纪的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梅里美、乔治桑、缪塞、福楼拜、莫泊桑、左拉,都有作品陆续译成中文.从某种程度上说,50年代的译介“以质取胜”而掀起的小是对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期的一个延续.但除了思想和文学两个选择之外,又多出一个政治考量,因此对法国19的译介聚焦在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左拉、莫泊桑身上,同时20世纪“行动着”的进步作家如罗曼罗兰、巴比塞、阿拉贡、艾吕雅等的主要作品也被大力引进.阿拉贡厚厚的四卷本《人》,就在这一时期译成中文,而对法国其他当代作家的译介就寥寥无几.

中国这一时期对法国文学的翻译选择,完全迎合了特定时代语境下的文化政策：以文艺思想为纲领,以延安文艺为导向,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在某种程度上,政治立场决定文学作品的存在与价值,译介的态度也随之冷热.譬如萨特,中国学者今天对他的盖棺定论是：“他在面对世界和人生存在时与传统思想有了重大区分,并对中国的20世纪后半期思想变革和个体生存话语关注有着重要的价值.就思想的锐度和广度而言,萨特确实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但在建国初期,作为“反动的”、“唯生存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萨特的思想和作品受到批判和排斥.而几年后,他又被视为“进步作家”受到中国邀请来华访问,原因是他在二战后公开表示亲共亲苏,并于1951年积极投身营救因以拒服兵役来反对法国政府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而身陷囹圄的法国人亨利马丁的运动.但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引起萨特的愤慨,他猛烈抨击法共和苏共,于是他在中国从“进步作家”再次沦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对萨特和法国存在主义的译介,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延续,集中发表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某些存在主义作品也作为内部资料被译介过来.这一时期对萨特和存在主义作家的译介并非为了宣扬某种学说或创作理念,其目的不过是竖“靶子”,做反面资料批判.荒诞派戏剧亦然.60年代初,法国荒诞派戏剧被介绍到中国.1962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程宜思的《法国先锋派戏剧剖视》,第一次向国人介绍荒诞派戏剧；同年11月,由董雨石翻译的尤内斯库的荒诞派戏剧《椅子》出版.而当时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戏剧的目的无非是批判荒诞,揭示资产阶级腐朽、荒诞的存在境遇,“通过先锋派戏剧这个窗口,看看在死胡同里打转转的法国资产阶级文艺思潮,今天的没落景观是什么样子.”而反观历史,这些批判资料实际上却为当时中国日渐一体化的知识界透露了一点新气息和接触西方现代思想、文学的些许契机.这既是法国当代文学在中国的遭遇,也是整个西方文化在中国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所遭遇的普遍命运.

二、断裂和冰封：六七十年代对法国文学的拒斥

1956年4月2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双百”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这个短暂的文艺之春带着躁动、自由、迫切和天真的美好,然而政治却是一个复杂冷峻得多的游戏,一边是文学期期艾艾的轻率交付,一边是政治“引蛇出洞”的沉着老辣.但疑虑并非没有,从1950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到1955年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文学领域的批 判运动此起彼伏就没有消停过.李健吾1956年9月15日发表的杂文《蛇与爱》借白娘子和许仙的爱情,极传神地借喻了当时很多知识分子欲迎还却的矛盾心理：“你(白娘子)的执著的爱是伟大的.你感动人.然而你是蛇.自古以来,人类害怕的蛇,这就是你的悲剧.你不怨许仙,你知道自己是蛇,偏又爱上了怕蛇的人.你怨天,你怨天给了你那么一颗火热的心,却在一个可怕的蛇的身子里面怨到怨不得的时候,你怨胆小的许仙,你怨胆小的人类,你怨狠心的法海,你怨天神不帮你而类,你怨一切,你怨自己.”而作为凡夫俗子的许仙：“怕和爱.又怕又爱.”李健吾继而感叹：“怕在这里其实就是爱.我说的是真正的怕,性命休矣的怕.”从50年代后期(以1957年“反右”运动为分水岭)开始,意识形态领域的左倾愈演愈烈,对外来文化的引进和接受均以无产阶级意识作为唯一评判标准,绝对服从于“反帝反修”的政治需要,对法国文学乃至外国文学的介绍引进因此失却了五四以来贯穿在文脉里的现代意识和主体精神,政治化的必然结果就是导致审美的单一化.在倡导苏联日丹诺夫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范式后,意识形态的审查更加铺天盖地,连之前得到肯定的法国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也很快受到了无情的清算和否定.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1966年后,对外来文学的排斥和否定更加彻底,法国文学只剩下《国际歌》的作者鲍狄埃和巴黎公社的诗歌可介绍了！“政治功利主义的尺度完全取代了现代文化意识的尺度,文学交流中的独立精神和主体意识也就丧失殆尽.”受到“兴无灭资”政治意识一统天下的接受模式影响,失去主体意识和独立精神的中国西方文学接受者面对流派纷呈、风格各异、张扬个体意识和独立精神的法国文学,不能不处在拒受两难的矛盾境地.翻译家、著作家、知识分子对外国作家、外国作品作出个人选择时,不能不受到意识形态的约束和钳制,常常会身不由己地听命于某种政治意识或政治实用主义,从而使自身实际上沦为了被选择、被操纵的文化棋子.接受者这一选择和被选择的两难处境很快被自身最根本的生存困境所替代,在“工农兵文艺”一统天下的局势下,中国知识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毋宁说是“大革文化命”)的一场浩劫.

三、解冻和复兴：新时期以来法国文学译介新

“”垮台、结束时,中国发现自己处在一片百废待兴的文学废墟之上,而新的政治空气带着改革开放黎明的许诺扑面而来.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再度改变,西方一改被妖魔化的阶级敌人的形象,再次以输出文化新思想的启蒙者的姿态步入中国.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再次掀起大规模译介西方思想文化的热潮.“现代派”给中国知识界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丰盈世界.“在80年代许多作家、读者的理解中,西方的‘现代派’是涵盖面宽泛的概念.自上世纪末到本世纪70年代的,包括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文学、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新小说派、垮掉的一代、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等名目的文学,都囊括在内.”尽管当时的西方早已经进入了后现代文学、甚至是后后现代文学的景观了.

面对西方文学重要输出国之一的法国,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者一方面系统地重印、重译,并补充新译了从文艺复兴到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另一方面大量引进法国20世纪当代作家的作品和文论,以弥补断裂所造成的时差和滞后.翻译界掀起了从文学思潮及流派出发有组织有系统地引进法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的热潮,以一批优秀的新老译者的涌现和几套影响深远的文丛为标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成了组织引领全国译介工作的枢纽.譬如柳鸣九,从1980年代起,他陆续主持编撰了“20世纪西方文艺思潮论丛”(七辑)、10种“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70种“法国20丛书”等三大文丛,“意在从理论思潮、作家作品研究与作品译介三个方面着手,扎扎实实为20研究提供系统资料,参与社会性的文化积累.”“F20文学丛书”迄今为止依然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一套法国当代作家文丛.丛书从1985年开始策划、遴选、翻译、编撰,共70种.这套丛书被列入国家“八五”重点规划项目,到1998年全部竣工,收入20世纪法国文学各种倾向、各种流派、各种艺术风格、有影响有特色的作品,绝大多数选题是新开拓的,少数在国内有过译介的选题也几乎都采用新的译本.每书必有译本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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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文学研究领域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一方面像《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当代外国文学》、《世界文学》、《译文》、《译林》、《跨文化对话》、《中国比较文学》、《外国文学动态》、《法国研究》等学术期刊,为外国文学的国别研究、比较研究、作家作品及其研究提供了交流和争鸣的平台；另一方面,剖析法国文艺思潮、梳理法国文学脉络、关注作家创作和文本生成领域的重要成果和最新研究也很快被译介引进,如商务印书馆的“我知道什么”丛书、三联与北大中法文化关系研究中心联合推出的“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法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等,法国重要的文学理论大家(巴士拉、热奈特、罗伯一格里耶、布朗肖、罗兰巴特、托多罗夫等)的著述均有译介.而天津人民出版社从2003年开始引进出版的“法国大学128丛书”则注重文学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和前沿性,推出了《诗学：文学形式通论》、《互文性研究》、《文本发生学》、《新小说新电影》、《杂闻与文学》、《小说：文学分析的现代方法与技巧》、《文学文本的精神分析：弗洛伊德影响下的文学批评解析导论》、《精神分析导论》、《小说》、《比较文学》、《超现实主义》等,开阔了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在方法论层面上有效地启发了中国的20世纪法国文学研究.与此同时,国内法国文学研究专家的一些重要的文学史论也陆续出版,形成了一种学术上的对话和共鸣,如柳鸣九和吴岳添主编的《法国当代文学广角文丛》,柳鸣九的《法国20史观》,陈振尧的《法国文学史》,高老放的《超现实主义导论》,郑克鲁的《现代法国小说史》、《法国诗歌史》,张容的《法国新小说派》,江伙生、肖德厚的《法国小说论》, 张泽乾等的《20世纪法国文学史》,吴岳添的《法国文学流派的变迁》,史忠义的《20世纪法国小说诗学》,罗国祥的《二十世纪西方小说美学》,钱林森的《法国作家与中国》,许钧、宋学智的《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袁筱一的《文字传奇：法国现代经典作家与作品》等.专注某一作家研究的著作有李健吾的《福楼拜评传》、《司汤达研究》,郭宏安的《波德莱尔诗论及其他》,涂卫群的《普鲁斯特评传》、《从普鲁斯特出发》,张容的《加缪的精神世界》,张唯嘉的《罗伯－格里耶新小说研究》,李凤亮的《对话的灵光：米兰昆德拉研究资料辑要》和《诗思史：冲突融合――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等.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译介外国文学的最大特色是翻译与创作的共同繁荣(当时很多译者同时也是作家),那么新时期就是翻译与研究的共同繁荣(现在很多译者同时也是学者),如郭宏安之于波德莱尔和加缪、王道乾之于杜拉斯、周克希之于普鲁斯特、马振骋之于圣艾克絮佩里、许钧之于勒克莱齐奥、袁筱一之于昆德拉和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等新时期以来,尽管翻译工作者的自我定位大多在译介研究领域,很少投身纯粹的文学创作实践,但是“翻译文学”依然在很长一段时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本土的文学创作.从朦胧诗到“断裂”,从“寻根文学”到先锋派,从“伤痕文学”到新写实小说,中国当代作家的每一次蜕变和突围都带着“西学东渐”被挑选、接受、吸纳并最终转化的外来基因.在摈弃了革命文学的宏大叙事之后,文学先在内容层面回归到生活和人的生命本体(现实),进而在形式层面回归文学的艺术审美追求.文本意识和人本意识的双重觉醒,很快就让中国作家在面对个人、荒诞、孤独、焦虑、(去)政治、虚无化等后工业时代典型文化图景时,和外国作家产生共鸣和默契；中国当代文学也在他山之石的打磨下玉成了自己的风格和话语模式,成了世界文学网络中交织缠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四、繁荣之忧思：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国当代文学译介

新时期以来,法国文学译介一度呈现花团锦簇的繁荣景象,除有译介法国文学传统的商务印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漓江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外,近年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南京大学出版社等教育研究型出版社也纷纷介入到法国文学的译介领域,推出一批选题各有侧重、风格自成一体的法国当代文学书系.“书探”和“版代”(国内更多称丛书“策划”,90年代以后成立的某些文化传播公司实际上也在经营外国图书的版权代理业务)作为1992年lO月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组织后发展起来的新行业,在帮助出版社做图书引进“选题”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桥梁作用,如胡小跃策划的海天出版社的“海天译丛”、陈侗策划的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午夜文丛”、吴雅凌策划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巴黎丛书”等.新时期很多法国文学的译者同时也是该领域的研究者,因此译者的主体性得到新的彰显,翻译与研究互为促进,译者介入图书选题、通过译序或译后记对作品进行分析引导读者的审美取向,甚至参与或负责丛书的主编工作,如柳鸣九主编《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作品选集》、郭宏安等主编《新人间喜剧书系》、吴岳添编选《法朗士精选集》、沈志明编选《萨特精选集》、谭立德编选《柯莱特精选集》、许钧主编《杜拉斯文集》、钱林森主编《“走近中国”文化译丛》、黄荭主编《圣艾克絮佩里作品全集》等.但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们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法国文学在中国的文化版图上日益萎缩,在商业狂欢和消费主义极度膨胀的现实语境下,全球的写作和阅读经由网络和影视都在经历大众化和娱乐化的全面腐蚀.据刊登在《中国图书商报》上的一项调查显示：2003年全国图书出版选题计划报当年引进版图书选题共6287种,其中美国图书占76.3％,英国图书占6.2％,德国图书占3.1％,俄国图书占2.2％,连韩国图书也占了1.3％,而法国图书只包括在“剩下”的1.2％中.而根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的统计,1919年“五四”之前,我国共出版外国图书2567种,其中法国图书为331种,占12.9％.为何前后反差如此之大可否得出结论：法国(包括文学类)图书和法国电影一样,因其艺术、先锋、小众在中国的译介进入了盛极而衰的低迷期

1992年10月是一个转折,中国正式成为国际版权公约组织成员,这原本标志着我国出版业和国际接轨的一大进步,但对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许多出版社来说无疑是一记重锤.此前中国对外国图书一直奉行“拿来主义”,但凡新的好的就拿来翻译出版,根本没有申请版权支付版税之说.等出版管理部门开始实行比较严格的版权登记制度后,很多出版社都采取了观望甚至抵触的态度,因为联系版权手续繁琐,支付版税还所费不菲！况且当时国内图书市场已趋饱和,后读者排队争购人文社外国文学作品的文化饥渴已被之后大量引进的图书所冲淡.因此,外国当代图书的出版一度陷入停滞,以出版译文见长的出版社纷纷把手伸向已进入公共版权领域的外文图书,尤其是外国文学名著这块“免费的面包”,一时间名著复译泛滥成灾,甚至出现了抄袭拼凑译文的恶劣现象.

版权风波过后,各大出版社逐渐接受了版权贸易的市场规则,上海译文出版社率先引进版权出版了“法国当代文学丛书”,译林出版社紧随其后推出“法国当代文学名著丛书”,湖南美术出版社推出“实验艺术丛书”,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午夜文丛”,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法国最新获奖小说”,河南人民出版社推出“法国侦探小说局奖译丛”,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法兰西书库”,花城出版社推出“当代名家小说译丛”等法国当代文学在中国再度掀起译介热潮,围绕诺贝尔奖、龚古尔奖、费米娜奖、勒诺多奖等重要文学奖项,多家出版社还出现过版权争夺战.法国政府为了提升法兰西语言和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对法国当代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也给予扶持,比如为译者提供法国国家图书中心的“奖译金”,为出版社提供出版资助,尤其是“傅雷计划”的启动为法国当代作品在中国的引进翻译出版提供了便利,更从2009年开始设立了“傅雷翻译出版奖”.但法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新小说之后(新小说难辞其咎,因为其颠覆了传统小说的格局,而中国普通读者的审美取向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停留在19世纪现实主义的写实和浪漫主义的抒情上),除了杜拉斯、昆德拉等几个特例,多数法国当代作家在中国几乎没有市场.法国许多超级畅销书进入我国都反映平平,远远不如美英和日韩的畅销书来势汹涌.

紧随“译什么”问题而来的,是“谁来译”.反观历史,法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向来以质取胜,引领译界,傅雷、李健吾、王道乾、许渊冲、罗新璋、郭宏安、许钧、周克希等成功译作都已作为经典而进入“翻译文学”的范畴.目前,中国不缺少一支富有活力的出色的法文翻译队伍,但是老一辈翻译家大多不适宜再从事计日程功的翻译工作,优秀的中青年译者几乎都有本职工作,而在研究机构和高校,翻译不算科研和教学成果,出版社给译者的稿酬又没有与时俱进,造成很多译者没法继续或者从此断了从事文学翻译的念想,仍在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好译者多数是源自对文学本身单纯的热爱.尽管1891年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中就已经倡导成立翻译书院,并指出翻译质量标准问题的重要性,但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还是十年如一日地以“量”计(60－80元／千字)而不以“质”酬.沈志远在1951年“第一届翻译工作会议”中指出的“翻译工作中的散漫、零乱、自流的现象”到今天依然存在,而他所倡导的“要实现翻译工作的计划化,就必须制定一个适合国家需要的全国性的翻译计划”和“翻译制度化”,到今天依然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有些出版社校审制度不严谨也是很大的问题,更有甚者,有些出版法语文学作品的出版社竟然没有懂法语的编辑和审校人员.1954年茅盾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就已经提出要“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文学翻译工作”,建议让全国文学翻译工作者共同拟定统一的翻译计划,“由出版社和杂志社根据现有的力量和可能发掘的力量,分别依照需要的缓急、人力的情况和译者的专长、素养和志愿,有步骤地组织翻译、校订和编审出版工作.”但随着计划经济被市场经济淘汰并取代之后,翻译工作的分散、自流、浮躁之风再起,译者与译者之间、出版社与出版社之间各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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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试想一下,如果翻译出版市场法国文学翻译无以为继,如果没有保质保量的法国当代文学适时有序地补充到中国知识界的阅读视野中,法国文学研究又将何去何从用唇亡齿寒来譬喻翻译和研究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依存关系既形象又贴切.如果学术界重研究轻翻译的风气不及时扭转,如果出版界不改变翻译工作强度大、报酬低的现状,那么别说法国当代文学佳作的翻译质量得不到保障,恐怕好译者很快都要成为濒临灭绝的物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