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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怀古迹（其三）》是杜甫大历元年（766年）寓居夔州时所作,后人对这首诗评价很高,如清沈德潜说：“咏昭君诗,此为绝唱,馀皆平平.”[1]据鲁歌、戴其芳等人统计,古今歌咏昭君的同题诗大约有770首.[2]在如此多的作品中,杜甫这首真的堪称绝唱吗?
初读《咏怀古迹（其三）》,颇为怀疑沈德潜的眼光.因为与中唐张仲素、白居易以及宋代王安石等人的咏昭君诗相比,杜甫这首诗或有不及之处.
首先,在和亲观上,杜甫的见识似乎不及中唐张仲素高远和新颖.杜甫是明确反对和亲的,这可从诗句“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中看出来,也可从他乾元二年所作的《即事》一诗中得到印证,其诗曰：“闻道花门破,和亲事却非.人怜汉公主,生得渡河归等”而张仲素却说：“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王昭君》）兵器铸成农具,边塞安宁,汉匈双方的农牧业出现一片繁荣景象,这正是昭君和亲所成就的功绩.若以历史的眼光看,张仲素的和亲观无疑比杜甫进步.当然,这是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看问题,如果站在女性立场上,杜甫的看法也不能算错.
其次,在昭君悲剧根源上,杜甫认为责任在画师毛延寿身上,这可从诗句“画图省识春风面”中看出来,而白居易、王安石等人的看法要比杜甫高出一筹.白居易认为：“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昭君怨》）可谓一针见血.王安石的观点却是：“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明妃曲》其一）又说：“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明妃曲》其二）从王安石的立身行事看,这些话未必出自他的本心,只不过王安石作诗喜欢翻案,标新立异,所以这首诗得这么写.王安石的创作无疑是成功的,因为不仅当时引来一批名人纷纷赓和,而且后人一读到杜甫《咏怀古迹（其三）》,就会想起王安石的这首诗.但王安石也因此诗招致了别人的非难,正如清贺裳所说：“王介甫《明妃曲》二篇,诗犹可观,然意在翻案等其后篇益甚,故遭人弹射不已.”[3]据说南宋初就有朝臣范冲向宋高宗告状说：“臣尝于言语文字之间得安石之心等安石为《明妃曲》,则曰：‘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然则刘豫不是罪过,汉恩浅而虏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谓坏天下人心术.”[4]
当时参与赓和的有欧阳修、刘敞、梅尧臣、曾巩、司马光等名人,可能他们都觉得王安石的观点不合时宜,所以虽然是和诗,并没有顺着王安石的话往下说,如欧阳修说：“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明妃曲和王介甫》）这原是老生常谈,不足为奇,难怪清弘历说它“犹落第二乘”（《御选唐宋诗醇》卷十七）.司马光说：“君不见白头萧太傅,被谗仰药更无疑.”“妾身生死知不归,妾意终期寤人主.”（《和王介甫明妃曲》）意思是说,即使受屈含冤,也不要怨恨,只是希望“人主”能早日醒悟.这与欧阳修同调,皆不失人臣身份.
再读杜甫《咏怀古迹（其三）》,觉得这首诗尽管在某一两点上似乎不及张仲素、白居易、王安石的咏昭君诗,但此诗蕴含着老杜忠君恋阙的思想,有其独到之处,所以沈德潜的评价虽然有些过,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关于杜甫的忠君恋阙思想,苏轼说：“古今诗人众矣,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5]具体到《咏怀古迹（其三）》,其忠君恋阙思想主要表现在颈联：“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夜月魂.”虽然昭君负屈远嫁匈奴,但她的心一直没有离开汉廷.虽然生时不能归汉,但死后魂魄犹自月夜归来,这是何等感人的忠君情怀.据《琴操》记载：“昭君有子曰世违,单于死,世违继立.凡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问世违：‘汝为汉也,为胡也?’世违曰：‘欲为胡耳.’昭君乃吞药.”[6]又据《汉书·匈奴传》载,汉成帝即位后,昭君曾上表求归,不许,死于匈奴.这表明,昭君之死不仅缘于眷恋故土,也是其心中固守汉文化之故.清朱鹤龄说：“画图之面,本非真容,不曰不识,而曰省识,盖婉词.月夜魂归,明其终始不忘汉宫也.”[7]这正是杜甫《咏怀古迹（其三）》的精神所在,所以无论后来的咏昭君诗如何翻新,皆难以达到杜甫这首诗的高度.因为在儒家文化中,忠君爱国比什么思想都厚重.
三读《咏怀古迹（其三）》后,笔者发现,这首诗之所以被沈德潜评为绝唱,不仅因为诗中蕴含着杜甫忠君恋阙的儒家情怀,而且其艺术表现力也为其他同题诗所不能及.
首先,张仲素、白居易、王安石等人诗歌的艺术表现力皆不及《咏怀古迹（其三）》.张仲素的《王昭君》虽然思想超前,但其语言表达有些直露,诗味不浓,终究不能和杜甫的《咏怀古迹（其三）》相提并论.此外,张仲素的《王昭君》未见于蘅塘居士《唐诗三百首》、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等历代唐诗选本,说明它的确算不上佳作.欧阳修、司马光的诗都是唱和之作,意在友情往来和思想交流,不在诗歌创作本身,与杜诗没有太多的可比性.王安石写的是古风体,杜甫写的是七律,艺术上并不好比较,只是由于翻案出奇,代表宋诗的创新开拓精神,所以在古今众多咏昭君诗中脱颖而出.相对来说,能够与杜甫《咏怀古迹（其三）》相比的,是白居易的《昭君怨》,内容如下：
明妃风貌最娉婷,合在椒房应四星.
只得当年备宫掖,何曾专夜奉帏屏.
见疏从道迷图画,知屈那教配虏庭.
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
咏史诗贵在有寄托,而白居易这首诗写得太实太拘,结构上未能做到开阖有度,而且通篇议论,缺乏形象性,除了最后一联警醒照人,前三联皆无可取之处.
其次,杜甫《咏怀古迹（其三）》,在艺术性上有两点值得一提.第一,此诗首联构思独具匠心,“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诗人以气势雄伟的山川衬托昭君的美丽与非凡.清吴瞻泰说：“发端突兀,是七律中第一等起句.谓山水逶迤,钟灵毓秀,始产一明妃.说得窈窕红颜,惊天动地.”[8]在杜甫之前,鲍照、庾信、沈约、上官仪、沈佺期、卢照邻、骆宾王、李白等大诗人皆写过咏昭君的诗,但没有一首诗把昭君写得如此高大如此郑重.这既是诗人感情表达的需要,更是诗歌构思创新的需要.这一创意使得古今众多咏昭君诗顿然失色.第二,《咏怀古迹（其三）》以个人遭遇观照吟咏对象,借写昭君以抒发个人胸臆,咏史而不拘泥于史实,不失咏史诗的本色.明王嗣奭《杜臆》说：“昭有国色,而入宫见妒；公亦国士,而入朝见嫉,正相似也.悲昭君以自悲也.”[9]杜甫一生在朝为官的时间并不长,所谓“入朝见妒”,应指杜甫因上疏救房琯而被肃宗贬出朝廷这件事.正因为诗人与昭君有共同的身世之感,所以这首诗才写得格外深沉感人.
最后,用七言律诗咏昭君,也是这首诗的独到之处.杜甫前后的诗人,虽然咏昭君诗很多,但用七律创作的毕竟是少数.除了诗史发展自身的原因,如七律成熟期较晚,也与七律对仗要求严、不易把握的特点有关.胡应麟说：“七言律字句繁靡,纵才具宏者,推敲难合.”[10]从《咏怀古迹》咏庾信、宋玉、刘备、诸葛亮等七律组诗看,杜甫用七律咏昭君,本身就含有对昭君的珍惜以及同病相怜之感.
总之,虽然后人咏昭君诗在某一两点上可能超越了杜甫《咏怀古迹（其三）》,但从总体上看,无论是思想高度、情感深度,还是艺术厚度,张仲素等人的咏昭君诗皆未能超越杜甫《咏怀古迹（其三）》.因此,沈德潜评杜甫《咏怀古迹（其三）》为绝唱,是很有见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