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题《劝学篇》意涵见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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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渝吉和张之洞,一位是日本平民知识分子,一位是位极人臣的清廷大官.19世纪后叶,两人不约而同地写下了同题著作：《劝学篇》.

单看书名,就能体认其极具功利性.既然如此,自然产生一些问题,诸如：“劝”的是谁?“学”哪些东西?为何要“学”?福泽渝吉自称：他的《劝学篇》“本来是以提供民众读本和小学课本为目的而写的”,据说,当时日本国民160人中就有一人读过此书.而张之洞的《劝学篇》初版只印了300册,专差送往北京,除进呈皇上外,部分送给了京中大臣,民间几无影响.

史书素有定论,说福泽渝吉的《劝学篇》“代表了明治时期维新思想的主流”.此言不虚.因为此书至少包含了以下四方面的内容：一、提倡实学.把早已在日本浸淫的儒学斥为“华而不实的文学”,四书五经“不切实际”,劝国民学物理、历史、经济、地理及修身.二、提倡民权.呼吁废除幕藩体制下的等级制度,主张四民平等、男女平等.三、提倡“国民的文明精神”.他认为,物器发达只是文明的外表,普遍存在于国民中的“一种极其伟大而又重要的东西”乃是“人民的文明精神”,倘无这种精神,“哪里谈得到在文明上和外国竞争呢?”四、提倡国家独立.他既抨击中国式的妄自尊大的排外行为,又自省国人妄自菲薄的卑微心理,主张要“懂得国家的本分”.――这些内容直斥那个年代日本的沉疴顽疾,彰显出福泽渝吉强烈的变法思想.

要说“变法”,张之洞的洋务运动和“中体西用”理论多少抹上了变法的色彩,他自诩：《劝学篇》就是为了申明自己与康有为变法思想的区别.按理说,同题《劝学篇》都是旨在促进维新,可内蕴的变法思想却大相异趣,堪称“同轨殊途”.不是吗?张之洞力倡的“宗经”、固守的“三纲五常”和“中体西用”,正是福泽渝吉批判的迂腐谬论,而福泽渝吉力主的“平等”“民权”“独立”“文明”之论,又是张之洞批判的异端邪说.张之洞完全是站在皇帝的立场上,从维护皇权的视角来实施“变法”,即：想通过变法,用金钱购买西方先进的物器,打造“文明的外表”,而把长期奴役国民的纲常礼教和专制政体更完美地保留下来,拿鲁迅的话说,这是一种“打补丁”式的变法,不足取矣!

同题写下《劝学篇》,意涵却是如此高下,这与两人的视野不无关系.福泽渝吉曾在19世纪70年代三度出洋考察,对欧美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社会生活等都有全面的实地了解,进而对自己那个“半开化的国家”有着深刻的反思,加上他立志“在远东建立一个新文明国家”的雄心大志,所“劝”有诚意,所“学”有目标,《劝学篇》一时洛阳纸贵也是必然的.而张之洞呢,不出国门,视域狭窄,仅浅识西方的皮相,便侈谈变法维新,岂能不归于末路?

反观历史切忌以现今眼光权衡且妄定轩轾.今天我们当不能机械地视张之洞为“反面人物”,他上呈《劝学篇》,保卫而不是改造原有的社会和传统,力图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还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表现.但它与福泽渝吉那种“致力于除旧布新、改造原有的社会运行机制、从困境中挽救国家”的爱国主义相比,似乎完全不在同一个精神层面上.后者更值得赞誉和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