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的工程伦理思想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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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程伦理思想是《管子》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工匠职业伦理上的“诚工”“毋作淫巧”等职业规范,职业伦理教育上的“四民分业而教”的教育模式,工程管理上的“以人为本”的伦理价值取向,以及工程与环境关系上的“人与天调”的工程伦理观.这种古代的工程伦理思想,在今天仍有重要价值.它不仅从理论上对我们立土文化、构建中国特色的工程伦理学有很大启示,而且对我们在实践中开展多种形式的工程伦理教育,正确处理工程与环境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的“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 键 词:诚工;毋作淫巧;分业而教;以人为本;人与天调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1254(2014)02-0005-06

CommentaryontheThoughtsofEngineeringEthicsinGuanZi

DAILiang

(TeachingDepartmentof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Theory,AnhuiUniversityofScience

andTechnology,Huainan232001,Anhui,China)

Abstract:EngineeringethicsisanimportantpartoftheethicalthoughtinGuanZi.Itmainlyincludestheprofessionalnormsof“tobehonestcraftan,”but“nottobewickedcraftanship”inthecraften’sprofessionalethics,“toteachthe‘four’peopleaccordingtotheirdifferentvocations”ontheeducationalmodeloftheprofessionalethics,“human-oriented”ethicalvaluesintheengineeringmanagement,andtheengineeringethicsviewof“coordinationbetweenpeopleandtheenvironment”ontherelationshipbetweenengineeringandtheenvironment.Today,therearestillimportantvaluesaboutthisancientthoughtofengineeringethics.ItnotonlytheoreticallyhasgreatrevelationforusonbuildingengineeringethicsofChinesecharacteristicswhicharebasedonthelocalculture,butalsohasimportantguidingsignificanceforusinpracticetocarryoutallkindsofengineeringethicseducationandtoconstructthesociali“BeautifulChina”byhandlingtherelationshipbetweenengineeringandtheenvironmentcorrectly.

Keywords:honestcraftan;nottobewickedcraftanship;toteachpeopleaccordingtotheirdifferentvocations;human-orientation;coordinationbetweenpeopleandtheenvironment


《管子》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主要记载了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及其学派的言行事迹.有学者认为,“《管子》乃是古代统治者经纬国家、治理人民的大经大法之集成,是以管仲为代表的谋略家治国实践经验的全面总结,是一部经邦治国的百科全书”[1].《管子》一书不仅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哲学等方面的内容,也包含丰富的伦理思想,如它认为礼、义、廉、耻乃“国之四维”等,因而一直受到伦理学界的高度重视,但尚未有人从工程伦理的视角来研究《管子》.《管子》包容了道、法、名等各家学说,其内容比较庞杂,缺乏学理的一贯性,系统地挖掘和研究《管子》的工程伦理思想,对我们全面了解和把握古代工匠职业伦理思想和环境伦理思想发展的脉络有重要意义,有益于进一步推动中国当代工程伦理建设的发展.

一、“诚工”“毋作淫巧”的工程职业伦理规范

工匠是古代社会工程实践的主要承担者,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秩序而规范、约束工匠的技术行为,从而形成一定的伦理规范,这在《管子》一书中已有记载.

(一)“诚工”“良工”

“诚”是先秦伦理学的重要概念,《管子》赋予“诚”以工程伦理意蕴.《管子乘马》云:“是故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也就是说,士、农、工、商四民都要做到诚信,要以“诚”作为职业道德规范,忠于职守,热爱职业.无论在中国文化中,还是在西方文化中,诚信都是一种美德,它是保证人际交往和社会生活正常运行的一项基本道德规范.“诚”既可以被看做工匠的个人伦理,也可被认为是社会对工匠的职业伦理要求.美国著名工程伦理学家查尔斯E哈里斯曾指出:职业伦理是职业人员将自己视为职业人员而在其从事职业的范围内所采纳的一套标准,而个人伦理是个人在早期的家庭或宗教训练中以及后来通过反思的方式获得的伦理承诺[2].这两种类型的伦理之间的关系复杂,通常是交叉的.对于工匠而言,《管子》的态度非常明确,即工匠必须是“诚工”,否则“不得食于工”.由此可见,《管子》把“诚工”看成了工匠最基本的职业道德规范.这种“诚工”的职业伦理规范在强化工匠的道德责任、造就巨匠高师、提高器物质量以及发展社会经济中都发挥着积极作用.美国全国职业工程师协会(NSPE)的伦理准则也明确规定:工程师必须是客观和诚实的,不能从事欺骗[3].工程实践也进一步证明:“诚工”是确保工程质量并实现工程为民造福的根本.许多工程灾难的发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程建设中的偷工减料、弄虚作假.在《管子》一书中,工匠粗制滥造、弄虚作假或不忠于职守,就将被驱逐出工匠群体,“不得食于工”.这对于保障工程活动的正常运行,维护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祉,协调工匠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等都具有重要意义.《管子》在“诚工”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良工”这一职业伦理规范.《管子五辅》曰:“古之良工,不劳其智巧以为玩好.是故无用之物,守法者不生.”古代的能工巧匠是不会以自己高超的手艺、技法去制造无实际用途的玩物的.技艺精湛,不仅是工匠谋生的必要条件,也是对工匠伦理责任的基本要求.美国工程伦理学家戴维斯(MichaelDis)曾指出:工程职业规范既有“技术标准”,又有“伦理标准”,“伦理标准”直接规定了工程师的何种行为是合乎道德的,而“技术标准”也具有伦理意义[4].合伦理的行动,也必然要求遵守技术规范.“良工”既是技术规范,也是伦理规范.工匠不仅要有高超的手艺和专业技能等工具理性,而且要具备关涉伦理素养和道德水准的价值理性.历代工程实践证明,工匠如果在价值理性上出现严重失误,则其工具理性越强,其对社会的危害性就越大.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良工”和“诚工”在职业伦理规范上的要求是一致的.

“诚工”“良工”不仅是适用于工匠的职业伦理规范,更是对工程管理者的伦理诉求.《管子度地》曰:“置水官,令习水者为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长、官佐各财足.乃取水官左右各一人,使为都匠水工.”国家委派“习水者”为水官,负责管理水利工程.毋庸置疑,这些“习水者”必须有丰富的治水经验和高超的治水技术.同时,不仅“非诚工不得食于工”,而且“非信士不得立于朝”(《管子乘马》),即作为“士”的水官要诚信.水官不仅要组织和监督水利工程,保证工程竣工时各种质量符合要求,还要对工程进行日常养护和管理,以保证工程能够在合理的时段内安全使用,即“合理关照”工程后果.因此,水官必须德才兼备,否则难以堪当治水重任.

在工程事故频发的今天,继承《管子》“诚工”“良工”的工程伦理规范,发扬古代工匠诚实劳动、钻研技艺、认真负责的优秀道德品格,对于规避工程活动中的弄虚作假、偷工减料、粗制滥造、不负责任等不道德行为,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毋作淫巧”

“淫巧”一词初见于《尚书泰誓下》:“郊社不修,宗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这是在批评商纣王不祭祀天地、宗庙而过度运用技巧去作乐的荒淫行为.《管子五辅》曰:“毋听淫辞,毋作淫巧.若有淫行邪性,树为淫辞,作为淫巧,以上诌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国动众,以害民务者,其刑死流.”《管子形势》又说:“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术,非驭也;奚仲之巧,非斫削也.”以工匠为代表的工程活动主体不得有“奢伪怪好”的技术活动和生产“过制之巧”的产品.《管子》认为,衡量一个工匠的技术价值,不是看他技艺多么高超,而是看他能否利用这种技术带来有益的社会价值.如果技术的使用不能为社会带来实际的用途,只能被视为“淫巧”,不仅不应提倡,而且要严加禁止.这种工匠“毋作淫巧”的规范,虽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在当时是合理的――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境况下,工程活动的重点只能是围绕解决温饱、生存、安全等基本生活需要而展开.“毋作淫巧”不仅发挥了技术规范的作用,而且也是对工匠职业行为的伦理规约.作为工匠有责任考虑国计民生,制造经世致用的器物.

“诚工”“良工”“毋作淫巧”等规范,对工匠的职业行为起着有效的伦理调控作用.“诚工”“良工”要求工匠积极作为,“毋作淫巧”则规约工匠实际上的“不作为”,有利于解决工匠群体与公众、社会之间的矛盾.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传统工匠的社会角色逐渐转变为工程师、工人等,这些伦理规范对工程师等伦理责任的确立有一定的启发.

二、“分业而教”的工程伦理教育模式

《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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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9;主张将社会成员按照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划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社会集团.《管子小匡》载:“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这四大职业集团对国家来说,缺一不可,都是国家的柱石.《管子》进一步主张“四民分业而居”,以便形成各安其“职”的职业环境.为此,统治者将士、工、商居住的“国”分为三部二十一乡,将农居住的“鄙”分为五属(《管子小匡》).四民分业而居的政策,除了行政、经济管理上的方便之外,也是出于“分业而教”的考虑.相同职业的人群居而处,有利于进行相对集中的教育,受外界干扰小,也利于形成良好的教育环境.“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智.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管子小匡》)可见,“分业而教”有利于专业技术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与获取.

这种由分业而居所形成的“分业而教”,也利于各职业伦理道德的培育和传承.《管子小匡》云:“令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弟.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它从“士”的角度论证了营造各种职业环境对传统伦理道德培养和传承的重要意义.同样,对于工匠而言,“群萃而州处”,营造了一种相对稳定且单一的职业环境,从小耳濡目染,接受伦理熏陶,久而久之,就会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在日常行为中培养道德情感,乐此不疲而不会见异思迁.这种工匠家族、师徒相传的传统,有利于“诚工”“良工”“毋作淫巧”等职业伦理规范的传承.

当然,这种“分业而教”的思想也有其弊端,如可能会导致所谓“工之子恒为工”的社会阶层固化,使原本地位低下的工匠丧失进取意识;为了家族的利益,工匠也可能会走向“技术垄断”;受某些工匠伦理、家庭伦理(如传男不传女)的影响,也可能会造成某种技艺的失传等.

目前,工程事故尤其是矿难频频发生,究其原因,有技术、体制上的,但无疑更有伦理观念上的深层原因.我们除了改进技术、加强制度建设外,更要通过工程伦理教育来增强工程师等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意识.尽管“分业而居”的职业环境已不复存在,但这种“分业而教”的教育模式对探索针对工程师、工人和相关行政人员等不同职业群体的培养模式,仍然有值得借鉴之处.

三、“以人为本”的工程管理伦理价值取向《管子》对如何治理水害、兴修水利工程提出了技术上的诸多建议.《管子度地》已经明确认识到不同季节的泥土的不同含水量对水利工程质量的影响,并对水利工程建设中的非技术方面进行了反思.

在工程组织、管理过程方面,《管子》始终贯穿着“以人为本”的伦理价值取向,肯定了人的道德主体地位,尊重人、关注人,体现了“关怀”伦理的思想.“以人为本”的伦理实质,就是要使人成为工程活动的真正主体,并使其居于本位;尊重人就是要尊重人的生命权利、尊重人格尊严和人性需求.《度地》篇曰:“常以冬少事之时,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积水之旁.”也就是说,在冬季农闲之时就要将治水所需木材备好.在选择兴修水利的施工季节时,《管子度地》又指出,“春三月,天地干燥,水纠列之时也等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荑生可食”.从技术因素分析,开春时,天气干燥,泥土含水量小;从水利建设与农业生产关系看,这时“故事已,新事未起”,处于农闲季节,正是兴修水利的好时节.农业是立国之根和生存之本,水利工程建设无论是准备材料,还是组织施工,都要避开农忙时节.“毋夺农时”,就保证了人民的生存之本,也从侧面肯定了民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在工程活动中,在处理国家与民众的关系时,《管子》以农为本、以人为本的伦理思想可见一斑.

在组织治施工队伍时,《管子》认为要征调百姓组成治水队伍,就要在每年秋后进行人口普查,核实人口数量和土地面积,区别男女老幼,并且具体分析劳动力的状况,对于丧失劳动能力或长期生病者,要免其劳役,只能出半工的按半劳力处理.“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五口数,别男女大小.其不为用者辄免之,有痼疾不可作者疾之,可省作者半事之.”(《管子度地》)由此可见,《管子》主张在工程活动的组织、管理中,要体恤民情、爱惜民力、以人为本.

此外,在城市选址方面,《管子》认为,建设城市一定要选择稳定可靠而且土壤肥沃的地方,要依靠自然资源来养育百姓,并使六畜得以兴旺.“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绕者等利养其人,以育六畜.”(《管子度地》)从中可以看出,“利养其人”是城市选址的最终目标.这表明,《管子》比较重视人居环境,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关爱人的价值.

四、“人与天调”的工程环境伦理观

李伯聪先生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不是‘静观关系’而是‘工程关系’.这种关系既不应是‘自然狂暴、人类无助’,也不应是‘人类征服自然’,而应是‘人与自然和谐’.”[5]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的工程环境伦理思想在《管子》中亦有记载.

(一)人与环境的伦理关系:“人与天调”

《内业》篇云:“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这里的“天”,不再是人格化的至上神,而是指自然之天,即认为人是天地和合的产物,人应与自然之天和谐.要求人们要尊重自然,亲近自然,顺从自然,人工之物要与自然之物相协调,切不可以人的活动而破坏自然整体的和谐,破坏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

《管子五行》篇指出:“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就是说人事与天道协调了,天地间的美好事物就可以产生出来.而作为人事之一的工程活动及其产物――“工程物”,应该是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工程应该是通向人与自然和谐的桥梁.《管子八观》篇提出:“夫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宫营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实其宫;室屋众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处其室;仓寡而台榭繁者,其藏不足以供其费.”《八观》篇还指出:“凡田野万家之众,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为足矣.万家以下,则就山泽可矣.万家以上则去山泽可矣.”简言之,人口、耕地、建筑等要保持合适的比例.此外,“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管子八观》),即使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应当禁发有时;大兴土木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可能影响到农业生产,因此必须适度.可见《管子》认为工程建设与环境之间要匹配,用今天的说法,就是要科学地处理好人、工程、环境的关系,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人与天调”的现实途径:因时、因地制宜

《管子牧民》曰:“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工程活动也要“务天时”、“就地利”,即在工程活动中要顺应天时和地利,而不能与其相悖.时间观念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时”的思想贯穿《管子》全篇.《管子》认为天、地、四时有其自身的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天覆万物而制之,地载万物而养之,四时生长万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管子形势解》).《管子》认为,了解春、夏、秋、冬四季节律,按照四时规律及其所赋予的意义行事,就能获得成功,正所谓“四时事备,而民功百倍矣”(《管子禁藏》).有鉴于此,《管子》强调工程活动要谨守天时,认为“时”关系到工程活动的成败.“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工,有时则为之,非其时而败.”(《管子度地》)一年之中只有某一特定的时间适合兴修水利工程,不合时节就会失败.《管子》认为一年四季之中只有春季适合修筑水利工程,其他季节都不宜大兴土木.正如《度地》篇所言:“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纠列之时也等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刚.”“当夏三月”和“当秋三月”都“不利于作土工之事”.

此外,《管子》还提出“以时禁发”的观点,作为对工程活动要“务天时”的补充.“修火宪,敬山泽林薮积草,天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使足于宫室之用,薪蒸之所积.”(《管子立政》)要根据不同的时节对自然资源进行封禁或开发,从而使建筑材料和柴草燃料有足够的储备.

《管子》强调工程建设不仅要“审天时”(《管子君臣下》),还要“就地利”,即要因时、因地制宜.《管子乘马》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建立都城,不是选择建在大山脚下,就是选择建在开阔的平原上.建在高处不能太旱,要有充足的水源;建在低处则不要靠近水潦,以免修筑沟堤之劳.总之,城市的布局以及道路修建要因地制宜,依据有利的地形设计规划,不可循规蹈矩.《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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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9;篇还指出:“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绕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建设城市要选择合适的地方,这样才可以依靠自然资源,使百姓得到养育,也使六畜兴旺.工程建设选择合理的位置(如环境承载能力强的地区),不仅能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节约大量人力、物力,而且不易破坏生态环境.破坏生态环境的工程不仅危害人类生存,而且其自身功能也会逐渐丧失.这些对于今天实现工程与环境和谐仍有借鉴意义.传统伦理思想虽主要探讨人与人的关系,但《管子》主张的“人与天调”思想也体现了我国古代崇尚自然的工程建设理念,强调工程建设要十分重视自然系统的价值,且这种价值仍然是以人为主体性尺度.“人与天调“的伦理思想,并不是要人完全被动地顺应自然,而是强调工程活动要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即要“人君天地”(《管子度地》).由此可见,《管子》强调工程活动中因时、因地制宜,按自然规律办事,最终目的还在于主宰自然、征服自然.“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等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正等非私草木爱鱼鳖也,恶废民于生谷也.”(《管子八观》)即使有丰富的山林和水产资源,也应当禁发有时,这并不是对草木、鱼鳖有偏爱,而是不希望百姓荒废了粮食生产.一言以蔽之,囿于时代背景,《管子》不可能脱离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但它的思想已经表现为一种弱人类中心主义.

工程活动是对地球影响最大的人类活动之一,当今不合理的工程活动已经给我们带来严重的生态灾难.中国作为一个工程大国,要实现向工程强国的转变,必须走工程可持续发展之路.为此,工程建设必须体现良好的生态意识.“人与天调”的伦理观,对于正确处理工程与环境的关系,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管子》工程伦理思想的现代意义

(一)《管子》工程伦理思想为现代工程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素材

“伦理学或道德哲学是伦理思想的理论化.有伦理思想的地方,就有伦理学发展的空间.”[6]同样,有工程伦理思想的地方,也就有工程伦理学的发展空间.从现代工程伦理学这一视角对散见于《管子》诸篇中的工程伦理思想进行解读,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对工程活动的嵌入式影响,伦理工程化的趋势已初见端倪.《管子》的工程伦理思想为现代工程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素材,现代工程伦理中的部分准则和观点与《管子》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致性.目前国内的工程伦理研究,许多学者借用或者套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工程伦理的内容和脉络传承,而缺乏对传统文化的思想自觉,很少在考量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前提下来建构我们的工程伦理学.梁漱溟先生很早就痛斥了这种“借鉴”的弊病:“以为西洋这些东西好像一个瓜,我们仅将瓜蔓截断,就可以搬过来.”[7]现代意义上的工程伦理学之所以产生于美国,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渊源:职业伦理传统、专家治国论[8].如果借鉴他人的方式是“数典忘祖”,而全然不顾对象背后的制度、文化根基,则所建立的所谓“制度”或“规范”,必然脱离实际而难以长久.

西方的工程伦理学是与西方伦理学理论和社会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的.美国是一个制度化社会,而中国是一个伦理型社会.就中国目前的文化传统和工程实践境域而言,工程伦理研究还不太可能完全采用针对工程师的个体责任伦理研究模式,走团体伦理的研究道路才是可能的途径.这种团体责任伦理也不应该停留于某种孤立、静止的点上,而是要做动态系统的研究.工程伦理要涵盖专家、行政人员、普通公众等主体,涉及经济、政治、管理、生态等各领域.《管子》的工匠职业伦理规范、工程伦理教育模式以及工程管理伦理思想,对今天的团体伦理研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二)《管子》工程伦理思想对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美丽中国”具有指导意义

中国作为研究工程伦理的后起国家,要想实现跨越式发展,就不仅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工程伦理学体系,而且要把建立跨文化的全球伦理作为我们的长远目标.《管子》中的工程伦理思想与源于西方的现代工程伦理思想的某些相似性,为我们在整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构建全球伦理提供了有益借鉴.这种相似性仅从工程环境伦理方面就可窥其一斑.美国著名工程论理学家迈克W马丁(MikeWMartin)认为:未来工程伦理研究的主要方向将是环境问题,这将使工程环境伦理研究成为一个重要主题[9].《管子》“人与天调”的工程环境伦理思想,从理论上,无疑对这一主题研究有很大启示;而在实践上,它对营造“和谐工程”,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美丽中国”,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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