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50年代文学“转折”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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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程光炜的《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1949―1976》（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1月）和贺桂梅的《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是近期出版的有关20世纪40―50年代文学“转折”研究的值得注意的成果.2004年3月17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大、北京大学的一些研究者与这两本书的作者座谈,参加会议的学者洪子诚、王光明、程光炜、贺桂梅、姜涛、刘复生等会后写了下面的笔谈文章.

说出过程的复杂性

王光明

近年来,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问题意识”是越来越明显,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程光炜、贺桂梅的这两本研究现、当代文学“转轨”的著作,尤为值得注意.

这是两本不约而同地研究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过渡与转变的书,采取的也都是以个案并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问题的研究策略,都选择了跨越现当代的作家作为自己的分析对象.但两人的着重点又有所不同.程光炜的《文化的转轨》选择的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这样六位在文学史中似有定评的“大师”级人物,并且以鲁迅辞世后的左翼文学为自己文化理想的重新命名作为探讨问题的出发点.而贺桂梅的《转折的时代》则主要选择了萧乾、沈从文、冯至、丁玲这样在大时代转折的十字路口,于矛盾中做出艰难选择的作家,观察他们与当代文学理念的冲突与融合.

与以往许多正史对当代文学（文化）史的诸多前提不加反思、简单把当代文学的开始描绘为国共两个区域两支队伍的“会师”不同,也与90年代一些著作强调权力机制与意识形态的压力,把当代文学描述为现代文学的“变形记”有别,《文化的转轨》与《转折的时代》重视的是“转轨”或“转折”过程的复杂性.这种“过程的复杂性”既体现在、周恩来这样的政治家对“现代性”的理解和文化策略的制定上,也反映在周扬“文化施工”的具体设计与巧妙“缝补”上,同时也与具体语境中具体作家认同与疏离的矛盾联系在一起.两本书通过文学史无法接纳的细节充分描述了这种过程的复杂性,不仅“还原”了通向“一体化”的矛盾与挣扎,而且带出了不少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很少触及的问题.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一体化”文学的出现,对当代中国作家而言,当然有被迫承受的一面,但也有主动认同的一面,是“外因”与“内因”交织塑造的产物.那么,众多作家自觉不自觉地脱胎换骨,告别自己习惯的认知方式和艺术风格,“是否显现了现代文学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果不满足于仅仅用‘当代文学依靠政治方式消灭现代文学’这样的解释,是否可以认为,由‘现代文学’转换至‘当代文学’也可以解释为‘当代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现代文学’的悖论困境,或提供了比现代文学更能为当时作家（知识分子）接受的现代性想象方式?”

这是他们深入研究鲁迅死后许多的文学现象后提出来的.我认为,这个问题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既牵涉到贺桂梅所强调的思想史的大环境与具体的文学环境,以及更具体的文学想象方式、个人思想及生活的复杂关系,也牵涉到程光炜在“后记”中提出的整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自我反思问题.此外,还可以带出一个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的立场与尺度的问题：我们是立足于现代文学的标准与尺度来观照当代文学?还是立足于当代文学来看现代文学?还是可以寻找一个超越两者的视野与尺度?看来,通过这两本书,这个问题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

“鲁郭茅巴老曹”是如何成为“经典”的

程光炜

尽管有过排名风波,有过各种各样的质疑和探讨,要想瓦解“鲁郭茅巴老曹”的经典性实际是困难的.时间既是检验历史的一种东西,又为一种说法构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各种文学史的存在,已经将要面对和解决有关问题的难度告诉了我们.

所以,我意识到,我所研究的课题事实上一直处在“建构”与“解构”之间,这就迫使我必须做到小心谨慎.在某种意义上,“鲁郭茅巴老曹”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神话,一个不容置疑的经典.对50至70年代文学来说,它的“示范”与“规范”的作用虽然远远不如红色经典,但是作为“构成”这一时期文学的基本资源,也是不能忽略不计的.按照某些权威文学史的说法,这一“经典”的形成,乃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现代史史学观的连续性,也为这一认识的合理性提供了某种根据.但是,如果按照福科“知识考古学”的说法,考古学的兴趣不是发现连续的不知不觉的过渡,这个过渡如何缓和地把话语同它前面的、周围的和后面的东西联系起来,它不注意话语从它们原来不是的东西变成它们所是的东西的过程,而是要确定话语的特殊性,是要指出,话语所发挥的“规则作用”在哪些方面对于其他话语是不可缺少的.也就是说,考古学更为关注的是话语“断裂”和“缺陷”的状态.根据这一视野,我们发现,虽然对四五十年代的文学转型来说,“鲁郭茅巴老曹”与它是一种典型的“共谋”关系.然而实际上,由于这几位作家的历史渊源、知识型构和话语方式,他们与50年代后的文学环境、文艺政策、出版机制、文学观、主题、题材等方面,存在着多重交叉、错位、滞后的差异,是有着多重紧张、矛盾的关系的.换句话说,在“40年代”与“50年代”之间,他们无论在思想认识上还是创作上所完成的也许不一定是“连续的”、“不知不觉”的“过渡”,而是体现着“断裂”、“缺陷”等现象的.所以,我希望探讨的是下列一些问题：一、既然左翼文化将他们确立为中国“新文学”的经典,可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推出的却是另一套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文学方案?而这一文学方案所推崇的思想主题、审美原则和创作方法,所得出的只能是全面怀疑和否定他们过去创作的结论.二、他们创作的“危机”,是因为与文艺政策及各种“规范”的不和谐所导致的呢?还是如姜涛所说,在他们的创作高峰过后,这种危机已“潜在”地存在着了?三、在单方面的质疑、反思与历史的理解和同情之间,研究的分寸应该怎样掌握?怎样掌握才比较符合历史的事实?比较接近当时的情况?另外,在理性与感性、宏观研究与微观体验、决断与犹豫等之间,怎样才能使自己的工作更为有效?这些,都使我在研究的方式、话语方式乃至行文方式上,常常陷入一种莫名的困惑之中.

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已从某些方面看出,“鲁郭茅巴老曹”是经过文学史精心策划和“型构”的一个文学经典.正如佛马克、蚁布思所言,经典的功能之一就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模式,历史意识的一次变化,将引发出新的问题和答案,因而也就会引出新的经典.在四五十年代的文学转型中,需要对既往的文学进行再分配和重组,所以就必须推出对“新的问题和答案”更加有利的文学经典.今天看来,这种策略是无可置疑的,也已为众多的研究者所认可.但问题在于,仅仅就“文学史”而言,“鲁郭茅巴老曹”已经是一些无生命的文学“材料”了,所以,尽可以对他们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如果在“历史现场”,在研究者的心目中,他们又是有“生命”的,是活生生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员.因此,谨慎地面对他们,并且能够“设身处地”地加以研究,这种态度是不是更有利于问题的展开和进入?

问题意识和历史视野

贺桂梅

关于40―50年代转折时期的文学研究,大多倾向于强调其中的突变性因素.如何呈现这一文学转折发生的具体历史情境,以及这一过程中蕴涵的复杂文学 / 文化内涵,是我考虑的首要问题.选择五位代表性作家,以个案研究带出文学史的普遍问题,正是出于上述考虑而确定的基本方法论.

就“转折”在40―50年代的基本涵义而言,指的是以延安文学作为主要构成的左翼文学 / 文化取得全国性支配地位的过程.现代作家在面对这一转折时,他们作何反应?这种反应如何从他们的创作、思想的层面做出解释?这事实上也是试图重新考察现代作家（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文化（体制）之关系的复杂形态.50年代后期形成的文学史叙述,过于强调“当代文学”作为“唯一历史方向”的特征,作家与当代文学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被简化为“顺应”还是“悖逆”历史潮流；而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路则过于强调当代文学生成的强制性,“转折”被描述为作家“被迫”加入一种畸变性的文学发展过程.在90年代后的中国文化语境中,重新面对这一问题的现实性在于：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的限定性（无论是50年代后期形成的还是80年代形成的）成为可以讨论的问题,这使得一种相对复杂化的分析和阐释成为可能；另一方面,90年代后的“全球化”语境和社会现实格局的变化,使得当代中国历史文化的某些面向开始浮现出曾被遮蔽的繁复内涵―――这两个现实因素要求在更为开阔、复杂的历史视野中来重新面对此前已成定论的问题.这不仅是学术生产意义上的“推陈出新”,更重要的是,新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参照,将显现出历史史料此前未曾受到注意或被忽略的层面.

或许因为我所从事的当代文学研究的缘故,“问题意识”的现实针对性是我在研究这一课题时相当自觉的动机.对80年代文学 / 文化格局的重新思考,对90年代思想文化界活动状况的反省,都内在地包含于我对40―50年代转折期的重新考察之中.我希望由此达成与既有文学史研究的对话关系.另外一个颇为自觉的意识是,我并不想将问题的讨论仅仅局限于由现代文学 / 当代文学的学科区分所划定的视野当中,而设想将40―50年代中国文学史的问题放在冷战格局、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东亚地区）现代化进程的视野中加以考察.为此,我比较多地借重了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成果.日本学者丸山关于（半）殖民地国家知识分子的民族认同和政治立场的冲突,竹内好所思考的亚洲国家现代化与西欧现代性的抵抗且认同的关系,印度学者帕萨查特杰关于殖民地国家现代性话语的“派生性”的阐述等,都给予了本书重要的启示.我感兴趣的,是他们关注研究对象时带入的问题和另类视野.

所选择的五位作家,与40―50年代转折过程中居于主导位置的当代文学 / 文化（及机构）形成了或“疑惧”地靠拢（萧乾）,或顺利地适应（冯至）,或拒绝（沈从文）,或历经改造而成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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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另一基本出发点,即试图突破那种单纯从“外部”（即政权更迭、社会变动和文化转型等）解释40―50年代文学转折的研究方式.当然,强调作家创作实践、思想观念的内在延续性,并不是要否定所谓“外部”因素在40―50年代转折期产生的重要甚至主导的作用.我所强调的“内部”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视角,即深入到历史个案的内在情感、创作、观念的逻辑当中,来重新审视历史转折如何在作家那里发生效应,呈现为怎样的形态,尤其关注那些构成冲突的焦点所在.例如沈从文在50年代停止文学创作,不仅因为外界社会变动的严酷性,还因为他的创作本身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我想由此探讨,作为一个坚信文学创作可以“重造民族品德”的作家,他所理解的“文学”为何,他相信文学可以在怎样的意义上创造“现实”,并由此和“政治”形成一种如若不是“对抗”至少也是“相互修正”的关系.同样,在处理冯至时,我格外关注的是他在40―50年代转折期的表现与其思想追求之间的内在契合,因此侧重从冯至本人思想和创作个性形成的内在脉络,考察他基于存在主义思想（里尔克和歌德）对理想生存状态的实践和探询,尤其是出于“秩序”、“集体时代”等指认而与社会转折达到的一种内在契合.

在研究过程中,我深感兴趣的另一方面,是身处40―50年代这一转折的“大时代”,作家（知识分子）的生活 / 精神状态、情感结构和文学 / 思想探索的复杂面貌.这份关注和认同,使我更愿意去探询一些能够呈现历史复杂性的具体情景,如置于历史语境中的事件、作家日常的生活情境和独特的文本内涵.我尤有兴趣去考察的,是作家（知识分子）复杂的主体构成.这不仅指通过阅读相关作家的文学文本和史料来较为全面地了解他们,同时还包括我更为愿意“设身处地”地理解他 / 她的情感结构和行为逻辑.在做这个课题期间,朋友常开我的玩笑,说我“研究一个爱一个”.这份关注的热情有时不免使我过分认同研究对象的逻辑,但我相信这是后来者清理、面对复杂的现代中国历史应有的基本态度.当某些已成惯性的历史定论出现后,我们往往忽略的是身处历史之中的作家（知识分子）遭遇的矛盾、暧昧而未必不“高贵”的复杂体验.在对丁玲的处理中,我试图去显现丁玲真实的革命诉求、她的革命想象,与革命政权之间的复杂碰撞,并格外关注“革命”要求和丁玲的自我经验之间形成裂隙的那些内涵.赵树理曾经在40年代被作为解放区文学的方向性作家,但他的文学是否具有“现代性”一直是一个问题.从70年代后期到今天,这一“农民作家”几乎不再有人提起,而他的文学作品因为散发着“土”味而确乎向我们显现出一种暧昧的陌生感.那么,如何理解他的创作追求和文学观念?我试图在对何谓“现代文学”、现代美的标准的反省中,将赵树理文学置于特定历史语境之中,考察他如何重新整合传统 / 现代文学资源,以及他关于文学“现代”形态的另类实践.而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反思现代性,尤其是探讨20现代实践的复杂多端,显然是有意义的.

“转折”视野中的“现代文学”

姜 涛

关于40―50年代文学“转折”的研究,时下已成为一个普遍关注热点,从文学制度、社会环境、历史资源、作家心态等角度进行的探讨,无疑会打破那种压制 / 反抗、强制 / 驯服的二元模式,重构出当代文学“多层次的、立体的”发生图景.然而,有意味的是,这项“发生”研究,不仅对于揭示当代文学的内在机制有效,某种历史“反观”的视野也可能从中浮现出来.因为,在40―50年代这一特殊“节点”上,讨论“转折”的发生,除了要考虑社会、政治等所谓“外因”之外,对更深层的“内因”的探察,必然涉及“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复杂关系的考量,这也就是贺桂梅在《转折的时代》书中提出的思路：当代文学的发生,并非简单是断裂的产物,简单是现代文学被外力突然中断,而或许是“包含了现代文学内在的自我蜕变而完成的新的断裂和延伸因素”.这一思路的启发性在于,借助讨论当代文学的发生,现代文学自身存在的悖论或困境反倒被凸显出来.虽然,“当代文学”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现代文学”的困境,这一问题还值得讨论,但“反观”的可能已包含其中.

诚如贺桂梅在书中所指出的,新时期以来,依据单纯的文学现代性想象,现代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被理想化了.在“重写文学史”颁布的新标准中,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等级关系,被颠倒过来,审美 / 政治的二元对峙也由此引申.在这一等级关系中,随着当代文学的“贬值”,现代文学的价值得到空前提升,但在“理想化”的过程中,现代文学内在的复杂性,恰恰有可能也被随之简化.这种复杂性的一个表现是,自新文学发生以来,虽然“应用之文”与“美术之文”的区分已是基本的常识,但文学的“位置”并没有被妥善的、一劳永逸地安放,在文学和历史之间,某种胶着的、缠绕的甚至是激烈争辩的关系始终存在.一方面,这是现代文学的内在“困境”与“悖论”所在；另一方面,“困境”与“悖论”也正是其内在的规定（现代“纯文学”想象,本身就是文学被边缘化之后一种本能的抗辩）,同时也是其价值和历史活力的来源.鲁迅身上所体现出的“文学”的那种不确定性、流动性,现在就得到了愈来愈多的理解.在一种本质主义的文学性想象中,这样的复杂状态自然是无法得到清晰呈现的.而在现代文学史上,无论是选择“文艺为政治服务”,还是一任“抽象的抒情”,都在某种意义上回避了上述困境,以“某种相对明朗和单纯的精神体验”,代替了对“胶着”状态的担当.

为了从“困境”中逃逸,“转折”的发生,似乎有了一种内在的必然性.但值得提出的是,实际上“转折”不只出现在40―50年代,在此之前,现代文学的自我调整、衍变已经在进行.譬如,较之30年代文学,40年代文学就出现了许多新的面貌.在历史语境的剧烈震荡之外,变化的产生也源于上述现代文学的内在困境.或不满于既有的文学方式,或以往的写作资源已经耗尽,不少作家都在自觉地进行另外的尝试,许多新的可能性由此出现在40年代文学中.在一种常见的叙述中,这些尝试被当作广义的先锋“实验”而得到了充分认可,文学之“现代性”（“现代性”往往等同于“现代主义”）似乎在这些“实验”中得到更突出的体现.但这样一种说法有可能暗中消除“实验”背后的困境意识,从实际的文本成就看,不是所有的“实验”都获得了成功,相反在一些实验中,某种挑战自身极限的挫败,可能更值得关注.贺桂梅在书中讨论了沈从文《看虹录》等小说的写作,一味的“抒情”造成的文体上的尴尬,是一个突出的个案.相似的例子还有诗人卞之琳,在40年代因不满于“诗”这一文体的纤弱（不足以表现大时代中知识分子的复杂经验）,也更换笔墨写下了鸿篇巨制《山山水水》,但结果也是悲剧性的（原稿被作者一把火烧掉）.一味将这些努力当成跨越文体界限的先锋实验,或是只将其定性为失败的尝试,都不能说明问题.更值得考虑的思路,是在这些展露可能又包藏危机的“实验”中,探究现代文学之内在“困境”的表达,以及对“困境”的艰苦化解,从而检讨历史的挤压下文学可能的位置.这另一种类型的“转折”,似乎也有必要重新纳入到研究的视野当中.

文学史的“双声”

刘复生

程光炜的《文化的转折》与贺桂梅的《转折的时代》构成了颇为奇妙的互文关系.它们对“转折”的不同阐释有时能够形成某种互补,有时“关系”又显得极为紧张.两本书参照来读,会引发读者对所持的不同的文学史观的思考.

程光炜的著作是在“启蒙主义”的文学史框架内展开,他强调的是体制力量对作家“主体性”的压抑.这在对“鲁郭茅巴老曹”的“命名”（经典化）与体制化过程中的叙述中体现得较为分明.如单纯从理论角度来看,这一文学史观念是值得商榷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现在已受到质疑的文学史框架内,程光炜却做得异常出色.他将其所具有的理论、历史的合理性发挥得非常充足,因而成为对这一模式的一次深化；甚或还是一次挽救―――也许,“启蒙主义”的文学史模式还没有完全耗尽其历史合理性.程光炜以他的出色研究为这一文学史观念注入了活力.

程著将“五四”传统看成一个被“当代史”所终结的“未完成的方案”（从中似乎还可以看到某种“救亡压倒启蒙”的影子）.作者具体而丰富的对历史细节的叙述的确产生了极强的说服力,但其丰富性―――虽然（当然）是经过选择、过滤的―――也使其叙述溢出了启蒙主义的框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程光炜反对程光炜的过程.在愉快地结束了对富于感染力的程光炜的阅读之后,我不禁还要提出一个问题：在这个历史的“暴力”过程中,该如何看待和理解众多具有“五四”精神传统的知识分子的与历史暴力的“合谋”?它能否由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的丧失来获得解释?该如何理解“现代”与“当代”精神上的内在联系（而不是断裂）?而这种疑问也正是贺桂梅问题意识的一个重点.在她的解释中,现代或“五四”在40年代以后遭遇到了内在的困境,是“当代”替代性地提出了更“现代”的想象方式.

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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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贺桂梅对解释历史的“严密”的逻辑框架还心存疑虑.不难看出,她在对所谓历史的“决定作用”的处理上颇为谨慎―――虽然她仍是一个历史主义者（正如对赵树理的出色分析所显示的那样）.从一定意义上说,她的文学史描述呈现出某种后现代史学的色彩,这是一种自反性的文学史叙述.异质性、偶然性因素受到了重视.贺桂梅分析了思想史、精神史的传统（萧乾、冯至）、个体生命史与文学经验（萧乾、丁玲、沈从文）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格动力定型或“情结”的潜在制约与影响.

于是,她多维度地揭示了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之中,作家深层的人格、心理等个体的内在驱动力对他们人生选择乃至历史的作用力―――不是以心理主义来代替历史,而是去发掘这些隐秘的内在驱力与他们人生选择、社会实践之间的曲折关联.它决定了外在历史过程影响的具体效果及呈现方式,甚至能够使个体沿着切线的方向呈现出对历史过程的逃逸倾向―――历史的巨大引力只是决定了逃逸的姿态与轨迹.历史与个人选择之间的关系并非必然是本质性的、决定性的,或然的因素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毋宁说,有时,历史只是他们人生选择的一个“场”.这对过于机械的历史影响（决定）个人选择的历史决定论思路是一种有益的提醒与反拨.它提醒我们留意那种历史冲击 ― 个体反应与体制压抑―屈从或反抗的解释方式及“整体观”文学史方法可能导致的巨大遮蔽性.

从这一意义上说,程光炜的叙述似乎具有一定的风险.它更注重体系、理论的逻辑性、一致性及理论自身推衍的完整性.历史过程及其影响的统一性、同质性是清晰的.如果说贺著对文学家命运选择的动力学的解释是“多元决定”的,即更重视发展一种历史与个体间复杂的互动模式,那么,程著则更专注于对历史过程的巨大力量的揭示,这反而使他用力比较单纯,能够发现体制运作的策略、机制的重要环节.比如,区别于既往的启蒙主义框架内对作家命运的解释（强力压制,主体性丧失等）,他描述了在国家体制对作家“命名”机制的背后,国家与作家之间（包括许广平这样的家属）就现实利益与象征性利益交换的具体过程和细节,知识分子（士）的感恩心态,以及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他们对社会角色预期的压力的感知和回应方式.可以说,在这一阐释框架内,程光炜达到自身叙述框架所允许的复杂性.

发现和提出问题

洪子诚

我很有兴趣地读完程光炜、贺桂梅的这两部著作.兴趣既来自于它们所达到的学术水准,部分也来自于它们之间所构成可比较的因素.两部书都是处理“转折”问题的,而且都选择以作家个案的方式,也都带有某种思想史的性质.当然,它们承担的任务并不一样.程光炜考察的是文学大师命名与当代文学秩序建构的关系,即“立法者”如何改造、使用“现代文学”资源.贺桂梅则具体展开“转折”背景下,不同作家所面临的不同问题和做出的不同反应,来展示“转折”的复杂性.这两部著作的不同,还表现在“历史观”的差异上.对于“当代文学”与“五四文学”,与“延安文艺”之间的关系,对“左翼文学（文化）”的评价,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轨迹的描述,它们有很大的不同.另一点不同是在“文体”上的.程光炜又是诗人和诗歌批评家,他的叙述有更多的感彩,有许多的个人经验直接加入,读起来相当有趣.以这样的文体方式来处理学术问题,这是很有意思的“实验”.

相对而言,对这两部书的读法,我更看重这种比较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的价值,不仅在各自达到的深度,而且体现在由对比提出的问题上.在今天,认真思考、研究所浮现的不同与差异,比异口同声的一致性,有时候要来得更加重要.

那么,这两部著作提出哪些有价值的问题呢?我看到的至少有这样一些.之一是,它们通过有效的研究指出,对于“转折”等文学史问题,不可能只经由“整体描述”的方法来解决.“整体描述”（“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从抗战到“”文学的分期方式等）很重要,它们的提出具有很大的意义.但这不能取代对具体过程、事实的深入考察和对历史的全部复杂性的发现.深入历史“现场”是我们现在最该做的工作；其结果,既有可能支持了“整体描述”的合理性,也更有可能暴露这种描述所遮蔽的东西.

问题之二,是研究视野问题.这两部书都提出了作者的“历史视野”、思想基点与研究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显然,80年代形成的那种对“当代”历史失误的反思,在“转折”研究中的有效性并未失去.但它是否是唯一的依据?四五十年代国际冷战格局,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特殊际遇的思考,以及90年代文化语境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如何能内化于观察的视野中?视野的问题还表现在“学科规范”的层面.“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在对待“转折”的问题上是否表现了“学科”区分的不同的问题意识?“专业视野”是否也能构成一种“遮蔽”?赵园先生在一次座谈会上说的―――“不妨承认,关于转折的研究,现代文学界较之当代文学界更少贡献”―――是否能够成立?还有就是个人经验对研究的“历史视野”的形成起到什么作用?它在历史分析中的局限性和积极意义,如何能够区分,而后分别加以控制与发挥?

问题之三,是有关“转折”,有关“当代文学”性质的理解.“转折”是否意味着20世纪中国文学进入失误的阶段?“当代文学”的建构是否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合理性”?程光炜认为,“传统文化的积累、传播与反省”,“有赖于中国传统的士绅阶层”,“而非有赖于城市平民、农民也即民间和平民社会阶层”,“中国现代文学实际是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的新贵族文学”（《文化的转轨》,第230―231页）；在他看来,50―70年代“当代文学”的失误,正表现在这一“传统”的中断（或受到破坏）.贺桂梅的理解明显与此有异.她的说法是,“当代文学规范并非是一套仅仅依靠暴力得以贯彻、实施的新话语,更重要的是,它是对纠缠在现代文学时期的一系列核心问题的现代性‘解答’”.（《转折的时代》,第327页）对“转折”理解的这种差异,现在成为一个核心问题.

问题之四,是研究的范围与空间.他们在作家个案的选取上,都有深入的考虑.各种不同的作家类型得到关注.在具体作家的分析上,又都融入生活道路、物质制度、文学文本等多种因素,使对问题的分析具有立体的空间.当然,“转折”研究在空间、范围上也还存在许多暧昧不明之处.正如赵园先生指出的,在1945―1949的流动、混融、原有界限变得不确定的时期,“40年代下半期空间界限变动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上海、重庆、香港等地的状况怎样,根据地、解放区文学如何向国统区浸润,“文学版图”如何改写,（《研究现状、问题与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都是留给我们的问题.

这两本书所引发的问题,不限于上面提及的这些.这是作者的贡献,是应该向他们表示感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