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的“新现实主义”文艺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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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新写实主义”到“新现实主义”

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仍有影响的一批被称为“新写实主义”的作品,同样强烈地关注现实,试图将社会生活中的矛盾,经过切身的体验忠实地记录下来.湖北作家方方的小说《风景》被称为“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开山之作;另有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单位》以及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人生三部曲”,刘恒的《伏羲伏羲》、《狗日的粮食》等作品,形成了一股“新写实主义”的创作潮流.


“新写实主义”把笔触伸向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当代中国人的平庸日常生活.这些作品虽然细微地描绘了一系列真实可信、生动有趣和颇具个性的人物形象,但显然不如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所塑造的高老头、安娜卡列尼娜和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所塑造的阿Q式的那种精致和圆型的典型形象.可以说,刻画担负起时代使命的英雄人物形象已经不再是“新写实主义”的自觉追求目标,而处于都市边缘的生活困顿的小市民成了作品的主人公.“新写实主义”认为这种“烦恼人生”正是中国大多数公民的人生烦恼,是大多数人带有普遍性的生存状态.“新写实”作者巧妙地运用近乎“生活流”的叙述结构,善于从平凡琐事中发现小说素材,追求所谓原生态真实和表现普通人的生存境况的鸡毛蒜皮式的琐碎,正是这些庸常的细节构成了主人公的全部生活,贯穿于小说的全部情节.《烦恼人生》叙述了普通工人印家厚一天杂乱无章的生活流程,一件件使他烦恼、心焦而不得不去应付的日常琐事纠缠和困扰着他,使他觉得每日的生活显得漫长和难耐.《太阳出世》则细致地描写了结婚、怀孕、分娩、上户口、请保姆等特别琐碎的生活事件.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简直是一本工作日记和生活的流水账.《一地鸡毛》描绘了收入微薄、地位卑贱又“不会混世”的主人公小林无法让孩子入托,对办理妻子的调动更是无计可施.“新写实主义”作品揭示出外在生存环境特别是经济条件对于人性和人格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使人们只能成为无可奈何的消极存在物,他们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新写实”小说虽然不像传统现实主义那样精雕细刻,但尚未迷失艺术个性,而是着重凸显了普通人处于某种具体生存境遇中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态度,强调文学创作要向“现实生活原生态还原”.“新写实”小说改变了以往的“真实”观念,关注的重点转移到被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所漠视的日常生活内容及其似乎是偶然的日常生活事件.这种小说样式所体现出来的最基本的文学审美精神是通过对生活的原生态还原,追求一种未经意识形态和权力观念先验解释、加工处理过的生活的本来之真.“新写实”文学的实践,在内容上突出凡人的日常生活,拓展了文学的表现视野;在艺术上强化环境描写,追求语言通俗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写实主义”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合理性,有助于推动现实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然而,与以往“现实主义”文学叙事传统相比,有些“新写实”作品既缺乏叙事策略,又忽视语言修辞,用世俗和朴实无华的语言描写着日常化甚至粗俗化的社会生活.所以,“新写实”小说作为一个内部有差异的整体,必须对不同的作品进行具体分析.其中一些优秀的小说创作确实具有现实主义文学的性质、功能和价值.这些小说作品,真切地表现了不能自主和不能自助的人们的艰难生活和生存状态的“累”、“琐”、“乱”、“烦”,带上一点灰暗和阴冷,烙上一点存在主义的生命哲学的印记.这些作品使我们想到一个多世纪以前倾向于革命的作家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所描写的伦敦东头普通工人的生活与命运.借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虽然对发展着的时代而言,这样的作品所选择的题材和所表现的主题还不能说是“最典型”的,不能说是“充分现实主义的”;但在这些作品所描写的生活圈子内,却是“够典型的”,是“现实主义的”.可以这样说,当代中国出现的一批“新写实”小说家可以称为是当代中国的哈克奈斯.他(她)们的作品好像是《城市姑娘》的有所变形的当代中国版.社会没有理由嫌弃暂时还没有富裕起来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用传统的话语来说,他们的祖辈和父辈都是我们党打天下时所依靠的基本群众,理应过上更加幸福温馨的生活.如果说,过去发生的战争是工农夺取政权的战争,现在所推进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同样应当以解决诸如工人下岗和“三农”问题作为重要内容.“新写实小说”所表现的普通人的生活境况,可能正是如当代中国几亿农民生活的相当真切的生存状态,实际上是对解决诸如工人下岗和“三农问题”发出了形象的呼唤.富有良知的人文知识分子不能只在权力、金钱和女色的潮水中打旋,只心仪于纸醉金迷和灯红酒绿的舒适生活,只青睐和痴迷于那些握有权柄的官员和拥有财富的大腕,只置身于热热闹闹和沸沸扬扬的天地里,不同情处于社会底层的百姓的生活和命运.我们不能把弱势群体从纷纷扰扰和熙熙攘攘的世界抛掷到最冷寂的边缘,成为“被遗忘的角落”.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和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应当成为检验和衡量当代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方向和成果的重要标志.这种“新写实小说”作为多种文学样式中的一元,具有独特的不可取代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应当持肯定的态度,用现实的眼光看,这些作者真是做到了“三贴近”,他们的小说作品所描写的作为普通大众的弱势群体和与“三农问题”相关的生活现实,为人们认识这些族群的现状,提供了可资参照的宝贵资料.

后现代主义通过对“新写实主义”小说的评论所宣扬的此类观念必将导致消解、掩盖和逃避文学创作中的审美主体性和思想倾向性,抹杀人们对于美好理想的追求,淡化了社会生活的时代特征,甚至抽掉了处于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时期的人文精神和民族精神,流露出较浓重的自然主义倾向,从而与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大相径庭.确实有一些“新写实”文学倾心于过多的调侃,缺少了对崇高的呼唤,描写阴冷的背后失落了对的,对世俗生活过滥的灰色描写遮蔽了理想的光照.这些“新写实”作家过于热衷描绘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困境、焦躁与无奈以及人格的变形与扭曲.作家们甚至不厌其烦地展览人物的吃喝拉撒睡和种种怪癖,表现人的自然形态.正如他们中间有人所认为的那样,琐碎是人们生活真正的存在形式,作家已经不再是负有社会责任的启蒙者,也不愿意担当灵魂工程师的历史使命,而只限于成为普通人原生态生活的观察者、体验者与叙述者.他们心目中的现实生活只是一些不规则的碎片,而“新写实”正是这些生活的碎片在文学镜面上的投影和射光.

事实上,描写人在面对外在强大现实面前选择的畏缩和妥协的态度,是有违于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精神的.伟大的文学恰恰激励人在面对外在强大的异己时进行无畏的抗 争,哪怕结局是悲剧性的.因为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其精神尺度恰恰是在于人类依靠自由意志去抗衡残酷的现实时得以升华和衡量的.为此,人们才有必要去营构与不尽人意的现实世界相间离的另一个文学艺术世界.某些“新写实”小说沉湎于描绘对日常生活的体验,淡化了个体生命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阶层和私有制关系等宏大问题.这种微观的人学观念回避了更为根本和更为宏观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历史学.某些“新写实主义”文学作品似乎有意躲避社会生活中那些重大的、冷峻的社会问题,躲避社会改革、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等经典主题,将文学的审美经验消融于日常生活经验之中,把文学作品变成映照似乎与社会转型和历史变迁无关的永恒的生之和生存的尴尬处境的暗淡的镜子.某些“新写实”文学,由于“历史理性的缺失”,有可能坠入经验主义的低谷,同时,由于个体的当下“此在”与社会历史和人的总体性关系的被漠视,包涵人性和社会历史深度、具有崇高感的宏大叙事有被消解的可能了.

20世纪90年代初,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受到严重的冲击和挑战,有人甚至把现实主义当作落后或过时的观念加以批判和摈弃,宣称要“告别现实主义”.而逐渐兴起的一批“晚生代”作家开始实验所谓“个人化”写作,偏离社会生活的主潮,着力描写当下中国社会中个体的游移和飘泊的心态.这些新生代作家以个体的精神凹度取代文学主题的深度,以个人的生理经验和本能为主要的书写对象,走向个人化的内观世界,过多地注重于感性和体验的私语性,而淡忘了文学所应有的对世界的观照和对人类精神的弘扬.不关注民众的疾苦和命运的文学是不会产生社会的轰动效应的,广大读者对此采取了十分冷漠的态度,他们期待着能引起整个社会和广大群众普遍关注和引起共鸣的新的文艺作品的出现.

二、“新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和批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谈歌的中篇小说《大厂》的发表开始,相继有关仁山的《大雪无痕》、刘醒龙的《分享艰难》、何申的《信访办主任》和《年前年后》、李佩甫的《学习微笑》等中篇小说发表,而以许建斌的《乡村豪门》、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周梅森的《人间正道》、张宏森的《车间主任》和张平的《抉择》等为代表的长篇文学作品深刻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困境以及面临的严峻的重大社会问题.这些作品的发表引发了人们强烈的思想震撼,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反响.现实主义文学再次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读者和学者们对这些新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涌现,给予了高度评价.许多文学刊物也自觉承担起扶持新人的任务,热心发表上述类型作品,如《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当代》、《十月》、《芙蓉》、《啄木鸟》、《青年文学》、《时代文学》、《长城》等.另外,推动这场小说改革运动的作家、理论家和评论家成为舆论界关注的焦点.有的文学评论家用“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来形容这场文学改革运动已经形成的强大的社会文化趋势.

这些文学作品的视点由“新写实主义”的个人和家庭的生存处境转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揭示了当代中国人在新旧体制改革的关键时刻的历史状态.这些作品敢于正视现实并真实描绘经济变革过程中的种种困苦和阻碍,挖掘了现实生活中关系到党、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层次的矛盾冲突,表现了为改变个人和单位的生存境况而进行艰苦创业、排除万难,向丑恶势力的污秽行径进行顽强拼搏的坚韧的战斗精神.这些作品展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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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和历史演变的深刻过程,从社会历史的深度和广度把握现实生活的巨变和全新风貌.这一批直面经济变革时期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社会矛盾的文学作品,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些疏离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而被评论界称为“新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回归”或“现实主义的新的冲击波”.“新现实主义”这一命名,既有别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从“伤痕”到“改革”文学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新写实主义”.因为,“写实”含有“操作记录”式还原生活原生态的意思,而“新现实主义”比起“新写实主义”则更富有文学创作与理论的意义.这些“新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以强烈的参与意识和变革意识,以新的观念和视角以及对于文艺与生活关系的新理解,表现出一种对于现实和人生的真切关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新现实主义”虽然同样以改革为题材,但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学精神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改革文学”相比已经有了较大差别.“改革文学”往往通过描写官僚保守势力同改革进取势力之间的对抗,反映新旧观念的冲突.《大厂》、《分享艰难》和《年前年后》等一批“新现实主义”作品大都描写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困厄局面,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和世态人情的变化.这些作品不是从人的观念冲突来把握现实生活,而是从人的现实关系反映社会矛盾.这些“新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往往不是文明与愚昧、改革与保守等观念的对峙,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现实的利益冲突.如谈歌的《大厂》所描写的厂长吕建国、书记贺玉梅与纪委书记齐志远、赵副厂长之间的纠葛已经从思想观念上的进步与落后之争转换为尖锐的利益冲突.李佩甫的《学习微笑》所表现的厂长与副市长的矛盾,刘醒龙的《分享艰难》所表现的镇党委书记孔太平与镇长赵卫东之间的矛盾,关仁山的《破产》所表现的镇长与副镇长之间的纠葛,起支配作用的主导方面不再是先进与落后的观念之争,同样都是现实的利益冲突.这些作品贴近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生活,敢于正视现实人生和重大社会矛盾,揭示了我们时代的新的人与人和人与社会历史的利益关系,同时表达了广大基层群众的社会心理,使这种“新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超越了“改革文学”,伴随着当代社会生活的发展而有所推进,拓展和开掘了人生和社会历史的基本问题的更深层次.

谈歌的《大厂》和刘醒龙的《分享艰难》等一批作品之所以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是因为这些作品还深刻地触及了社会现实生活的新的矛盾,大胆地反映了国有企业面临的困境,深刻地描绘了社会各阶层人物的心态的复杂性.

“新现实主义”作品在反映时代变革的同时,着力塑造了一批富有时代感的英雄人物.这些作品表现了工人、农民、城乡基层干部的艰难的生存状态,揭示出他们对社会阴暗面的思考和抗争.作家并没有超越历史条件去拔高基层民众的思想觉悟,而是在现实的历史舞台上展现他们的纯朴和高尚.这些英雄人物以矢志不渝的信念、崇高的使命感和不屈的战斗精神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如《苍天在上》中的黄江北对章台市的混乱局面的整治,《人间正道》中吴明雄对平川市政治经济发展所作的顽强的努力,《抉择》 中李高成对中阳纺织集团腐败行为所进行的艰苦斗争,以及《英雄时代》等,都谱写了一曲曲英雄主义的赞歌.这些作品中描写的反面角色“社会蛀虫”使用极其阴险狡诈的手段轮番威逼和压迫英雄人物,使善与恶之间的斗争呈现出更加激烈残酷的状态,但英雄的主人公勇于迎接挑战,取得最终的胜利.

《人间正道》、《抉择》、《车间主任》、《英雄时代》等作品也成功地塑造了一批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人物性格丰富而鲜明.《人间正道》中的市委书记吴明雄,不计个人得失,献身改革事业,集中体现了当代人勇敢、务实、开拓进取的优秀品质和大公无私的高尚品格,不愧是一个“当代英雄”形象.此外,小说还塑造了上至省委书记,下至乡党委书记、村支书记、厂长、矿长等一批党的优秀干部形象.《车间主任》刻画了车间主任段启明以及众多普通工人形象,这些艺术形象都有坚实的生活依托,被赋予丰厚的思想内涵.

诚然,人们对“新现实主义”小说的评价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有人认为,某些“新现实主义”小说与以往的经典现实主义作品相比存在着严重不足之处:对当代转型期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丑恶现象一味妥协,甚至采取了某种认同的态度,非但没有批判权力和金钱的龌龊交易,还制造了人治和金钱联手不可战胜的神话;缺乏深入到社会生活本质层面的理性分析,没有触及改革攻关中的真正症结所在,没有揭示出责任和信念相冲突的深层社会根源,限于体制上的原因,造成作品中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双重缺少;小说的叙述者未能与叙述对象拉开距离,艺术形式上带有非审美化和非艺术化的倾向,语言浅滞,叙述机械.相反,有人则认为“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历史理性在于通过描写改革的艰难困苦来表达对改革的深切呼唤;人文关怀则体现为正视人生的苦难和不幸,描写善与恶的冲突时依然满怀悲悯.“新现实主义”作家虽然不能为自己作品中陷入种种困境中的主人公找到一条有效的出路,但是,揭示这种困境和艰难,已经足以表明这批作家具有直面社会的勇气和关注现实的良知.

三、“唯物史观”与“新现实主义”的再探讨

现实主义的文艺活动决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审美活动,而是一种特殊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精神实践活动.当代中国作家艺术家必须时刻关注并介入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现实生活,并积极投身到人民创造历史的洪流中,从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活动中汲取灵感,创作出能够反映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活动的充满诗情画意的史诗般的杰出作品.

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现实主义尽管是一个历史的运动的概念,但现实主义理论也应该致力于确立自己特有的相对稳定的美学品质,这样才能尊重文学艺术既有的伟大传统,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现实主义的优越性.第一,作为现实主义的核心思想是社会分析,是表现和研究人的社会经验和社会关系、个人和社会的相互关联以及社会历史本身的结构.它把人和社会生活作为自己研究和描绘的对象.在现实主义文学艺术中,一般文学艺术所素有的认识功能得以最充分地显示.现实主义文艺之所以能够那么广阔和丰满地反映人类的社会生活,反映伟大的历史性的事件与伴随着社会进步而来的变革,是因为现实主义的首要特色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社会分析,社会分析使艺术家有可能揭示出社会生活的主要特点和规律.然而社会分析并不取消心理分析,相反,主观心理分析使客观社会分析变得更加丰富,社会分析是把研究和展现人的内心世界及客观世界、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作为最重要的因素包括在自身之内的.第二,同现实主义文学艺术的认识作用密不可分,典型化的原则对现实主义的创作来说是关键性的,是它的本质和特点.第三,现实主义文学艺术创造了审美现实,而审美现实一开始就同生活现实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建立了辩证的关系,并且在生活的逼真形式中及和生活逼真不相符合的假定形式中描写生活的本质.现实主义为了达到审美效果在选择艺术手段方面,应该是充分自由的,很多手段都应该包括在现实主义美学中,只要它们有助于对世界的认识.

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看,现实主义精神作为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实践中历史地生成和建构的主体精神之一,其最本质的特征还在于,现实主义充分肯定作为审美主体的人及其他生活于其中的周围世界是客观实在的.尽管对这种客观实在性的理解不一定要完全建立在我们通常所说的唯物论的基础之上,但对这种客观实在性的尊重是一切现实主义的共同特征;相反,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诸多流派则经常漠视这种客观实在性.其次,现实主义体现了人类理性认识所具有的强大力量,始终对客观社会历史存在采取高度冷静和清醒的态度.现实主义是以拥有高度冷静和清醒的理性的分析批判精神而著称的,如果说现代主义是偏向于对某种形而上的人生和社会哲理的追求和体验,那么现实主义则偏向于对形而下的现实人生的实证的分析和解剖.现实主义从它被命名时起,就同近代的科学精神的发展密切关联.

“新现实主义”的重新崛起,主要是因为现实主义的灵魂――文学的“人民性”得以魂兮归来.

强调文学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光荣传统.马克思主张作家真实地表现人类的社会关系.恩格斯主张作为历史主体的工人阶级应当在现实主义中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列宁倡导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服务.普列汉诺夫特别注重文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尤其强调文学艺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出“以人为本”,确定文艺的“二为方向”,号召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把是否表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推动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伟大社会实践,视为文艺的根本源泉,关系到作家的艺术生命和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道路.正如有的学者所指明的,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特别强调文学的“人民性”,实质上是真正的“人民文学”.这种理论概括是准确的,是颇有道理的.一些在文学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学理论家也非常重视文学的人民性问题,如布莱希特谈论“人民性与现实主义”时说,“面对大众的巨大痛苦,去探讨微不足道的和少部分人的困难,只能使人感到可笑,甚至可鄙”,这样,人民性与现实主义这两个口号自然地结合在一起.文学提供忠于现实的生活摹写,“这符合人民即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而忠于现实的生活摹写事实上也只服务于人民即广大的劳动群众.”别林斯基认为,当文学的人民性成为作家对世界所怀抱的本能的、内在的看法时,如同对真理的直觉那样,这种人民性便构成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力量、生命和意义.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我们国家正在艰难复杂的现代化道路上跋涉着,我们需要一种高度冷静和清醒的理性的分析批判精神,这正是现实主义精神所特有的.面对新的历史条件以及各种文艺思潮和文艺创作所提供的挑战和机遇,应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现实主义的理论,从文艺实践出发,通过对各种文艺思潮和批评模式的梳理,实现文艺理论的综合与创新.现实主义文学担负着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深入观察、认识和思考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中所出现的重大的社会问题,并促使我们找到解决这些重大的社会问题的可能性途径,这是新时代对现实主义文学艺术提出的责无旁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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