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20世纪50年代重庆的三座重要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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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于1949年10月1日,共和国时期的建筑活动也自然是以这个日期为准的.大凡一个国家在立国之初都有一个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建筑指导思想左右着主流建筑活动,而这个指导思想往往表现在政府颁发的政策法令上,也更具体地体现在建筑作品上.我以为,在60年之后的今天回顾共和国初期的建筑指导思想,重庆市20世纪50年代的三个建筑作品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这三座建筑分别是：西南军政大礼堂(后改名为“重庆市人大会堂”)、西南局办公大楼(西南局撤销后成为重庆市委办公楼)和重庆市委办公楼(后改作重庆市博物馆),在西南局1949年12月8日进驻重庆后不久决定建造.

这三座建筑是当时重庆最重要的公共建筑和党政机关办公用房,以前者的富丽堂皇与后二者的质朴简约形成鲜明的对照,由此所组成反差强烈的整体建筑面貌昭示着的某种象征意义.

三座建筑概况

1.西南军政大礼堂

西南军政大礼堂于1951年6月奠基,1954年4月落成,占地面积2.5万m2,建筑总高度为65m,其中礼堂高55m,内有5层,现用4层,可容观众4206人.它由著名建筑师张家德先生设计.整组建筑坐落于重庆市渝中区中心地带的缓坡之上,外观采用了明清两代的宫廷建筑风格中轴线对称格局；正立面以首层7间柱廊之上建重檐歇山顶9间殿堂构成正门入口背后即以仿北京天坛祈年殿的3重檐圆顶攒尖屋盖的大礼堂构成建筑主体,左右两翼对称配以一字排开的3层阁道式配殿,其两端和中部又以方亭、八角亭式塔楼为起始点和过渡.其整体立面构图以主体之高耸入云而据震慑力,辅之以两翼之起伏、舒展,不失其视觉上的韵律效果又以绿琉璃瓦顶、红漆柱和米黄色墙体构成金碧辉煌的华贵色调.此建筑是继续吕彦直先生南京中山陵,广州中山纪念堂之后,又一个借助现代西方建筑技术而展示中国民族建筑样式之美的大型建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天坛祈年殿3重檐样式在公众心目中,是高于紫禁城太和殿的最高等级建筑形式.

据资料显示：建设者在没有大型高吊起重设备的情况下,采用“堆积法”,将35000多根楠竹,木板搭架,最终把总重量约280多吨,厚约１m的双层钢架,以40000多颗铆钉连成的36片网架组成的大厅半圆型球壳顶架支撑在混凝土柱上.礼堂中径跨度长46.33m,整个顶盖可随热胀冷缩,在支点座上,顶壳可内外移动44mm.建成后,此建筑即正式命名为“西南行政委员会大礼堂”,1955年更名为“重庆市人民大会堂”至今.

受当时的建筑技术制约,此建筑在视听效果等功能上存在着某种不足,但仍以外观的大气势至今仍作为标志性建筑吸引着众多的中外游客.1987年,由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和伦敦大学著名专家教授共同主编增订出版的《比较建筑史》一书,首次向世界介绍了新中国建立后国内著名建筑共43项,其中重庆人民大礼堂排列第二位.

相比较重庆市人民大会堂的富丽堂皇西南局办公大楼和重庆市委办公楼则是非常简朴的,以致我们今天会时时担心其会在将来当作一般性建筑被拆毁.又由于二者不似重庆市人民大会堂那么著名,其中一座更身处政府机关的高墙深院之内,基本数据资料很难获得.在此,只能简述如下:

2.西南局办公大楼

西南局办公大楼(西南局撤销后成为重庆市委办公楼)今在重庆市委院内,因近年启用新的办公大楼,现用途不明.此建筑为砖混结构,地上3层、地下1层,平顶,平面略呈横置的工字形,仅在中部略向前、向上凸出一个高4层的门庭作建筑主体.整体建筑外观以红砖墙、矩形玻璃窗构成朴素的建筑色调,在门庭上端饰白水泥“工农兵”浮雕,并以此为中心,顶楼上檐部分环绕一圈宋式浮雕作为此西南行政中心建筑的唯一的装饰.此建筑于1951年奠基,1953年交付使用,由著名建筑历史学家陈明达先生设计并监督施工.

3.重庆市委办公楼

重庆市委办公楼(后改作重庆市博物馆),座落于市中心,依枇杷山山势而建,距山巅仅一步之遥.此建筑为砖混结构,主体3层,建筑面积约23万m2,红瓦顶,米黄色墙面无花饰矩形窗户；因地形而以一个横向长方形为横轴,左侧向山下延伸一矩形和一个正方形门庭,右侧向山顶延伸一个矩形由此组成建筑平面,正立面以4层塔楼门厅和偏右布置的门廊,台阶等组成建筑立面的构图中心.于1951年奠基,1953年交付使用,亦由陈明达先生设计并监督施工.1954年,西南大区撤销,重庆市委迁居原西南局办公大楼,此建筑于1955年改作原西南博物院,后又改称重庆市博物馆,是西南地区一座重要的综合性博物馆.

粗看起来,这两座楼除了正立面的朴素大方及环境的清幽之外,似乎与近代大多数中国建筑师的仿效西洋风之作并没有大的区别,但仔细观察,则会发现,设计者似乎有两方面的探索：

其一是吸收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的基本元素,在建筑构图方面以简单的几何体作多样组合,尽量避免多余的装饰,后者的构成元素是矩形、三角形,方椎体、立方体(据陈明达先生生前回忆,某些构图的灵感甚至来自“七巧板拼图游戏”),前者更简化为纯立方体的排列组合,

其二是特别关注建筑与周边环境的和谐布局.以重庆市委办公楼为例,设计者充分考虑到了20世纪50年代枇杷山正街的周边环境,尽量使建筑平和地置身于在明清民居、民国别墅丛中,保持体量略有突出而不突兀的局面,在建筑规格和整体布局上借助山势以显建筑的高大而建筑本体高度则控制在不遮掩山顶俯视视线的范围,进而使建筑完全融入山体,并不动声色地拉近与远处长江的视觉距离.可以说,设计者陈明达先生没有沿用四角翘起的大屋顶.等公认的中国古代建筑符号,也放弃了平面布置的对称原则,针对地势和周边环境,完全自由地使用西洋式建筑材料安排建筑的平面和立面,但人们感觉它绝不是中国人对西洋建筑的刻板模仿,而是使用新材料去营造一种内在的中国氛围.此建筑的成功之处在于从建筑尺度上把握人与建筑、建筑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堪称是实用功能与内在诗意的完美结合.设计角色的反串

重庆市人民大会堂的设计者张家德先生(1913～1982)毕业于大学建筑工程系,曾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是我国著名的建筑设计大师.张先生在校所学以西方建筑学为根基,对中国古典建筑的认识,则主要是靠自修得来.由他设计这样一个民族样式的大体量建筑,很能说明在20世纪我国的建筑界,建筑师们的民族情结,传统文化基因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远.

西南局办公大楼与重庆市委办公大楼的设计者陈明达先生(1914～1997)师从于建筑学家刘敦桢,梁思成,一生探寻中国古代建筑及城市规划思想,日后也以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研究知名.尽管他曾在民国期间任设计局公共工程组研究员,从事陪都城市规划工作和少量的新建筑设计工作,但总体上说,他的主要知识构成是以中国古典建筑为主的.由他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建筑手法设计新中国的党政机关办公大楼,是与张家德先生设计传统样式公共建筑建筑同样意味深长的以西学为根基者似乎觉得非采用民族样式不能突出新时代公共建筑之宏伟气势,以中学为主业者却做着西方现代派建筑构成的种种尝试,从而力求政府用房之简朴.这个角色反串的背后,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逸闻.

1949年之后,张家德与陈明达同在重庆市建筑公司任职,同是旧政府留下来的建筑界高级知识分子.因此,在中国西南局决定建造这三座建筑时,二人首当其冲承担起主要的设计及监督施工工作.据陈明达先生生前回忆1950年的一天,当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兼财经委员会主任的曾亲自召见二人,具体安排设计施工事宜.当时,他们首先向发问

“汉代初年有两个做法,一个是建造未央宫‘非壮丽无以重威’；另一个是‘休养生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不知新政府将采用哪一种为建筑业的主旨”

他们得到的答复是：

“这两个做法都要采纳――党政机关的办公楼要简朴,实用,尽量节约政府开支,好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工农业生产,让人民群众‘休养生息’,另外,要以充足的资金投入去建造作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主会场的大礼堂这个大礼堂一定要‘雄伟壮观以重人民当家作主之威’！”.

又补充说：“大礼堂的建设经费可以尽量满足；而两个办公楼虽说要节俭,但也应该考虑到建筑美观问题,相信建筑师可以开动脑筋,‘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得到了这样的答复,张陈二人都很为新政府的开明与亲民姿态所感动,决计竭尽所能做好这项新政府在西南地区的重要建筑活动,陈明达先生甚至为此谢绝了到文物局任职的邀请.因张先生设计实践经验丰富,故主动承担了大礼堂的设计,而陈先生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设计一个建筑物“既要节俭又要兼顾美观”的挑战.

于是,应运而生了上述设计结果.

结语

可以说：建国初期张家德、陈明达二人的这次建筑设计实践取得了预计效果,这三座20世纪50年代建筑如实记录下了那个时代的建筑思想、时代精神和当时知识分子的追求.

张家德先生重庆市人大会堂设计的成功,在于其证明了中国传统建筑样式完全可以适用于超大体量建筑工程,这个古老的建筑艺术形式完全可以服务于现代中国,并赋予其全新的文化内涵；旧时代最高等级的建筑形式在新时期不再服务于皇权而服务于黎民百姓,确实具有“雄伟壮观以重人民当家作主之威”的艺术效果.

而陈明达先生的两座办公楼的设计,没有重庆市人大会堂那样闻名遐迩,但同样是成功的；其朴质无华的艺术形式,其和谐自然的环境处理手法,也确实体现了当政者竭力使人民“休养生息”的亲民政策,也寄寓着建筑师的一个深层次的建筑理想；建筑本不应以奢华无度为荣,而应以适度为准则,体现出一种超越物质局限的精神追求.

陈明达先生在晚年曾谈到他对建筑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认识：

“等在我看来,归根到底是一句话：民族形式就是要等你去创造！民族形式不是固有不变,等你发现的东西,而是一个创作问题,要你在我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根据我们这个民族的现实去创造.不能简单理解古代形式,一说民族形式就想到‘大屋顶’就想到一个固定的已有的形式.这在哲学上说不通.我觉得,创作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难题,只要你立足现实生活,脑子里有创造意识,同时,对我们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中国建筑设计观念熟知和理解,你就可以去创造.”

这句话似乎适用于他自己的舍弃了大屋顶的西南局办公大楼,也适用于张家德先生沿用了大屋顶的重庆市人大会堂.

在60年后的今天,回顾西南局当年对建筑形式之华丽与俭朴的独特理解,仍是令人神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