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正义”与新的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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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论述“新”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文学形态还没有展开,何来“新”十年之后,这一概念的存在价值已经没有太大的争议了,接踵而至的是对具体内涵的探讨.在一个价值多元、话语繁复的新世纪,文化空间在扩大,每一个面对现实发言的研究者,似乎都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人们一面感受着变化了的现实,一面却又不得不承受无力诉说的软弱.依我之见,诉说的软弱,源自于对文学现状的难以确定.文学史经验告诉我们,挂一漏万的叙事,并不始于今天,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对于“新时期”文学,我们何尝全息摄入,全知全能但这又何妨一些评论家底气十足的评说为什么一遇到“新世纪”文学,便有了这种全息摄入的高门槛和苛求了呢或许,还是因为对一个时代的文学精神缺乏一种可以普遍接受的价值认同如果依然是用中国传统的文学标准,或者是用中国新文学的价值标准,乃至用“新时期”以来形成的文学标准来看待“新世纪”文学,既便是持最宽容的价值尺度,恐怕也难以准确判定“新世纪”文学的状况.譬如,那些注重文本的批评,不会满意“新世纪”文学的发展状况,他们会说,我不管作家写作有什么变化,我也不想知道文学的时代精神是什么,我只对文本有兴趣,而文本与文本是不一样的,今天有高质量的文本吗其实所谓高质量的文本之类的要求,历来都有人提出,但在同一文学时代,这是一个永远无解的文学话题.谁敢保证自己推崇的当代作家作品就一定是高质量的还有一些评论家可能承认“新世纪”文学的变化特征,但他们的表达方式是呼吁作家、评论家介入时代的洪流,就像文学史上的鲁迅、郭沫若、茅盾那样,怀着火一样的政治热情,谱写时代篇章.这样的批评是希望21世纪的中国文学,拷贝20世纪的中国文学经验和模式.对这样的高调批评,我们又不得不有所犹豫.假如鲁迅、郭沫若、茅盾真的转世投胎于21世纪,他们还会继续选择已有的文学方式吗20世纪的文学经验和发展模式,真的能够一成不变地适用于“新世纪”文学吗还有一种批评的诉说方式是重起炉灶式的,评论家们给20世纪中国文学划上一个句号,然后郑重宣布:新由此开始.当代文学的“终结论”和“重构论”就是依此逻辑炮制出来的.但如何面对还健在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更不用说“作家”和“知青作家”笔耕不辍的现实了,如果这些都可以不顾,那么,“新世纪”文学或许是“前无古人”的新人的天地.但偏偏一些20世纪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20世纪的文学写作者还在写作,这是“终结论”和“重构论”面对的难题.列数上述种种观点,无非是想强调对文学研究对象的全息洞察,总是困难重重,矛盾不断,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尝试着对一个新时代的文学状态作一种整体把握的努力.


一、

如果一定要从影响文学的主导性观念来区分20世纪与新的差异,我以为影响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导性观念是“革命”,而影响21世纪初中国文学的观念是“正义”.20的开端是从“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一连串的文坛革命开始的,随后才有了“五四”式的“文学革命”.“新文学”为中国文学与现代国家的联盟提供了一种结合的可能,从此中国文学有了一种新的归属意识形态.1920年代的“革命文学”开启了中国现代史上文学与党派力量结合的先例,革命文学与革命组织有了一种血肉相依的关系.19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是政治权力与文学力量相依相恋的蜜月期,屡屡政治上有所动作,文学都是鞍前马后,发信号、打头阵,忙得不亦乐乎.至于世纪末的最后30年,作家、批评家们还是轻车熟路地以“革命”相号召,鼓吹“观念革命”、“形式革命”,在社会上频频引发轰动效应.总之,20世纪最值得宝贵的文学经验是“革命”,“革命”运动从头至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深深影响着这一时段的文学.而21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几乎是在懵懵懂懂,不知不觉中无声展开的.与20世纪中国文学轰轰烈烈的开场相比,21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可谓沉闷之极,混乱之极.既没有铿锵有力、振奋人心的文坛宣言,也没有名人新秀的奋笔疾书,登高一呼.不是说没有人想担当这一新时代的文学旗手,只是这种方式在今天难获响应.如果说,20世纪中国文学的开端有梁启超、王国维、陈独秀、胡适、鲁迅这样的文学人物,那么,谁是21世纪初的梁启超、王国维、陈独秀、胡适和鲁迅呢或许21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不是以这种提问方式呈现的,21世纪的中国文学有自己的文化逻辑和行为方式,这种逻辑和行为方式的理论表达,或许可以借助于“正义”一词加以概括.

所谓“正义”的行为方式,与“革命”有关联,但也有着根本的区别.“革命”是摧枯拉朽、不承认现实的一切秩序,而“正义”强调的是契约精神、协商.“革命”的目的是以暴力手段,摧毁旧世界,而“正义”凸显的是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主张以法治精神,寻求程序的公平正义.所以,与“革命”时期文学的自由自在、大喜大悲相对照,“正义”观念主导下的文学是一种理性抉择的冷静和利弊权衡的中庸.鲁迅的小说是“革命”时代的文学教科书,读他的作品,再冷静的读者也会激荡起感情的波澜.面对《孔乙己》、《药》、《祝福》、《伤逝》等作品中的小人物们,读者可以非常具体直观地感受到社会的不公和冷漠.现实世界如此冷酷,唯有革命才能摧毁重建.犹犹豫豫、折衷妥协,最后的结局都是悲剧性的.甚至像丁玲笔下莎菲女士式的颓唐、周作人“闭户读书论”的清谈,在情感基调上都是反社会的,与现实社会秩序根本没有妥协的余地.但21世纪初的文学,是告别革命式的.那些风花雪月的都市怀旧小说,那些沉醉于宗教拯救的散文随笔,那些站在精神高原东张西望的长篇巨作,那些感叹蜗居生活的小白领的灰色笔记,那些拿着文化研究当法宝的高调批评,那些模仿着经典作家的口吻指点文坛的评论,那些铺张豪华的文学会议和小圈子式的文学沙龙,那些占尽商机乖巧伶俐的文学贝贝等百年时空中曾使现实与理想尖锐起来的20世纪中国文学,在新世纪初变得出人意料的忍声吞气、逆来顺受.如果读惯了20作品的读者,再来阅读新世纪的文学作品,很多时候可能会忍不住有一种难以抑制的精神倦怠.读者不仅要耗费很多的心智来熟悉日常生活的繁琐细节、流行时尚,还得忍受各种患得患失、津津乐道的小叙述、小感觉、小批判、小发明、小兴奋与小失意.文学想像在这个缺乏革命可能的社会中,一头钻进曲折狭窄的车道,放任自流.承载着这种文学趣味的思想轨道,一边是并不怎么坚定的革命幻想,另一边是虚假诗意的人生幸福.那些似乎经历过政治运动又没有很深介入过政治事务的中年男女们,幻想着推翻压抑于身的种种不如意.假如不是因为职业的关系,假如他们还有其他的生活出路而不是只会舞文弄墨,革命的乌托邦想必霎那间就会蒸发殆尽.但如今他们面对无奈的现实和岁月流逝的生理恐慌,只能以革命的高调炫示自己的文化资本.其基本特征,一是披挂上阵,二是经院式批判.从《宣言》到詹明信,从齐泽克到巴丢,混乱的知识谱系常常是言不及义地乱说一气.其效果无非是证明自己的身份很重要,对当下有一种文化姿态.但这样的姿态与新何干难道推进新的革命力量依然要靠立场与态度来决定至于那种诗意人生的虚假幸福,我们领教了它燃烧的荒诞.如果革命都是那么美好而纯洁,何至于百年积弊日盛一日呢既然不能像“文学革命”或“革命文学”的圣手们那样冲锋陷阵,大有作为,新只能在职业化的道路上自娱自乐、自我安慰.这样的文学气象,作一个不太恰当的历史类比,或许最接近清末民初的海上文学.原先靠仰食为生的幕僚和私塾先生们,在文化市场的扶持下,一个个从权力体制内部游离出来,成为混迹江湖的自由职业者.这班文人学士对权力当局谈不上有什么好感,但也未必决绝到革命和抗争.他们的人生目标是达人和闻人,换句话说,谋取较之常人更多的文化资本是他们的人生目标.新世纪的文人雅士走的也是近似于海上闻人的人生道路.越来越多的作家、脱离了单位,进入社会,奔走于书商、工作室和文化娱乐传媒之间,由原来的占领思想阵地,转向占领媒体和市场空间.为了生计,他们在法制契约规定下做一些可以做的事.他们的写作、出版和稿酬的获得,全凭着一纸合同的约束.对这些写作者而言,契约意识可能比体制内的写作者自觉得多.在新交往关系中,契约成为一种常识.寻求合作,创意立业,需要合同,作品出版,宣传策划,需要合同.总之,合同是自由职业的生命保障.而合同保障的基本前提是法律许可之内的写作和出版.具有革命精神的文学创作、文学出版与所谓合同约束下的文学写作、文学出版,天然地存在内部紧张.在“革命”时代,文学有一种无法无天的冲动,飞行集会、办报办刊、打笔仗、论时政、开天窗、地下出版等诸如此类的文学现象比比皆是.而21世纪初的中国文学中,很难见到这样的文学景观了.尽管一些人还在模仿着印刷、出版地下刊物,但影响和规模不妨以“革命文学”的灰烬来形容.为了谋求合法生存与出版,21世纪初的文学写作者都明白,需要将自己的思想情感纳入到法律认可的范围之内加以表述.如果记忆没有出错的话,人们一定记得新作品最异端的思想表述,也不会超越公平正义的文化范畴.

二、

21世纪的文学“正义”是对20“革命”的矫枉过正.革命是暴力和毁灭,正义是文明与建设.革命是自由自在,畅快淋漓,正义是对话磋商,文明合作.革命上演的是文攻武卫的生死悲喜剧,而正义展示的是善有善报的道德正剧.革命的美学是壮丽和崇高,正义的美学是理性与秩序.革命是从混乱的人群中划分出营垒分明、相互仇恨的阶级等级,而正义是让高低不平的阶级等级消弭于一视同仁的法律条文.总之,革命疲软之后是公平正义的粉墨登场.革命者向往正义,但从未在自己的手中真正实现过正义.而正义者手中,革命是一种高端消费,在没有革命的和平年代,奢谈革命,显示的是身份和文化的优越.

革命/正义纠缠之下的新,犹如双头同体的怪兽,自相缠绕,相互对照,却又难以认同对方.在上世纪末以“清洁的精神”著称的张承志,其新世纪的文学写作进入了《文明的入门》、《草原》、《秘境》、《求知》和《聋子的耳朵》.在一般评论家眼中,张承志的文字有着一股味,“哲合忍耶”的原教旨主义的殊死抵抗,张扬了革命信仰的巨大力量.或许张承志的“以笔代旗”的文字,是同时代中国作家中最具震撼力的.但在新世纪的创作中,张承志越过了“革命”的崇山峻岭,进入“尊严”与“良知”的文明追求.在《他人的尊严》和《无助异类的亲戚》中,他对“新左派”的激进主义理念给予抨击,但这种抨击不是以更为激进的暴力相号召,而是用文学“正义”的文化逻辑来解构这种貌似激进的西方左派教条.他认为,在一个文化多元的世界,应该彼此承认和接受不属于自己文化共同体的“他人”文化共同体的“尊严”.如果说西方的保守主义推行的是“白人至上”的文化,那么,西方左派推行的是用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拯救第三世界穷光蛋的路线.“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左翼化的西方人是穷光蛋的最后救世主,如果浑身劣根性的穷朋友不领情,莫怪他们雷霆大发”.在炮不能左右社会生活的21世纪,巴勒斯坦的“投石的诉说”是一种革命情绪的绝望象征.文明冲突的时代,正义原则高调出场.在《无助异类的亲戚》中,张承志热情赞美伊斯兰文化的正义性,这种正义价值的文化要义在于当代社会普遍归顺西方霸权的文明规则时,唯有伊斯兰文化敢于奋起反抗,正面出击.所以,这种伊斯兰文化超越了宗教教义的一般范畴,上升为具有生命价值特征的反抗者共有的“血统的记号”.在张承志看来,与暴力革命的手段相比,文明冲突可能是一个暗流潜伏的更为凶险的时代.暴力冲突只是肉体的撞击,而文明冲突关乎人的灵魂的争夺.张承志的这种敏感,穿越了新世纪初中国文学廉价的乐观主义,使文学审美有可能抵达严肃思考的思想境域.

如果说张承志的新写作对实在的现世生活表现出少有的热情和注目的话,那么,莫言的小说创作对语言的虚构可能怀有难解的痴迷.张承志是希望在现实世界中诞生一种正义的奇迹,而莫言尝试着以书写的方式为读者营造一种正义的象征符号.莫言在上世纪创作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是较早涉及文学“正义”问题的作品.作品围绕“蒜薹事件”展开.那些响应政府号召种植蒜薹的村民,在种植过程中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他们希望到县里讨一个公道,但最后以绝望告终.现实生活中境遇悲惨、渴望公道的蒜农们,在莫言的小说中获得了想像性的正义补偿.莫言为这些不幸的乡亲仗义执言,为了鼓舞士气,他天才式地杜撰了一段在他看来异乎寻常地接近斯大林思想的斯大林的论述:“小说家总是想远离政治,小说却自己逼近了政治.小说家总是想关心‘人的命运’,却忘了关心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一些原本准备对莫言小说的方向、立场持严肃批评的左派人士,一见到斯大林的语录,那种围攻的气焰收敛了很多,他们的关注目标不再是小说的思想情调,而是转向考证斯大林语录的出处.躲过一劫的莫言,或许在文学问题上有了新的顿悟:作家无力改变现实,但却可以改变话语秩序.在现实生活中感慨自己无能为力的莫言,在文学写作中尝试着将原有的语言镣铐解除,凭着个人的良好语感,信马由缰,驰骋江河.他尝试语言虚构的种种可能,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吾手写吾口”.他愿意想像种种不可能的可能,甚至不惜冒犯传统、习惯.譬如,他的《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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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肥臀》以生育的快乐揭示母爱的生命意义,那种弗洛伊德的潜在性冲动的想像,让承载着革命神圣感的母亲原型瞬时瓦解.《四十一炮》中那个欣欣向荣的改革开放的新农村,变成了污秽不堪、制假贩假、藏污纳垢的温床.总之,莫言小说中的环境、人物、氛围,与“革命”文学中的环境、人物、氛围,形似神离,情调迥异,让那些习惯了乡村和城镇的革命叙述的阅读口味,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不适和陌生.

新世纪初,莫言的《生死疲劳》,又一次让人们见证了虚拟之中的文学“正义”的现实冲击.土改斗地主这一经典性的革命叙事模式,在《生死疲劳》中有了一种颠覆性的转变.北方农村西门屯的地主西门闹,土改时被村里民兵毙了,而他的灵魂投胎于驴、马、猪、狗、猴等,随后从驴眼、牛眼、猪眼、狗眼和猴眼里,他看见了沧桑巨变、人间悲剧.这里的悲剧真正称得上是雷蒙威廉斯意义上的“现代悲剧”.伟大人物瞬息间毁灭的传统悲剧,让位于平凡小人物遭遇飞来横祸的不幸,地动山摇的传统悲剧的震撼力被漫漫怅恨的失落与绝望替代.这种小说美学的转折,预示着革命时代与公平正义时代对生命意义不同的文学理解的落差.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柳青的《创业史》中,毙地主或是惩罚地主,是一种革命的原教旨行为,不仅正义,而且充满快感.但在莫言的《生死疲劳》中,你对地主西门闹不会有铭心刻骨的仇恨,不仅恨不起来,反倒会因为他的不幸毙命而唤来对他的同情.同时,对民兵队长黄瞳式的杀人夺妻分田地的土地革命产生怀疑.莫言或许对发生于20世纪的这场农村土改运动道听途说,偶有所感,但他不是历史学家,他不用对具体事实考据求证,他只对虚构的可能性怀有兴趣.通过叙述语言的变换,曾经风光一时的革命,再也没有了昔日的神圣光环.虚构的力量,让人们的同情对象由黄瞳转移到西门闹身上.这种同情,不是阶级对立关系中对一个阶级、一种群体的整体社会作用和社会地位的评价的重新更张,而是对生命个体被无情消灭的震惊.如果从社会正义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生死疲劳》或许会引发一些人的争议,但从文学“正义”的角度看,不管社会进步与落后,作为一种想像中的生命的陨落,一定会唤起读者的同情.至少莫言本人对包括西门闹在内的生命个体的毁灭寄予了某种关切.读《生死疲劳》有一种生死悬于一念的无常感和幻灭感.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家产,意想不到地给后代带来了灭顶之灾.浪吃浪用、毫无信誉的乡间痞子,竟然成为革命成果的享受者.“业精于勤而荒于嬉”的祖传箴言,在莫言的小说中,让人觉得未必可信,而一切人间因缘际会,阴差阳错地表现为此一时、彼一时的虚无.作为小说家,莫言觉得自己在政治上谈不上有什么胸怀和抱负,但在写作上,他做得有声有色.他反复强调“小说是手工活儿”.他不是要用小说干政,但却希望以自己的创作捍卫小说的职业“尊严”.

三、

曾经有经济学家说过,所有制与正义原则相伴而生.这里的“所有制”是一个非常狭义的概念,它是指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在革命年代,私有财产的概念是受到挑战的.革命者四海为家,不受财产的限制和约束.当然,他们对于私有制的仇恨也是一如既往.革命就是要粉碎私有制.私有制需要瓦解,但瓦解之后还有没有私有的所有呢在整个20世纪社会革命中,很多有革命情怀的社会实践者希望以财产公有来消除人类生活中的剥削和不公现象.但社会实践的经验告诉人们:财富公有的结果并没有让人类的生活抵达理想幸福.倒是20世纪末的中国式的“摸着石头过河”,让人们渐行渐远了公有制的乌托邦,感觉到有可能过上一种体面的“小康”生活.但新世纪以来,这种“小康”生活风雨飘摇,既不安全,又不稳定,时时处处都有“内爆”的可能.看看社会新闻中的暴力拆迁的真实故事吧,缺乏所有制保障的土地,成为官商合流的囊中之物,想拆哪里就拆哪里,想要什么就能获得什么.再看看那些用人单位苛刻的聘用合同,与其说是合法聘用,还不如说是强权逼迫.所有的聘用条文,都倾向于有权者一边.如此契约,形同空文.苛政猛于虎,法规狠如狼.在新世纪的社会生活中,人们既不想为革命动荡支付高昂的生命代价,又不希望贫富差距引发太大的社会冲突.所以,折中主义的解决方案是寄希望于强化社会生活中的公平正义.

对于新而言,“正义”的表达仅仅是开始.除了张承志式的对现世生活的执着,除了莫言式的对语言虚构的热情外,还有所谓的“底层文学”和都市小说都在苦苦寻找社会生活的“正义”支点.

撇开“底层文学”混乱不堪的价值表述不谈,注目于这类作家作品对下岗工人、城市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文学表达,人们一定会意识到时代变化之大.20世纪中国革命最为骄傲的工农联盟,在21世纪无情地被分化瓦解,整体跌落到社会的底端.类似的情况或许在世界范围内也比比皆是,否则何来《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E.P.汤普森)、《漫长的革命》(雷蒙威廉斯)、《新左派评论》(佩里安德森)等欧洲左派频频为革命招魂的举动不同于“革命”时代对底层的文学表达,新世纪“底层文学”诉求的是公平正义,或者说,正义的水准大多维系在经济权益的合法寻取范围.最形象的说法,就是“讨一个说法”.作为社会道德的正义向标,无人不对下岗工人、城市农民工的悲惨处境给予同情,而这也就是新“正义”所能抵达的最高水平了,文学还能何为复现20世纪“革命文学”的神威吗那个逝去的20世纪全能社会连同文学发威的模式,要恢复起来,真是难上加难.21世纪的基本趋势,是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的各自分离.一个强权政治,未必在经济和文化上有所作为,而那些经济强国,不一定在世界政治格局和文化对话中高调亮相.至于那些忙于文化输出的崛起的大国,它的子民们很可能在政治权益、经济待遇上远远不如别人.

新世纪都市小说堪称是对“底层文学”建构之中的文学“正义”的一种解构.如果说,“底层文学”呼唤的是具有抽象意义的普遍“正义”,那么,都市小说中小白领的抱怨,则直接提出了“谁之正义”的问题.都市小说叙述的基本模式之一,是女主人抱怨农村小保姆的各种不规矩行为:偷懒、言而无信、做事不到位等等.这种主佣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文学上的表现虽不始于新世纪,但在新世纪都市小说中无疑达到了一个顶峰.这种矛盾冲突的现实基础,当然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带来农民工进城谋生以及社会分工让一些城市居民雇用保姆成为可能.但在一个由“革命”社会转型为“正义”社会的过程中,“正义”的边界含混模糊,是非不清.原本那些在农村大地上自由自在、扬眉吐气的农民兄弟,进城之后,变成了“乡下人”,身份歧视,造就城乡对立心理.农民工在城里打工挣钱,他/她不是意识到服务业有一种职业规范和职业约束,而是时时处处感觉着自己是迫不得已在伺候别人.一旦有可能有机会不伺候别人,便会毅然决然地一走了之,谈不上什么信誉、职业道德之类的约束.而那些长久生活在都市圈内的居民,城市的规范生活让他们养成了非常自觉的自我保护意识,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利益边界在哪里.该做什么,怎么做,做到怎样的地步和获得怎样的利益回报,这些都是城市人最基本的心理运作图式.但当这种城市心理与乡村心理在城市化过程中相遇对决时,城市的经济优势并不能保证它时时处处在各个方面都占据优势.缺乏信誉,便是城市居民屡屡抱怨小保姆们的生动记录.一般而言,社会正义总是同情经济上处于弱势的小保姆们,但城市人的困局又有谁设身处地为他们考虑过呢小说家潘向黎在短篇小说《满月同行》中,对遭遇小保姆突然辞职尴尬的家庭主妇的生活,有过准确的描述.读这样的作品,人们不一定有震撼感,但会由衷地感叹:城市居家真是不容易啊!城市主妇与小保姆的冲突,事实上,是新世纪普遍化的城乡冲突的一种文学缩影和感性表述,它所突现的文学“正义”的想像性要求,常常是通过那些微小的家庭事务冲突和日常生活的细节变化展开.因此,社会政治等大问题,常常不在这些作家作品的文学视野之中,但这种以小问题搏击大现实的小说提问,却是人们在思考社会“正义”时,屡屡需要面对的.

四、

新技术改变了新“正义”的基本法则.如果没有网络,如果出版还是在20世纪原有的技术格局的支撑下继续不变,那么,言说“正义”的对象范围要简单得多.但21世纪人类生活中,网络技术的日常化,使得文学书写不仅方式改变,而且还分裂出新的概念.在新世纪文化时空中,对“文学”一词的理解需要加以种种限定:你究竟是指纸质出版中呈现的“文学”,还是网络空间中呈现的“文学”.纸质出版中的“文学”和网络空间中呈现的“文学”,壁垒森严,泾渭分明.那些传统的文学桂冠,像诺贝尔文学奖等,迄今为止,依然限定在纸质的“文学”世界,再有影响的网络“文学”也无缘于这些纸质出版物的嘉奖.但这样的局面会一直维持下去吗看看网络文学在上世纪末由无到有,再到今天蔚为大观的兴盛局面,没有人会怀疑21世纪将会涌现出经典的网络“文学”.

网络“文学”的游戏规则无法用纸质“文学”的要求来论定.就像眼下作为流行文学样式出现的“80后”、“90后”写作,围绕他们的论争,可能还不在于这些作品能不能称为“文学”,在我看来,最关键的问题应该探讨一下这些新写作与新接受在网络空间的有机循环,在文学上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不妨对照一下20世纪初的文学生存空间.当机器印刷以报刊杂志的方式,大规模地传递着20世纪人类文化的变化信息时,很多人还不能够想像20世纪的文学会以何种方式应对.直到报章体、白话文这些适应于书报杂志的新体格登堂亮相,并且有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文化人士的积极鼓吹,主导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样式才获得社会普遍的认同,这时,文学的规则就基本稳定下来了.在这样的规则之内,才有文学的公平正义可言.那么,21世纪的今天,网络与“文学”的结缘,“文学”将会如何应对呢在今天的网络空间的“文学”评选中,像鲁迅、苏东坡与韩寒、郭敬明同居排行榜的事例,已经不再新鲜.一些人感到荒唐,但又觉得无奈.在新世纪网络空间的“文学”号召力上,一个门户网站的文学覆盖率轻易就可以超过一个国家全年的纸质出版物的发行量.因此,在不同技术手段支撑下的“文学”,需要有自己的规范与评价体系.如果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感觉到诸如诺贝尔文学奖等对网络“文学”的忽略是一件奇怪的事,那么,到21世纪终结的时候,人们一定会觉得对于网络“文学”的忽略,是一种文学歧视.从这一意义上讲,21世纪的“新文学”是网络“文学”,因为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边缘到主流、从放任自流到规范渐起.如果网络“文学”也有自己的“尊严”和“价值”的话,那么,这种文学的“正义”大概不会是今天这种文学“正义”的简单复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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