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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将尝试借助文化生态学理论,结合西方同性恋群体的发展情况,从科学技术、经济制度、婚姻制度、媒介产品及社会价值观等方面分析促进中国同性恋亚文化传播的因素.
关 键 词 ：同性恋；亚文化；文化生态学
同性恋现象是在人类历史上、在各个文化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基本行为模式,无论是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还是在茹毛饮血的原始部落；无论是在21世纪的今天,还是在远古时代.同性恋活动影响到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保守估计,同性恋者至少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1]对同性恋亚文化的研究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同性恋是指以同性为对象的性爱倾向和行为；同性恋者则是以同性为性爱对象的个人（男人或女人）.同性恋不伤害人,对社会的影响也不直接,就像酗酒和恋爱一样,它既不是犯罪和邪恶,也不是心理疾病,而是少数人所有的生活方式.[1]
传统价值观、传统生活方式和以“生殖”为目的的传统婚姻在现代人心中依旧占有主流地位.因此,人们对同性恋性行为的反感以及对艾滋病的恐惧,是同性恋群体被排斥的重要原因.此外,同性恋会创造出一种人们不能容忍的性关系和生活方式,习惯于传统生活方式的人们出于本能地抗拒着这种新的、未知的、反传统的文化形式.虽然同性恋在世界各国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斥,但在近几十年里,人们对待同性恋的态度却在慢慢发生转变,在21世纪新媒体迅速兴起的中国,同性恋群体的活动领域有了巨大的改变,从以前的被迫脱离社会,到如今公开建立同性恋论坛、博客和微博等,而近日福建“首对中国男同性恋公开举办婚礼”事件更是引起不小轰动.这种翻天覆地的转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5年,美国学者J.H.斯图尔德最早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指出它主要是“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异规律的一种学说”,文化生态学主要是研究影响文化发展的各种复杂变量间的关系,特别是科学技术、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和制度、媒介产品及价值意识对人的影响.[2]下面笔者将结合文化生态学理论及国外同性恋亚文化发展情况,探讨影响中国同性恋亚文化传播的因素.
1.科学技术的进步及经济制度的变革,为同性恋亚文化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
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决定同性恋不同的生存空间.在农业社会,同性恋被认为是反社会的,因而受到社会的整体排斥和无情打压.19世纪后期,西方国家工业社会和城市化的形成以及社会物质的空前丰裕,为同性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存环境.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农业增加值已降到了17%,城镇化率也提高到了38%,[3]已经进入后现代化时代.充裕的物质财富为同性恋群体提供了客观保障,这为他们按照自己的愿望坚持独特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基础.
2.以“生殖”为目的的传统婚姻制度的改变,促进了同性恋亚文化发展
随着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从先前的家庭经济中解放出来,传统男性和女性在劳动中的性别分工和在经济上的相互依附关系失去了先前的重要性和客观必要性.社会对教育的追求越来越大,人口再生殖的客观需要日益减少,人们对于爱情、亲密关系和满意的性生活日益有了不受干扰地独立选择的可能.[4]随着计划生育制度的实施,中国对生殖的态度从新中国成立初的“人多力量大”转变为“要致富,少生孩子多种树”,技术创新不仅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减少了对人口规模的需求,在深层次上,更是对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的一种冲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已开始过时,婚姻不再以繁衍后代为目的,追求自身幸福感变得越来越重要.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幸福感的衡量很大一部分又转移到精神和性爱层次,人们对与爱情和性的全新追求,为同性恋亚文化传播提供了动力.
3.相关媒介产品的大量出现,为同性恋传播提供了文化基础
随着人们对性的不断追求,关于性的媒介产品开始大量涌入人们视野,吸引了众多受众的视线,猎奇心的趋势,使得人们对这个神秘的群体不断窥探下去.在此过程中,媒体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2005年,电视台《新闻调查》播出同性恋与AIDS预防专题节目“以生命的名义”,可谓是同性恋在大众媒体上的突破性亮相,虽然这期节目将同性恋与艾滋病连接到一起,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反向效果,但这期节目依旧是同性恋群体进入大众的视野的关键一步.近几年来,日本同性恋漫画的流行、欧美同性恋电影和泰国纯情同性恋电影等媒介产品的风靡,进一步普及了人们对同性恋群体的认知,经过唯美的艺术渲染,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一直以来对待同性恋的偏见.这些都对同性恋亚文化传播提供了较好的文化基础.
4.多元价值观共存,使同性恋群体谋求社会认可的机遇空前增加
一个社会的道德、法律和意识形态的更新,相比于经济变化,总会显得有些滞后,但肯定也不是遥遥无期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国家掀起的自由民权运动、性解放和种种反传统运动,终于使同性恋者能够走到社会前台,进而谋求法律保护.[4]随着人权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意识的激荡,同性恋者的个人权利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尊重.在多元文化冲击下,人们意识的开放度不断提升,社会宽容度也不断加大.随着人们对同性恋群体认知宽度和广度的增加,人们对待同性恋群体的方式已经有了很大转变.
近些年随着国外、香港及台湾等地多位艺人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人们的视听不断地被刺激,传统社会价值观受到进一步挑战.今年10月份,台湾5万名同性恋者大游行“呼吁平权婚姻”吸引了各方关注；香港歌手何韵诗当众宣布出柜,“好骄傲跟大家讲我是同志”的行为更是直接冲击着传统价值观；由同性恋者开通的“第二类爱情”的新浪微博账号,其粉丝数目高达830282.这些现象都充分说明,在中国同性恋群体争取自身权利的活动已日益激烈,同性恋群体在获得法律地位之前,已获得了相当数目的群众支持.日益开放的社会文化环境,为同性恋群体谋求社会认可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虽然,人们对同性恋群体的偏见由来已久、根深蒂固,但随着科技发展、经济繁荣创造的物质条件,新型婚姻模式的增多,媒介产品的流行,以及社会宽容度增加,为同性恋亚文化传播提供机遇.许多西方国家早已承认同性恋行为,并颁布婚姻法,在这种形势下,继续故意忽视这个群体的存在已不是明智之举.对于现在的中国,需要考虑的已不再仅仅是接受同性恋与否的问题,而是同性恋群体的生活方式究竟会给我们现在的生活层面、精神层面带来哪些改变.与其被动地等待这种不可预知的改变,不如我们先认真地思考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是否有瑕疵之处,这种新型的人际关系、生活方式能否给我们未来的生活带来益处.如何在多元文化冲击导致的主流文化变迁过程中,保持最小的动荡和损失,平稳地转向更有益的生活方式,这才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