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学视角看湘鄂西红色文化的形成原因

该文为关于农民协会大学毕业论文范文,与文化生态学视角看湘鄂西红色文化的形成原因相关毕业论文模板，可作为民族文化专业农民协会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免费下载教你怎么写农民协会及地区及农民方面的优秀学术论文范文。

［摘 要］ 本文以文化生态学为视角,从湘鄂西红色文化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两方面来分析其形成原因,得出一个结论：一定的文化生态孕育出一定特征的文化.

［关 键 词 ］ 湘鄂西红色文化 形成原因 自然生态 社会生态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由周逸群、贺龙、段德昌等老一辈革命家受党的指派到湘鄂西地区,带领湘鄂西地区革命军民,经过英勇卓越的斗争所建立起来的一块仅次于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的全国第三大革命根据地,它是以湖北洪湖地区为中心,以湘、鄂两省的西部交界地区为主要活动区域而形成的红色苏区.它的建立与发展前后遍及30多个县,拥有近两万红军和大量地方武装,进行过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所建树.湘鄂西根据地以洪湖地区河湖港汊地貌为地理背景,是一块全国惟一的水上根据地.同志曾把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称之为“贺龙式”的根据地.遍布湘鄂西地区的革命旧址与革命遗迹、遗物,以及他们所承载的革命精神,我们称之为“湘鄂西红色文化”.

红色文化为什么会在湘鄂西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并成长壮大,给我们留下如此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呢?本文采用了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来分析这一问题.文化生态学是文化学、生态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文化生态学研究文化的生态背景、组成结构、文化间的网络关系与链接、文化的变迁.简而言之,文化生态学研究文化的生态环境.［1］P5湘鄂西红色文化的生态环境是怎样的呢?本文将从湘鄂西红色文化的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一、湘鄂西红色文化的自然生态

湘鄂西地区的地理环境为建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物质条件.以洪湖地区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河湖港汊密布,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湖上芦苇丛生,一望无边,游击队隐蔽其中,得天独厚,在这样的水网地带建立根据地,敌人根本无法搜捕,是建立根据地的天然屏障.湖区地理环境给了这块土地丰富的养料,洪湖地区是美丽富饶的鱼米之乡,莲藕、鱼虾、芦苇、野鸭等湖区食品富裕,为建立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武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物、食物供给.因此,正如同志在他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的评价：“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2］P421相对于其它根据地的深山老林,湘鄂西地区河湖港汊的自然生态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又一种典型模式.

湘鄂西苏区的中心地区是当时的监利、沔阳二县的洪湖沿岸地区,为纪念洪湖根据地,1951年6月,、国务院决定设置洪湖县,县城驻于新堤.我们以洪湖、监利的《县志》为参考,详细了解湘鄂西地区的地理特征和自然生态.

洪湖县成立当时,全县面积为2528.23平方公里（3792345亩）,其中陆地占65.96%,水域占34.04%,占全省水域总面积1/17.在陆地中,芦苇地67865亩,占1.78%.在1290806亩的湖泊水面中,可以养殖的水面占60％以上.［3］P58、149洪湖地区水域辽阔,素有天然鱼仓之称.据新堤商会统计,1915年,新堤商会统计,年销干虾600吨.1951－1987年,干虾平均年产量351吨,居全省第一.［3］P1591920年,年销鲚鱼1000吨,银鱼500吨,颌针鱼300吨,青、草、鲤、鳊鱼3000多吨.［3］P152还有贝、蟹、野鸭、莲藕产量亦然丰富.

大革命前的监利县总面积3238平方公里,其中外域水面305平方公里,内域土地面积2933平方公里.全县土地利用基本面貌是六分耕地、一分水域、一分墩台、一分堤路、一分林苇荒地.［4］P47内域面积里,有湖泊水面603平方公里,除南面的长江,北面的东荆河外,中部还有一条贯通全县,沟通汉、沙的内荆河,至于其它小河支流,则纵横交织,大小湖泊更是星罗棋布.除了连监利、沔阳的洪湖外,还有境内较大的湖泊东港湖、清漫湖、沙湖、碟子湖等56个.正常年景面积为447.8平方公里,合67万亩（包括县内辖152.6平方公里洪湖水面）,塘堰面积达18719亩［4］P187.地处江汉平原的监利,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物产丰富,盛产稻谷、棉花、油料、鲜鱼、蛋类、生猪,还有莲藕、芦苇等土特产.以1949年为例,全县水产品总产量为3560吨,其中鲜鱼产量3500吨.另有鳖、龟、菱等丰富水产品.芦苇是一种多年生湿地性植物,监利县境内长江外滩12处洲地和各处湖滩广泛产芦苇,1949年芦苇面积3.01万亩,产芦苇2250万公斤.［4］P187

洪湖地区的河湖港汊密布的地貌和水产品作物丰富的生态环境,是建立洪湖根据地的自然条件.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丰富的天然食品,为革命先辈们提供了维持生计的养料.以周逸群的经历为例,鉴证湘鄂西自然生态对革命的重大意义.1928年4、5月间,周逸群来到监利下车湾,被敌军发现身份,只身逃进长江边滩茂密的芦林,在芦苇丛中生活了三天三夜,一方面以芦林作掩护,敌军无法找到,一方面以新鲜的芦根充饥,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茫然中,奇迹般碰到了李兆龙、彭国材等石首中心县委的同志.［5］P75-77茂密的芦苇林是游击队员神出鬼没打游击的好地方,游击队员们划着细长的木筏在丛林里穿梭,敌军只能“望湖心叹”.游击队员们有一首打油诗生动地形容了打游击时的豪情：“老子本姓天,家住洪湖边,想要来抓我,除非是神仙.”

二、湘鄂西红色文化的社会生态

文化的社会生态指文化形成的社会背景.自然生态固然重要,但对一种文化的形成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其社会生态.这可从三个方面来剖析湘鄂西红色文化形成的社会生态：

(一)贫苦百姓对革命的渴望.

旧制度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剥削,使得湘鄂西地区人民对新制度有着强烈的渴望与追求,从而滋生出强烈的革命愿望,是催生出这一红色政权的重要原因.湘鄂西苏区形成之前,湘鄂西地区的广大劳动人民深受豪绅地主、军阀、帝国主义的压迫,生活景况极其糟糕,生活资料的严重匮乏,使民众的生活保障变得异常脆弱.稍遇自然灾害,都会令成千上万的劳苦大众失去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在豪绅、地主、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几重压迫下,有着强烈革命要求的劳苦人民进行过多次自发的反抗斗争,一旦革命的火种撒播在湘鄂西地区,就容易形成燎燃之势.

仅以大革命前后的监利为例,我们便可窥视湘鄂西地区穷苦农民悲惨的生活景况.监利在大革命前,农民占全县人口的85％,全县可耕地接近200万亩,而大部分被少数地主豪绅占领.全县62700多户贫农,每户平均土地不足3亩,还有6000多户雇农上无片瓦,下无寸地,而4000多户地主却每户平均占有土地近百亩.［6］P7雇工是地主剥削农民的最普遍劳动方式.雇工长年累月累死累活,只能赚点微薄工钱.剥削也十分严重.监利的月息一般在5～10％,逾期不还则利上加利,年利息加倍递增,农民称之“滚雪球”.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重如泰山.监利县朱河区的苛捐杂税有71种,新沟区一带有54种.反动政府的正式捐税有44种.其中,有田亩税、堤工费、丁费、族费、保甲费、户捐（又称灶捐）,良民登记捐、湖田清丈捐、子女理发捐等等.［6］P11有人作诗讥讽道：“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散居在湖畔的广大渔民,同样深受剥削,种点地受地主剥削,捕点鱼受渔霸霸占.这些渔霸垄断鱼价,低价回收,高价卖出,还不准渔民把鱼卖给它处,否则轻则打伤,重则打死.农民在政治上还受着政权、神权和族权的重重压迫.

(二)大革命留下的革命基础.

中国早期组织的火种传到湘鄂西地区以后,生存环境十分脆弱的穷苦百姓极易组织起来,他们往往表现出极为彻底的革命性.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湘鄂西地区的许多革命青年,在武汉、长沙、宜昌、沙市和常德等地,先后加入中国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被党组织派回自己的家乡开展革命运动.他们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从党小组到党支部,按照第一次国共合作精神,贯彻统一战线的方针,积极领导和组建各县国民党党部的工作.他们组织和发展农民协会、工会（洪湖地区还有渔民协会的特殊形式）,领导农民、工人打土豪劣绅、除贪官污吏,形成了较为坚实的群众基础.尤其从1926年下半年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湖北地区的革命形式日益高涨,以国民党左派和为核心力量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建立促进了湘鄂西地区革命形式的健康发展.湘鄂西党组织派出大量的农运骨干,到广州农动讲习所和武昌农动讲习所学习.这些骨干学习结业后回到各县工作,推动了湘鄂西地区农动更加迅速地向前发展.“据1927年5月不完全统计,湘西的常德、汉寿、桃源、澧县、临澧、石门、慈利、桑植、大庸、华容、南县和安乡,鄂西的石首、、江陵、荆门、当阳、松滋、宜昌、宜都、枝江和远安,鄂中的沔阳、监利、新堤、汉川、天门、潜江、京山和应城,以及鄂北的襄阳、枣阳、随县、钟祥、宜城、南漳、房县、均县、竹山和保康等县,大都成立了县、区、乡级的农民协会或农协筹备处,不少县、区建立了工会组织,有些县市还建立了数量不等的群众性的工农自卫武装.”［7］P2这些组织在北伐战争时期能够支援革命,得到了锻炼,成为苏维埃革命的有生力量与坚实的基础.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湘鄂两省分别出现了夏斗寅、许克祥各部的反革命事变和汪精卫的七一五分共事件,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革命进入异常艰难的时期.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吸取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错误在的统治地位,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的总方针,并决定领导发动湘、鄂、粤、赣四省的农民秋收.湘鄂西地区的人民有强烈的革命愿望,又具备良好的革命基础,武装的序幕迅速展开.

8月中旬,湖北省委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和南昌起义的革命形势,及时制定了全省秋收起义的计划：“领导农民起来,杀戮土豪劣绅,打倒土豪劣绅复起的凶焰,引起乡村间极大的骚动,抗税抗捐以动摇武汉的政权,使其不能出兵江西及其它省份压迫革命；并进一步武装农民,抗租抗粮,实行全省大；没收大中地主土豪劣绅的土地及一切公地（对小地主实行减租）,准备推翻武汉的政权,彻底消灭封建势力,而建立农民协会的政权.”［8］全省划分为武汉、鄂东、鄂南、京汉路、鄂北、鄂中、鄂西等7个区,并分别派出一批干部分赴各区指导,袁传鉴赴潜江,周云铎赴钟祥,徐杰赴天门,邓赤中赴沔阳,熊传藻赴监利,这些干部威信高,工作能力强,到达一地就能让该地的革命形势出现明显转机.湖南省委也同时贯彻“八七会议”的精神,由、彭公达等人自武汉回长沙后开始举行秋收.8月下旬,党作出了《两湖计划决议案》,根据决议两省同时,以推翻武汉政府与唐生智的长沙政权为目的.9月中旬开始,湘鄂西地区的秋收先后爆发.

所以,大革命留下的革命基础是湘鄂西红色文化形成的重要社会生态之一.

(三)政府外公共权力――农民协会、渔民协会的作用.

当时国民政府对湘鄂西地区的统治相对薄弱,出现了国民政府控制力之外的公共权力领域,而给湘鄂西地区提供了较宽松的革命空间.

这里,可以引用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①来说明这一问题.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原本用来分析欧洲社会的资产阶级和市民社会,是指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相对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的社会治理空间,或者说是政府权力控制之外的社会独立领域.他所论证的是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如何成功地占胜欧洲专制王权,从而演变成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中国近代是否出现了市民社会,有一批学者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作了相应论述,并分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意见.一派说,中国近代不具备出现“政府外公共权力体系”的条件,夏维中就认为“中国历史上从来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市民阶级,而且是以高度集权为基础的大一统国家,不存在任何带有独立倾向的社会因素,因此也就不可能产生类似于西方的市民社会”.［9］P106另一派认为近代中国出现了市民社会的特征,“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最具有市民社会特征的组织就是商会”.［9］P112

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们以商会为视角,分析并论证了晚清以后近代中国城市出现的市民社会特征,那么,在近代中国的农村,是否也出现了一定的政府外公共权力领域的雏形呢?我们认为,192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以农民协会为主要形式的农村团体的广泛建立,中国农村社会也同样出现了公共领域的特征.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中国的几十年里,因为国民政府忙于内战外争,对很多地区和领域的控制周转不过来,加上中国一直在坚持抓

该文为关于农民协会大学毕业论文范文,与文化生态学视角看湘鄂西红色文化的形成原因相关毕业论文模板，可作为民族文化专业农民协会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免费下载教你怎么写农民协会及地区及农民方面的优秀学术论文范文。

洪湖地区因为地理条件特殊,洪湖水乡渔业发达,大部分人都过着半渔半农的生活,这里的民众建立了渔民协会、农民协会等民间团体.农民协会、渔民协会作为农民、渔民自己的组织,在苏区行使一定的权力,特别是能够在中国的领导下,为维护穷苦百姓的利益与地主、渔霸、土豪劣绅作顽强的战斗.

洪湖地区人民始终受到革命形势的鼓舞.北伐前夕,邓赤中等同志,在沔阳召集了“青年学会”支持声援北伐.刘绍南在戴家场一带曾利用劳苦大众被迫修堤的机会,宣传湖南农动情况,鼓舞农民组织起来与劣绅作斗争.熊传藻领导新堤“青年笃行会”到处粘贴成立农民协会、迎接北伐军的标语.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洪湖人民纷纷组建起自己的组织.1926年10月,刘绍南在戴家场王爷庙召开了千人群众大会,会上成立了洪湖地区第一个乡农民协会――戴家场农民协会.会后,农协组织农民举行游行,大长穷苦农民威风,土豪劣绅们失魂落魄.此后,洪湖地区的农动达到.从县农会、区农会到乡农会,构成了一个系统,洪湖地区数十万多农民被组织起来.农民协会是贫、雇、中农自己的组织,它代表了贫苦农民自己的利益.在农动的冲击下,乡村的地主政权和地主武装被摧毁,农民协会成为一个准政权,行使着广泛的权力.农协成立后,组织和领导农民群众用梭标、鸟、土炮、镰刀、武装了自己,对土豪劣绅、地主恶霸和一切封建势力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斗争.农民协会是乡村革命性最为彻底的准政权组织,也是一种农民自治组织.

新堤工人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1925年,娄敏修同志来新堤开展党的工作,为工人运动打下良好基础.受董必武的委派,熊传藻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特派员身份来到新堤,一方面宣传北伐,一方面开展工人运动,在工人中发展组织.他把工作重点放在受压迫最深的码头搬运工人的身上,为他们举办“工人运动讲习班”,创办《面光周刊》,讲解革命道理.1926年9月,新堤码头工会成立,陈秀山为工会委员长,11月新堤市总工会正式成立.此后,新堤妇女协会、商民协会（不同于商会,商会是商业资本家的组织,商民协会是普通小商业者的组织）也相继成立.为了集中革命力量,新堤市成立了农、工、商、学、妇女联合会,主席胡兴坤,胡兴坤率人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查封了廖德典、杨文斋、张秋香、刘大成等劣绅的财产,分给群众.

1926年,7月初,陈步云等人参加了董必武、陈潭秋秘密主办的“北伐宣传训练班”学习.学习结束后,董必武、陈潭秋派遣陈步云、刘崇龙、张学武、胡光清、龚南轩、陈克昌、聂炳文、董达三、钟玉明等一大批在汉进步青年学生,先后回监利从事农动,迎接北伐.他们到达监利等地方后,广泛发动农民、渔民建立协会.洪湖西岸周河湾以李铁青、李恭熙等人为首,率先成立了渔民协会.10月,监利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与此同时,黄公垸、口、余埠、汴河等区、乡农民协会相继成立,口区农民协会的成立,推动了全县农动的蓬勃兴起.余埠农民协会成立后,群众革命情绪普遍高涨,纷纷开展抗租抗税,抗的斗争.农民协会会员公开找土豪劣绅算剥削账,还镇压了作恶多端的豪绅肖吉六,将没收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10月,监利新沟区农民协会成立,镇压了大土豪薛昭林,进一步鼓舞了农民的斗志,为监利县第四区苏维埃成立打下了基础.董达三等人在监利朱河区发动贫苦农民起来与地主豪绅斗争,成立了朱河农民协会.董达三大义灭亲亲自处决了同族亲戚――大劣绅董金亭,进一步推动了全县农动的迅猛发展.12月,陈步云在县城天府庙主持召开全县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大会选举刘崇龙为县农民协会委员长,段承弟、陈孝忠为副委员长.大会还选举了执行委员若干名,选举产生了秘书、调解员、治安委员、经济委员、妇女委员、宣传委员、组织委员,规定会员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此时,全县17个乡级农协成立,800多个农协小组成立,农协会员达37000多人.［10］P53

湘鄂西苏区成立的农民协会、渔民协会、工会等组织,呈现出若干近代政府外公共权力体系的特征：

其一,湘鄂西苏区的民间组织不是纯粹的利益维持、公民结社的团体,其功能涉及到原本属于国家权力的控制领域.如农民协会、工会拥有自己的武装组织,工会有工人纠察队,农会有农民自卫队、农民赤卫队,这些武装机构通过强制手段维护农民、工会的权益.农民协会颁布条例、法令治理、管辖所属地区,颁布土地条例、田租收缴、贷款利息等,削弱或摧毁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这些功能已经大大突破了传统公共领域的慈善、教育、公益等狭小范围,而扩张到政府治理的领域,呈现出自治机构的某些特征.

其二,湘鄂西苏区的农协、渔协等团体的产生表现出较浓的因素.它们普遍实现了自愿原则、选举原则、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原则,实行的议事制、选举制、委员制等制度充分展现了近代社会组织的进步意义.农民协会委员制最能体现近代之特征,产生的委员、常委（或会长、主席）,都是广大贫、雇、中农参与广泛选举,推选出来的贫民代表,他们革命性强、威望高、组织能力强,又是真正的无产者,直接代表贫苦大众的利益.如洪湖西岸第一届渔民协会会长李铁青,出生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贫苦渔民家庭,加入革命队伍后,迅速表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彻底的革命精神、敢于牺牲的革命勇气,成为洪湖地区早期出色的革命领袖.

其三,农民协会等组织成立后,与国民党把持的政权机关表现出极大的对抗性,这一点与晚清时期成立的城市商会有着显著的不同.洪湖地区的农会等民间团体与政府的关系,随着国共两党从合作到决裂,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以国民党叛变革命为分界,前期能和国民政府保持一致,宣传北伐,拥护革命,后期在的领导下,同党的各级组织紧密配合,与反动的国民政府作坚决斗争.所以,作为公共领域的农民协会和政府间的关系,因为复杂的革命形势,而表现出异常的复杂性.这一段时期的政府既包括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政府,又包括国民党叛变革命后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也包括湘鄂西苏维埃红色政权.农会是在北伐胜利进军的号角下成立的,农会成立初期,它作为革命性的群众团体与国民政府密切配合,组织农民打击土豪劣绅、反击封建势力,这时的农会与国民政府是合作统一的关系.1927年5月,驻鄂西的原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进犯武汉,驻长沙的何健三十五军团长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围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团体,捕杀革命群众及员,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叛变,此后湘鄂两省的农民协会等团体在的独立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而与领导的红色苏维埃政权密切配合共同行使地方政权.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西地区的农民协会等团体,作为公共领域的形式广泛存在于湘鄂西乡村社会,它们与政府间的关系,异常复杂,但其革命性、群众性等历史进步特点始终没有改变,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定的文化必然有孕育它的文化生态.大革命前后的湘鄂西地区的自然、社会生态是湘鄂西红色文化形成的基础,湘鄂西地区的生态背景决定了湘鄂西红色文化的独特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