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视角解读西方政治传播的生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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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运用生态学观点对考察西方政治传播的生态链进行了分析.

关 键 词 　生态学　政治传播　生态链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一、作为动态生态系统的政治传播

我国传播学者邵培仁教授认为,政治传播是指“政治传播者通过多通道、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信息,以推动政治过程、影响受传者的态度与行为的一种对策.”这一定义突出了政治传播的特性：传播内容主要是政治信息,传播的目的在于影响和推动政治过程,和其他传播行为相比,政治传播更加关注受传者的态度和行为改变.

英国传播学者麦克奈尔则将政治传播简洁地表述为“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这一定义涵盖了：

所有政客及政治行动者为求达到目的而进行的传播活动.

所有非政治行动者对政治行动者作出的传播活动,例如选民及报纸评论员.

所有在媒介中涉及以上政治行动者的新闻报道、评论及政治讨论.

这一定义将政治行动者的政治传播与非政治行动者的传播及媒介产品都纳入政治传播的考察范围.可以看出,政治传播关注的其实是传播学的“五w”在政治领域的运用,即政治传播者、政治信息、政治传播渠道、公众以及政治传播效果等等.它涉及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完全可以视作一个动态的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ecosystem)是指由生物群落及其生存环境共同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生物群落由存在于自然界一定范围或区域内并互相依存的一定种类的动物、植物、微生物组成.生物群落同其生存环境之间以及生物群落内不同种群生物之间不断进行着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并处于互相作用和互相影响的动态平衡之中.这样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就是生态系统.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政治是一种生态,传播也是一种生态.

政治生态可以理解为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及政治系统与自然、社会环境的关系.政治生态的特点有二：

首先,政治生态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包括参与政治的主体、政治机构、政治规则、政治环境等诸多次级系统.按照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和鲍威尔说法,政治系统是指“构成政治生活的所有方面,它不仅包括政治机构如立法机关、法院和行政部门,而且包括所有结构中与政治有关的方面,其中有亲属关系、社会等级集团等传统结构,还有诸如动乱之类的社会非正规现象,以及政党、利益集团和大众传播工具之类的非政府组织.”

其次,政治生态是一个“层级结构”与“循环过程”的统一.和生态系统中有生物个体、群体、群落一样,政治生态系统也是一个有机联系的层级系统.现代政治体系基本呈现化的结构模式：(1)个体公民；(2)作为“中介”的非政府组织和团体；(3)作为国家或公共权力代表的政府.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公民被组织在各种不同团体之中,通过不同的渠道形成政治输入,而政治组织、社会团体以及大众传媒等非政府机构是公民进入政治体系的,形成政治输入的中介,即所谓的“Gate Keeper”.政治生态系统主要在“公众一守关人一政府”三个次级系统间形成关联与互动.

传播生态则指“社会信息传播系统各构成要素之间、各构成要素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社会信息传播系统与其外部环境之间关联互动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状态.”和政治生态类似,传播生态的内部要素之间,传播生态与外部环境之间存着复杂的互动与制约关系,这种关系是动态的、变化着的,每一个因子的改变都将引起整个系统的结构的改变.

政治生态是一个系统,传播生态也是一个系统,两个系统之间的交叉结合,相互作用.政治生态的形成可以影响包括媒介生态在内的一切社会系统.政治生态对传播的制约不言而喻,不仅体现在宏观的传播体制上,也体现在传播的内容、方式及效果等微观方面,可以说,政治生态构成了传播的最重要的生存环境.同样,传播生态对政治生态的影响极大.在政治日益媒介化的今天,大众媒介在政治生态的形成和变异中起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正如麦克奈尔所讲的“纵观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只要居问政治(Mediated Poltics)成为了机构的主要模式,那么传媒地位的日渐重要就构成了一个普遍特征”此外,由于不同的媒介传播特性的不同,对政治传播的影响也不一样.历史上每一次新的传播媒介的崛起都会对政治生态形成冲击,影响政治生态的改观.

二、政治传播的生态链

麦克奈尔对政治传播的要素进行了细分,对我们理解政治生态与传播生态的关系有着直接的帮助.在麦克奈尔看来,政治传播有三个主要要素分别是：政治组织、受众和媒体,其关系如下图所示：

如果将政治传播的这些元素与互动纳入到生态学的视野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三者间构成了一个生态链.生态学告诉我们,生态系统是由非生物环境、生产者、分解者和消费者四个基本成份构成的.我们若将生态系统的四个基本构成成分“非生物环境、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对应于政治传播的话,我们能够发现政治传播的生态链：非生物环境相当于政治传播的外部环境,而后三者相当于政治传播的内部参与主体.政治组织(特别是政府和政治家)在政治传播生态中所起的作用相当于生态系统中“生产者”的作用(生产信息),媒体则相当于生态系统中的“分解者”(取舍和解读信息),而受众者相当于“消费者”(对信息进行消费和使用).

首先,政治组织及政治家相当于政治传播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在麦克奈尔的传播元素中,政治组织是主要的“政治行动者”,包括政府、政党、公共组织、压力集团以及恐怖组织等.政治组织是政治传播生态系统中的最重要的信息生产者,有的组织如政党有垄断政治信息的天然优势,有的组织如压力集团和恐怖组织则相对处于信息生产中的弱势,为了生产信息,它们往往通过游行、爆炸等非常规手段来控制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政治家是政治行动者中的个人,在政治传播生态系统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政治家由于掌握了信息的生产权力,故在对政治传播中处于主动地位；但另一方面他又要借助于媒介的传播渠道来树立形象,传达政治主张以达到政治目的,故又要倚重于媒体.在政治传播中,政治家倾向于趋利避害,积极传播有利于自己的政治信息,而全力阻止对自己不利信息的传播.美国记者马文-卡尔布宣称：已经堕落到了“媒体一政治”时代.在这个时代.政治角色无一不会考虑新闻媒体对政治的作用.“任何一个在白宫、国会山、或者五角大楼作出重大或是微小的决定,都不能不把新闻的因素考虑进去.要想把任何一种观点‘卖’美国老百姓,首先需要媒体理解、接受并且愿意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向老百姓宣传.”当然,政治家处心积虑生产的信息媒体不一定照单全收,媒体对政治家的反制作用到底有大,取决于媒体在整个政治传播系统中的独立地位.

其次,可以将媒体看作是政治传播生态系统中的“分解者”.媒体是政治传播生态中的第二个重要元素.如果说 政治家和政治组织在政治传播生态中主要扮演“信息初级生产者”的角色,那么媒体的功能则在于对信息进行加工、分解,在此基础上向公众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也是重要的“政治行动者”.“媒体以及从事媒体工作的人也应当被视为重要的政治行动者.这不仅仅因为他们把政治组织的信息传递给了公众,还因为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新闻生产方式以及对事件的解释改变了信息本身.”正如生态系统中需要分解者一样,没有媒体信息分解者的作用,政治传播生态系统也无法维持平衡.媒体的分解者角色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政治家或政治组织等政治行动者必须通过媒体向目标受众传递信息.不管是政治纲领、政策综述,竞选呼吁,还是压力集团的活动或者恐怖主义行为,如果没有经过媒体报道并且为受众所接收,那么就没有任何政治意义,更不要说产生有效的政治交流了；第二,在西方制度下,媒体不会不加选择地报道政治家生产的信息,即便总统也不例外.一般来说,总统处于政治信息生态链的上端,但在社会,总统的信息同样受制于媒体.有人研究过,总统的发言媒体是否报道,如何报道,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总统的媒体地位.如果总统正处于任职早期而且能够体现强大的媒体形象,新闻就更有可能对总统自己选择的信息加以强调；二是场合越庄重或问题本身越重要,总统的信息越容易获得关注.最后,可预见的中间分子及公众的支持越多,总统的信息就越会得到凸显；第三,媒体也不会以一种不偏不倚的方式简单地报道政治领域中发生的一切,因为媒体对政治事件的叙述充满了价值判断、主观臆断与偏见.正如凯德(Kaid)所指出的,政治“事件”由三个范畴构成：其一是客观存在的政治事实,真实发生的政治事件；其二是构建的事实,即媒体报道中的那个事实.其三是一个主观的政治事实――政治行动者与公民认识到的政治事实.主观政治事实在政治行动者和公民的脑海中的形成与媒体构建的事实息息相关.媒体在分解信息重新建构的过程中会受到媒介内部组织和媒介语法规则的影响,也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在分解与重新建构的过程,可能会歪曲政治组织等政治行动者所制造的信息.托德吉特林以上世纪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SDS(students for Democratic Society)后得出结论：获得媒体的报道和让媒体明白无误地传递你对事件的定义不是一回事.新闻报道往往避重就轻,简化从属集团的活动,仅仅关注引人注目的方面,却忽视了对问题的解释与辩论.这也是政治传播生态中媒体的信息分解者角色不容忽视的突出表现.

再次,可以将受众视为政治传播生态系统中的“消费者”.在生态系统中,处于“消费者”地位的生物只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生产者所制造的有机物质,但消费者在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换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对其他生物也有一定的调节功能.这与政治传播生态系统中的公众(或受众)的地位相似.在政治传播生态系统中,公众是政治家传达政治主张的对象,说服的对象,也是媒介信息的接受者和消费者.在政治传播中处于“终端”地位,施拉姆说大众传播事业的责任问题“乃是媒体、政府与大众三种力量之间的微妙平衡关系.完成传播方面所必须完成的主要责任在于媒体,基本义务则属于公众.”他强调的是公众的“义务”地位.和媒体与政治家比起来,公众的确似乎处于弱势地位.正如班尼特所说,在政治传播过程中,公众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如果他们忽略,或者不再意制造新闻的官员和舆论领袖所说的话,那么他们就可能被孤立,而不能形成在国家中最为重要的公民资源――舆论.相反,如果人们克服了政治疑虑,成为公众中的一部分,那么他们又必须调整自己的观点,以保证与媒体的一致.”在班尼特的眼中,公众似乎完全没有辨别能力.政治传播对受众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至今仍存争议,不管是强大效果论、适度效果论还是无效果论等,都能找到其证据.赖特c米尔斯(CWrightMills)就否认受众会被媒体操纵的看法.在研究了1948年杜鲁门和杜威的竞选后(杜威获得大众传播媒体的广泛支持但最终落选),米尔斯得出下面的结论：“关于美国公众的生活,任何假定大众传媒能够完全控制和操纵舆论的观点都是不现实的.在公众中有一些影响力在起作用,它们独立于这些传播媒体,能够应时地反对这些媒体的意见.”因此,在承认受众受到政治家说辞和媒体信息制约的前提下,我们也要承认公众不会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这已为大量的研究所证实.公众会反过来影响和制约政治传播生态系统中的政治行动者如政党和政治家.公众可以通过手中的选票来决定他们的命运；公众也可以不买或不看媒体报道的行动影响媒体的生存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政治传播生态系统中,公众(受众)的素质起着决定性作用.一群受过良好教育、有着理性认知能力的公众(受众),对于政治传播生态的持续建康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不仅因为其对政治的积极参与,也在于其对于政治的认知,对政治传播的了解更为清晰、全面,更容易辩明是非.相反,一群乌合之众更容易成为政治和传媒操纵的对象.

总之,在“居间政治”或说政治媒介化成为事实的今天,政治传播的过程错综复杂.传播生态与政治生态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传播主体与传播环境,政治主体与政治环境互相交叉.交流与博弈不仅存于政治传播的参与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也存在于政治传播的各参与主体之间.从传播生态学的视角看政治传播,其意义也许仅仅在于打开了另一扇观察的窗口,有助于我们理解政治传播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