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外交看国家对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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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国际关系角度,从政治文化外交、宗教文化外交、大众文化外交等方面,解析了文化外交在国家对外传播中的载体功能.文化外交本质上是一种思想外交、观念外交,它传播的不是单纯的知识和技巧,而是一种完整的价值观.文化是一种投入相对较少却极其有用的软力量资源,它往往不求物质回报,只要对方听之信之服之.其透过价值观的输送,深入到人的灵魂深处,以价值观的改变带动对方态度和行为模式上的改变.正由于文化的这种柔软性、吸引力和摧眠术,使文化外交较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刚性外交,更易为目标国受众所接受. 【关 键 词 】政治文化外交；宗教文化外交；大众文化外交；国家对外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是以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内容所展开的外交.一种解释是“主权国家以维护本国文化利益及实现对外文化战略目标为目的,在一定的对外文化政策指导下,借助文化手段来进行的外交活动”.[1]另有解释如,文化外交是由政府或者充当公共机构契约协作者(Contractual cosponsor) 的非政府组织向别国国民描绘本国情况的活动,目的就是使对方国的人民提高对本国的了解、同情,提升本国的声望,支持其对外的政治经济关系,或者加强生活在海外的国民对国家的忠诚度.[2]文化外交服从和服务于本国政治、经济、安全等整体国家利益和外交战略.文化外交倚重的是其文化的价值观念,凸现的是文化“软力量”的一面,“如果其文化与意识形态有吸引力,其他国家将更愿意追随其后”.文化是一种“无需投入过多却极其有用的软权力资源”,[3]它往往“不求物质回报”,只要对方听之信之服之.它透过价值观的输送,深入到人的内心深处,以价值观的改变带动对方态度和行为模式上的改变.不像强势的政治、经济、军事给人以压迫感,无需用“政治大棒”恫吓、制裁对方,也不用“军事大棒”威慑、胁迫、强制对方,也无须用“经济胡萝卜”哄骗、利诱、收买对方.正由于文化的这种柔软性、吸引力和摧眠术,使文化外交较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刚性外交,更易为目标国（目标国际公众）所接受.在广泛的国际领域,最直接、最常见的相互关系,更多体现在文化关系上. 传统上文化外交的主体是政府部门及其代表和专门的外交机构及宗教、文化教育机构,在全球信息一体化、及公民社会日渐活跃的现今社会,民间的文化外交活动日趋频繁活跃,所以,其主体不只是政府及其代表,也应该包括国民,即事业单位、非政府组织、民间文化团体、宗教团体以及个人等.有些民间文化外交本身就有政府背景,譬如,那些政府直接支持下的民间出面的、或者政府搭台民间唱戏的文化、音乐、教育、研讨等国际间互动. 文化、信息的交流是世界各国建构良好国际身份、使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必要工具,是应付全球相互依存的消极面或积极面的手段,也是调和国际争端的廉价方式.“在使用武力代价昂贵而且效果式微的时代,它成为国家间关系的一种理想的缓和剂.这种外交形式具有以低成本换高收益的效力,能让实力较弱的国家弥补其硬权力的缺陷,平缓国际互动.”[4]换言之,文化外交本质上是一种思想外交、观念外交,它传播的不是单纯的知识和技巧,而是一种完整的价值观.只有价值观才能深入到人的灵魂深处,只有价值观的改变才能带来态度和行为模式上的改变.要影响他国民众心态和影响他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改变,就需要输送文化价值观及其信仰.[5] 文化外交可以从很多方面去理解,本文拟从政治文化外交、宗教文化外交、大众文化（世俗文化）外交三个方面,探讨文化外交在国家对外传播中的载体功能. 一、政治文化外交 所谓政治文化,美国政治学者阿蒙尔特在1956年提出这一概念,是指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政治情感.[6]美国《公共政策辞典》对“政治文化”的解释是,一个民族在政治制度方面社会遗传下来的传统和行为为特征的总和,包括公众对政治过程所持的态度、信念和价值观.[7]无论在发达社会还是后发社会,政治文化都可分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两个层次.[8] 政治文化有两个主要来源.其一是民族的历史经验,也就是塑造一个国家及其公民的所有事件和实践的总和.”其二是“民族的信仰体系,也就是其人民持有的观念和意识形态”.[9]美国政治学家约翰．罗尔克将政治文化划分为以下三种态度：一是“保护和加强国家内核,即国家的领土和人口”；二是“创造和维持一种对自己有利的世界秩序”；三是传播价值观,“即用这些价值观来判断他人,并且使他人接受这些价值观”.[10]政治文化不同,其世界观与价值观也大相径庭.中国人有过被侵略者奴役的历史,西方人则在历史上奴役过他人.这一事实的差异导致中西方人在对待世界的态度上迥然不同. 中国和西方的政治文化存在强烈的差异,可谓各执一端.譬如,西方言论五花八门、天花乱坠、无所适从,但人们的确可以无限制地想象.中国注重秩序,不喜欢盲动与混乱,但自由思想受到一定限制.不过事态也不是绝对的.像当前中国网络言论,已经变成多样性的、开放的且强大的论坛,反映出民意、民心.[11]中国传统的道德观源于中道观.它和西方的个人主义斗争观念完全背道而驰.一方是保守、忍耐、克己、和谐,另一方是极端、贪婪、自私、扩张.和谐,不同于“和平”.现代人对“和平”的解释是指大家不动干戈,平安相处,而“和谐”则是彼此了解,友好相处.[12]中华民族在对外交往中,崇尚亲仁善邻,主张和而不同,追求普遍和谐.这也是数千年来中国与别国的相处之道.换言之,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协和万邦”等政治文化理念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对中国倡导的“建设和谐世界”具有深刻的现实导引意义.以儒释道墨为基础的中华文明,都有崇尚“和”的独特的文化特征.这是“和谐世界”理念最根本的来源.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9年2月2日在英国剑桥大学演讲时说“国强必霸,不适合中国.称霸,既有悖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也违背中国人民意志.中国的发展不损害任何人,也不威胁任何人.中国要做和平的大国、学习的大国、合作的大国,致力于建设一个和谐的世界.”中国文化讲“和”,以和为贵,与自强不息是内在统一的.有的国家的文化也讲“和”,但强盛起来后,征服异族的野心往往随之滋长. 综观中国近年来在面对分歧时的表现,不难看出“和合思想”的体现.在最为复杂的边界问题上,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中国已与14个邻国中的12个签订了边界条约或协定,划定边界约占其22000多公里陆地边界总长的90％.此外,在一些存在争议的领域,中国创造性地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并积极付诸行动.目前,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也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中国不是现秩序的挑战者,而是参与者. 20世纪20年代,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其《中国问题》一书中写道：“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这种品质“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或许,罗素对“和合文化”的朴素理解能够折射出这种思想对协调现代国家关系的现实意义.吊诡的是,2009年上半年日显白热化的南沙争端,中国南海毗邻的越、马、菲等国,正是吃定了中国“以和为贵”、“搁置争议”的外交理念,无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加快了蚕食中国领海的步伐.且不论其背后有出于战略利益的西方大国的插手,它确也对中国政府的包容、忍让尤其是对中国“和谐”政策提出挑战.换言之,在今天依然是弱肉强食的世界,“和合”文化价值,如何发挥,如何把握,值得深思.此外,中华民族属于农耕民族,农耕民族的最大特点是不扩张领土.即守住和耕种好自己的田地,除非受到入侵和压迫,不轻启战端.所谓中国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不无道理,中国历史上内战次数之多、规模之大,举世无双,但对外征战却乏善可陈,古代的统治者无论是征高丽还是攻日本,均无功而返.即使有条件和能力大规模对外扩张,[13]也没有这样做. 西方早期的文化外交注重宗教文化的国际交流与传播,到国家使命感与文化大国意识逐渐形成后,西方文化外交开始致力于政治文化的长期输出和对他国的政治文化改造.西方政治文化外交,更多表现为与别国打交道时体现出的所谓与自由、人权外交、价值外交的理念,以及事实上的霸权思想（霸道）和双重价值标准等. 自从1948年联合国发表《世界人权宣言》以来,有关人权的普世价值,在国际社会已经没有太多原则上的分歧.但对“人权外交”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却一直存在巨大的争议,更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实现人权的方案和模式.英国学者波尔的《美国平等的历程》,美国学者埃里克•,方纳的《美国自由的故事》与罗伯特•,威布的《自治：美国的文化史》分别从平等、自由和三个角度,对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史进行了梳理与评论,为今天如何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风靡的美国精神提供了素材和观察工具.[14]其中,罗伯特•,威布分析了影响美国制度发展的各主要因素,以及美国制度的演变脉络.他认为尽管美国被誉为世界楷模,但美国制度仍存在诸多不尽人意之处.美国有一种强烈的救世情结,自从18世纪末获得民族独立之时起,美国人就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负有特殊历史使命的民族,有责任把自由的恩惠带给全人类.美国推翻了不少自己所谓的和专制政权,可历史和现实中,美国同时与所谓和专制政权保持盟友关系的例子比比皆是,其实就是奉行单边“人权外交”、双重标准和实用主义.哈马斯2006年初通过选举上台却被美国强行孤立、打压,最终导致巴勒斯坦内部的派别火并和政治分裂.而更令西方尴尬的是,当俄罗斯2008年效仿西方以相同的理念（制止种族清洗）、相同的手法（承认南奥塞梯独立）来对付西方支持的格鲁吉亚时,西方回应的武器居然是他们认为早已过时和抛弃的“主权”概念,颇令西方有“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之感.法国以人权为名干涉他国的正当性,就由于2008年卢旺达政府的“”起诉案和欧委会对“法国在处理非法移民问题上违反人道精神”的严厉批评而受到严重冲击和否定.法国外交部长库什内不得不承认外界对西方“双重标准”的批评“有一部分是事实”.西方国家的双重价值标准,正如林肯所说,我们都宣称为自由而战,但在使用同一个词时我们所指的却不是一件事.二战后“自由”被意识形态化,其本质就是美国强大实力所要求世界霸权的一个借口和标签,美国推广的强烈使命感往往成为美国利用自由干涉别国内政的思想基础和扩张工具.[15] 应该说,西方政治文化中,除了有其类似“人权高于主权”的“理想”一面,更有面对国家利益能够理性选择的“务实”一面.譬如,老欧洲国家英、法、德在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时,秉着利益至上主义和实用主义原则,出于需要中国拉一把的现实考虑,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西藏问题上不同以往往的态度（英国）或态度的转变（德、法）.显示出本西方国家的理性务实. 二、宗教文化外交 所谓宗教文化是一种多层面的文化统一体, 它反映出人的社会和精神生活, 与人的价值目标、思想观念和精神境界密切相关.宗教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着一个时期内人的情感、思想和信仰,同时也体现一个时期内其所在地区的政治和文化理念.它在本质上表现为人的精神追求和信仰体系, 其面世的特点是“群体性和个体性都有, 民族性和世界性兼备, 理性和情感因素均存, 社会和心理体验具在”.此外, “它不仅有其终极关切, 也保持着现实思索.它作为人类文明中潜在的、深层次的精神力量, 甚至会制约或决定相关民族的社会发展命运.”[16]宗教文化也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将其单独拎出来分析,仅仅是为了论述上的方便. 宗教自古以来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载体和渠道.历史上中国是世界佛学中心之一,唐代高僧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弘扬佛法,为日本武圣上皇和孝谦天皇传授戒律,成为日本戒法的开山祖.鉴真为传播中国佛教思想、弘扬华夏文化艺术和促进中日两国的友谊,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郑和使团从1405年12月到1433年7月,前后7次下西洋,在沿海周边国家游历,踪迹遍及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沿岸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不仅带去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还帮助沿途国家剿灭海盗,做到播仁爱于友邦.不仅发展了中国和那些国家地区的政治、经济贸易往来,而且传播了宗教文化.在郑和下西洋过程中,无论在郑和使团内部成员之间还是郑和使团与海外之间都进行了宗教文化传播,并产生了一定的传播效果.其中,传播的内容是当时流行的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 在公元15、16世纪,西方殖民者陆续东来,海上霸权被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家垄断,穆斯林商人的地位逐渐被西方商人所代替,伊斯兰教在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国家的影响日渐衰落,并逐渐让位于基督教文化.天主教、新教等在东南亚和中国得到了传播,以利玛窦、汤若望、丁韪良为首的教士们们一方面向中国人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和《圣经》,另一方面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从而在西方形成一股中国热潮.这些传教士在“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中贡献巨大,他们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从此,中国自先秦以来的文化格局随着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被打开了一个缺口,中国知识分子从一种相对传统封闭的状态下摆脱出来,突破了以前保守陈旧的思维模式,从而为中国的知识和文化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这些接触到西方科学知识的中国人逐渐意识到当时的玄虚学风对国家毫无益处,他们开始提倡实学,进而提倡吸收外国科学知识中有用的成分, “会通以超胜”( 徐光启语), “并蓄兼收”, “藉异己之物,以激发本来之真性”( 李之藻语) ,希望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加优异的中国文化,这种与西方竞争的意识是“西学东渐”后的某种觉醒. 19世纪初叶,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海外扩张,基督教第四次大规模地传入中国.作为以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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