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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突发事件报道是当前中国新闻对外报道中一个极为特殊的领域,不仅涉及多方利害关系,且具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很可能直接影响国家和政府的形象,同时,这类事件新闻性强,媒体和受众关注度高.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传统报道理念和手段暴露出了一些缺陷,我们需要在对外传播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如何做好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报道,以便在坚持“内外有别”、“以我为主”、“于我有利”等原则的基础上,取得更积极的对外传播效果.
首先是要转变观念,认清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的必然性,积极打好主动仗.围绕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报道,香港某报刊曾有一篇评论做过这样的总结:“内地媒体一般会在件已受到控制,又得到妥善处理,并且有所定性后才会做到报道.”换言之,关于群体性突发事件鲜有实时报道.虽然这两年,在贵州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吉林通钢事件、重庆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本田在华供应商罢工怠工等事件上,我们都在第一时间向海外读者发出了较翔实的报道,捍卫了中国主流媒体的话语权,但是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报道整体上要再提高,需要改变长期形成的传统思维观念,抛弃所谓“好人不闹事,闹事无好人”的思维定式,更不能想当然地把群体性突发事件同“坏事”以及“有损国家和政府形象”划等号.
我们在监测海外媒体的报道中,经常会发现海外媒体援引国外人权组织和其他类似机构的消息,披露中国某省某地出现的群体性突发事件遭到中国警力的压制,造成人员伤亡.通常情况下,这种报道都是夸大其辞,只有碎片化的细节.但是因为海外媒体报道先入为主且危言耸听,所以它们对中国国家形象的破坏力是很大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么选择积极应对,努力澄清,要么选择听之任之,但不管哪一种方式,其实都是比较被动的状态.
第二、就事论事,避免“政治化”解读.对外传播之复杂就在于它涉及国际舆论斗争,一方面群体性突发事件有可能被一些势力所利用,在国际上丑化中国,另一方面,海外媒体的介入使一些参与组织者感受到国际媒体的重视,采取挟洋自重的策略,促使事态和局势急速向不利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件的报道应力克“政治化”的解读,不能简单地将群众的集体诉求视为同政府的对抗行动.政府官员在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时宜慎用“有组织”、“有预谋”,“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教唆”,“有黑纵”,“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者”等词汇,在处置措施上,尤其应避免随意动用警力,将推到第一线,让警民直接对峙.在对外传播上不应渲染过激的言辞,而宜本着理性和建没性原则,集中报道事件发生的原因,相关各方的利益诉求和历史背景,交待清事件的来龙去脉,报道好最新进展和解决问题的措施.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广州市一些市民一度掀起的“粤语保卫战”浪潮,因为正值亚运会开幕前夕,粤语又是海外华人使用最为普遍的中国地方话,这一事件受到海外媒体的关注.争议源于7月初广州市政协的一份提案,为了加强亚运会软环境建设,考虑到今年11月亚运会将在广州举办,期间会有大量外宾和全国各地的游客来访,提案建议在本地电视台综合频道中加大普通话播报时间,以便营造一个好的语言环境,让外地人更好地了解广州.结果,引发部分民众不满,出现了“捍卫粤语”、“打响粤语保卫战”的呼声,一些民众还相约集会,但并未成气候.虽然这起事件看起来不那么严重,但是在海外舆论密集炒作政府以普通话同化不同语言和文化的言论下,广州市内掀起的“粤语保卫战”很容易成为一个新的口实.为了争取主动,在报道这起事件上,对外英文报道坚持用事实说话,指出“广东是全国最早在电视台使用地方方言播出的地区,近十年来全国不少地方陆续效仿”的背景,同时也平衡报道当地民众对传统岭南文化如何传承的担忧,及时追踪当地领导和电视台的表态,点出争议的背后反映的是少数族群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尊重与保护本土族群文化的呼声,这样就避免将“粤语保卫战”简单地理解为普通话和广东话之间的矛盾,更不是政府、电视台同市民之间的矛盾,相反,它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保持自身特色,实现文化多样性的问题.
第三、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力求平衡客观.如果件涉及群众与政府和警力的对抗,政府实际上就成为事件的当事人一方,如果在对外传播中一味报道政府的立场而忽视群众的诉求,报道面对海外读者就很难有市场,也很难形成正面的传播效果.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维护稳定是基层治理的一项刚性指标,基层领导干部往往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们对媒体的表态也不一定是客观全面的.媒体要坚持大局,但是这个大局是国家、党和人民的大局,所以要以大局的精神展开新闻调查,在报道中不妄语,不佞语,因为但儿件涉及政府和群众的直接对峙,对外传播过程中就势必要涉及政府危机公关、形象重塑的议题,这时最忌讳的就是把话说满,没有回旋余地.从现有经验来看,由于国家放开了外媒到地方采访的限制,一旦发生重大群体事件,外国驻华新闻机构的记者都会赶往新闻现场,调查事件真相,所以对外报道不能也无法采取一边倒的策略.一个更为现实的做法就是正视问题,本着对人民和国家负责的态度,平衡反映各方声音,包括在对外宣传中履行一定的舆论监督职能,增加报道的可信性.
在这方面,贵州事件的对外报道比较典型,由于冲突涉及县委、县政府、县局,在组织对外报道时,新华社坚持多方切入,平衡报道,留有余地,相继播发了《中国独家报道:贵州女生离奇死亡引发的暴力事件趋平息,悬疑犹存》、《贵州省委书记称事件背后存在深层次原因》、《贵州警方说,有证据表明事件当事女孩并非被奸杀》、《事件当事女孩家属同意安葬死者》、《贵州省委书记反思事件,表示严查失职渎职官员》、《县局政委和局长被免职》等稿件,被美国《华盛顿邮报》、《国际先驱论坛报》《洛杉矶时报》、《今日美国报》、《英国卫报》等西方主流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