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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来注重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并将政治建设视为党长期执政的重要基础.2012年,在学界围绕中国政治发展的相关研究中,传统议题得到深化,新兴议题得到开发.本文试从5个方面作简要梳理.
政治与治理
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在2012年出版的新书《敬畏民意》中重点分析了当今中国社会治理与政治的关系.在俞可平看来,新中国第三个30年的改革重点应该从经济领域转为社会政治领域.这使得政治发展对社会治理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他认为,政治合法性在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发生重大的转型,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正在从福利、、善政等转向善治.善治将是人类在21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仅有,不足以保证善治；没有则不可能有善治.因此,政治是通向善治的必要条件.要想改善社会治理水平,必须发展政治.由此看,政治的发展直接关系中国的执政地位.复旦大学林尚立教授则以“杭州实践”为案例,表明复合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建设的创新形式和重要成果.中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框架下,努力将建设和民生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强调民生建设是发展的基础,而是提升民生建设绩效的有效途径.在这个方略下,杭州市从自身改革发展的大格局出发,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促民生”的发展道路,使杭州经济与社会生活形态发生深刻变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林尚立看来,与民生的良性互动应该成为中国政治建设的重要战略选择,它既符合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又能够塑造一种稳妥有序的政治环境.
政治理论体系
林尚立教授在其另一本著作中对中国构建政治的理论、战略与议程进行了综合研究.中国领导的政治建设是一项综合工程,政治的发展必须符合现实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态条件的要求,其中既需要理论体系的指导作用,也需要设计与实施合理的政治发展战略与议程.也有的学者认为,政治发展的关键在于政治主体性的构建.为此,要注意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营养.作为政治思想体系,现代和传统民本都具有整体性特征,可以概括为“一体两翼”.主义以“民治（by the people）”为体,“民有（of the people）”和“民享（for the people）”是其两翼；而民本主义以“君治”为体,两翼是“民为邦本”和重民利民.二者“体”虽相异,“翼”却相通,因此主义就有了向现代转化的可能性.
党内与人民
党内和人民是中国政治建设的两个基本方面,是实现党长期执政的重要政治基础.人民是社会主义政治的最高形态和根本目标,但是人民的实现需要党内的推动,这是由中国的执政地位决定的.党内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这一经典命题,继续引起学者们的关注.黄金辉对十六大以来党内与人民互动的进展、问题及其深层原因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在文中指出,党内与人民之间的互动发展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乡基层党内选举中公共民意的权重逐渐增大；二是在党和国家权力运行过程中民众参与度不断提高；三是人民建设中积累的有益经验也为党内制度建设所借鉴和共享.但是他认为两者之间的互动还存在许多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党内与人民形成良性互动态势的地域范围仍然较小、非均衡性发展特征明显；二是党内与人民互动的行政层级较低、纵向发展受阻；三是党内与人民互动的频次少、未能实现常态化；四是党内与人民互动的深度不足、制度化水平不高.汤满江则从理论层面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党内带动人民”的理解.他认为,党员的权利、党内选举制度、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委员会制度和党内监督制度是新形势下继续推动党内与人民互动的四个抓手.
协商理论与实践
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协商”的概念,表明了党对创新中国政治制度形式和内容的重视.2012年,学界围绕“协商”的讨论尤为激烈.“协商”也成为中国政治研究的新兴主题.2012年4月,世界与中国研究所、共识网、浙江温岭市恳谈办公室联合主办“协商及其在中国的实践”主题研讨会.徐斯俭、浦兴祖、张千帆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把“deliberative democracy”翻译成“协商”所可能引起的误读现象.北京大学张千帆教授认为,协商能够补充选举,但是协商本身也有局限性.清华大学贾西津教授认为协商能够促进公民理性的成长.中国人民大学孙龙副教授认为,协商的重点在于议题,现在中国协商的发展动力还不是很足.复旦大学浦兴祖教授指出,十八大关于协商,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协商”的概念；二是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协商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西方协商与我国人民政协并不等同,虽然协商很重要,但是人大才是中国发展的重点.他还强调,十八大以后人大在协商方面至少可以有以下推动空间：选民直接选举人大代表时,正式候选人的产生过程是需要依法由选民小组充分协商讨论的；人大自身的运行,也需要更好地引进协商；人大与公民协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社会协商能要与人大减少摩擦、实现对接.
其他学者则对协商的其他问题进行了研究.编译局杨雪冬教授在《文汇报》上发文,对十八大报告中涉及社会主义政治的部分做了深入解读,认为不仅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且要更加有效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制度效力.刘俊杰则区分了四种类型的协商形式,分别是国家制度层面的协商、基层层面的协商、社会层面的协商、公共参与层面的协商.他认为中国党际协商和中国政协协商都是中国特色协商的主要形式,前者主要是从协商主体来讲的,后者则是从协商组织角度来讲的.王洪树则认为,中国应该以协商为突破口,实现政治的跨越式发展.他在文章中写道：选举竞争式弊端在当代日益凸显,促使古老的协商合作式获得复兴.中国作为一个在政治建构方面的后发国家,应汲取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中国政治发展,应走一条跨越式的道路,建设以协商合作为主要运行机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以弥补选举的弊端,满足当代公民政治参与的需求,推动人权更为真实有效地实施.中国协商的发展应该是由政治协商走向协商政治,提高协商的制度化水平.
网络与公民社会
网络与公民社会则是中国政治研究的另一个新兴主题,这主要是由于网络的迅速普及对公民政治参与的深刻影响造成的.许多学者认为,培育公民社会是推动政治进程的关键.邵海军发文详细区分了当前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九种类型：利益驱动型、理念驱动型、榜样案例吸引型、特殊职业属性取向型、特殊事件点发型、特殊议题卷入型、仇恨泄愤型、表达支持型、宗教情感推动型和响应号召型.他认为,政治的发展方向是提供有效的制度平台,帮助公民参与向有秩序、理性的、自主的、适度的参与类型发展.另外,程文等人认为虽然网络是丰富中国政治内容的一种新形式,但是政党也要加强对于网络的引导,发挥网络对于政治发展的积极效应.政府通过网络广泛征求民意,以制定或完善有关政策、法律,而民众通过网络反映社会重大问题.他提出了网络建设的几个措施：政府应加强网络立法建设,将网络引入法制轨道；加强电子政务平台建设,引导网络健康发展；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网民素质.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