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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2014年经济形势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王伟光,副院长、党组副书记赵胜轩,副院长、党组成员李捷、张江、李扬、李培林,秘书长、党组成员高翔出席会议.
王伟光在会上作重要讲话,他指出,面对新形势,我院经济学家必须做到基础研究和对策研究并举并重,一方面要加大对策研究的力度,另一方面要凸显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殿堂的功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一定要加强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上加强研究.要以党和国家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作为科研主攻方向.
王伟光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存在问题,以及未来走向.在经济问题上,既要注重技术、微观层面的研究,又要避免技术化、碎片化倾向,对重要问题要拿出理论性、战略性、宏观性、前瞻性、全局性的解释.
全球危机进入新阶段
在岁末年初大家都要对形势做一些估量,我总的估量是全球金融危机仍没有过去,只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李扬在题为形势与任务的演讲中如是说.
李扬从三个层面对这一判断加以说明.第一个层面是发达经济体.李扬说,发达经济体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但造成危机的基本因素并没有消失,更重要的是在应对危机过程中采取的很多超常规措施,在阻止危机恶化的同时也加重了危机复苏的重负,使得危机复苏过程扑朔迷离.
所以,尽管发达经济体有些数字显示出好转,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有把握地说危机没有过去.李扬表示.
李扬用治理危机的方式作为标准,把危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危机在加重,用数量宽松的措施予以处臵,这个阶段基本过去；第二个阶段,终止危机超常规措施的实施,这个阶段现在仍在进行；第三个阶段,要处臵过去超常规措施所导致的负作用,而这个阶段是中长期过程,大约需5—10年,目前尚未开始.
第二个层面是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危机初期曾经出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双速脱轨的现象,前者增长缓慢,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则保持高速度.但是,当美国开始从数量宽松政策逐渐退出的时候,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立刻感到资金短缺,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以至于发达经济体稳定,新兴经济体开始危机.
第三个层面是中国.研究显示,从2009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中高速增长阶段.这个阶段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是减速.李扬说,尽管现在7.7%的速度已经相当之高,令发达经济体羡慕,但从10%落下来,两三个百分点的冲击是相当大的.另外,实体经济层面的房地产市场乱象、产能过剩,以及金融领域中的宽货币、高利率、贷款贵、贷款难并存,地方政府债务等方面问题也很突出.
李扬表示,目前全球危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世界各国都不能独善其身.显然,危机深入到如此程度的根源在于实体经济出了问题,因此,走出危机的治本之策是改革.哪一个国家对自身的问题认识得最深刻、哪一个国家的改革策略最完备、哪一个国家的改革决心最大、哪一个国家的改革效果最显著,哪一个国家就会在未来占据先机.比较各国的改革方案以及改革决心,我们非常有幸地看到,中国的认识最清楚、决心最大、动作最快,而且效果已经开始显现.
2014年全球经济复苏道路仍将十分曲折,经济大幅回暖的可能性不大,但相比2013年,经济增速很可能会出现小幅上扬,即按PPP计算的增长率为3.3%,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增长率为2.7%.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认为,影响2014年世界经济走势的因素包括,发达国家消费需求仍将维持低速增长,美国的退出政策及债务上限问题,欧洲仍未彻底摆脱通缩陷阱等.
今年中国经济预计增长7.5%左右2013年和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比较平稳,物价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雪松预测,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7.5%左右,物价上涨3%左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加10%,名义投资增长达到19%,低于2013年的19.6%.
随着2013年企业效益总体略好于2012年,预计2014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将有所提高,将高于2013年的水平,更加接近于GDP的增速.李雪松说.
2013年的货币政策总体上保障了经济金融运行的正常秩序,支持了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认为,2014年将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M2在14%左右、M1在9%左右、贷款增长率在14%左右,经济运行中的资金是有保障的.2014年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将根据CPI增长率的变化和外汇储备数量的增加而择机出台.
现在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冲刺阶段.这是一个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阶段,一个典型的特征是经济增速下降,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说.黄群慧表示,进入工业化后期,2011—2020年,中国工业的潜在增长区间将从1993—2007年的11%—13%下移到8%—10%,到2020年基本完成工业化后,中国工业的潜在增长区间可能会进一步下降为6%—8%.
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吹响了新一轮改革的号角.在新一轮改革中,经济体制改革作为重中之重被突出出来.
2014年一号文件指出,必须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稳中求进,改革创新,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坚持农业基础地位不动摇,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周认为,深化农业改革,应对农业发展挑战,要从以下方面着手：从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同地同价、农民和市民同工同酬、同城同权入手,保障城乡居民拥有同等的权利,提高竞争的公平性；从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入手,创新农业经营体系；鼓励经营权流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等.
金融改革的核心是回归实体经济.王国刚说.他认为,当前应以公司债券为基本抓手,推进金融回归实体经济,展开中国金融体系再造的工程.在金融运行中,存在着众多可用公司债券予以化解的矛盾：货币供应量高企、银行信贷资金的期限错配、推进债务率降低、推进资产证券化、缓解小微企业的融资难和熨平股市波动.
‘财税体制’这个词我们用了很长时间,但是很多人对财税体制包含的内容并不太清晰,总的来说,财税体制指的是四件事：财政收入、财政支出、预算管理、财政体制.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表示.由此,他认为,财税改革要注意整体的改革方向,四方面都需要有所顾及.
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的描述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税体制基本框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构筑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的现代财政制度.高培勇表示,围绕总方向的变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四个方面都与以往有所不同.财政收入主要是改革税收结构,财政支出要着眼于稳定税负和调整GDP分配格局,预算管理要实现规范透明,财政体制要坚守分税制.
2012年以来,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尤为突出.由于我国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许多产业的长期需求的年度需求峰值已经达到,这些产业的产能过剩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被长期需求增长所吸收,那么这些产业的产能过剩就成为真正的产能过剩.黄群慧说.
如何治理产能过剩?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平认为,短期来看,应以避免严重产能过剩行业整体陷入生存危机与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为主要目标,产能调整与供需调节则主要依赖市场机制,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是化解调整过剩产能最为有效的手段.
从长期来看,完善市场机制是根治产能过剩之道.李平表示.具体来说,治理产能过剩的关键在于通过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市场制度,矫正导致系统性产能过剩的体制缺陷,并增进市场机能,以充分发挥市场利用分散信息、协调供需平衡、淘汰落后企业和产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的高效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