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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闻自由根植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里,中国的传统文化缺少孕育新闻自由的土壤.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理论,文明冲突的表现之一就是根源于西方文明的新闻自由在伊斯兰文明和东方文明里所面临的困难和水土不服.本文也是以此为出发点试图探究在中西文明冲突视角下的新闻自由和中国的新闻自由受到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
关 键 词 ：新闻自由；文明冲突；儒教传统
中图分类号：G21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3-0146-02
中国媒介从业人员和学者经常讨论西方新闻自由,西方社会也不断的以新闻自由作为借口责难中国的新闻体制和政府管控,但是深深根植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里的新闻自由,能否完全的适应中国的环境,在中国也起到它在西方国家的产生的重要作用,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德国的传播学者凯·哈菲兹（Kai Hafez,2002）认为东西方新闻伦理的不同并不是由于伊斯兰国家对于西方新闻价值观念的抵制,主要是受到政治体制、历史传统、道德判断和宗教因素的影响.那么我们在讨论新闻自由在中国的适用性时也应该要把中国的历史传统、独特的儒教文化因素的影响都考虑进去.
一、西方新闻自由产生的理论和历史渊源
普遍认为,自由的新闻界是社会的重要标志.但是在共同的本质下,的形式又不尽相同,纵使在西方社会,美国过分开放的新闻自由与西欧的新闻自由也不完全相同.
任何理论的孕育都有适合其生长的社会土壤.探讨新闻自由的理论必须把新闻自由理论形成的社会环境对比当下中国,只有对理论从产生到应用的充分了解才能够有合理的移植.就新闻自由的定义来讲,它通常指政府通过宪法和法律保障本国公民言论、结社以及新闻出版界采访、报道、出版、发行等的自由权利.这种权利的保障是一种消极的防范措施,主要是为了避免新闻媒体受政府的控制.
就新闻媒体权利来说,新闻自由是保障新闻从业人员和机构采集和信息发布,并提供给公众的充分自由.当然,各方对于新闻自由概念的阐述在侧重点和表达方式上不尽相同,但是从本质上来讲,新闻自由是贯穿于整个新闻传播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
新闻自由的产生有着独特的历史根源,它是西方经济社会长期发展中的产物,并在以后的历史演变和斗争中发展出相对完整的权利体系.
从理论渊源来说,新闻自由孕育在强调个性、人权和自由的西方社会.文艺复兴中“天赋人权”思想成为主流,它强调人具有与生俱来的权利,也就是说,在权利上人人生而平等,他不是别人赋予或政府恩赐的,不存在特别的权利,因此绝不应该被剥夺.这是西方信奉上帝之下万物平等思想的延伸.1644年约翰·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提出观点的自由市场,是新闻自由理论的重要里程碑.他在这篇争取自由的战斗檄文中阐明：论自由就是妨碍真理本身,只有保障,才能使真理战胜谬误.真理越辩越明,只有让真理与谬误进行“自由而公平”的较量,人们才会不断增强自身的判断力和鉴赏力.被西方评价为“对个人自由最动人心弦,最强有力的辩护”的《论自由》一书认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其他人和社会都不得干涉；只有当自己的言行危害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接受社会的强制性惩罚.人类应当自由形成意见,自由发表意见,否则便是人类理性与德性的毁灭.
又经过卢梭、洛克等一代代思想家的呼吁和奋斗,从以人为本、天赋人权和生而平等等观念出发的新闻自由思想已经在西方世界深深扎根开花.而且新闻自由理论体系一旦形成了便将之升华为一种传统,因而,西方新闻事业及其新闻伦理法制在每一阶段都有深厚的政治学说背景.
二、中国文化中的“自由”思想
几千年来中国的正统思想理论乃是源于孔子的儒家思想,西方也把中国的儒家思想称为“儒教”.儒家思想提倡“仁”、“礼”,主要是对于现存统治秩序的尊重,后又经过儒家学者的不断改造,使其成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几乎完全的压制了自由思想的产生.不过作为礼教批评者的老庄道家思想也在中国占有重要地位,它从观念上更加肯定自由的价值,它对统治者钳制人心和思想进行批判,众多的道家经典也体现了对自由精神的向往和人格的独立.然而在董仲舒之后的中国思想史上,道家基本上是作为正统思想的对立面出现的,特别是其中的反礼教思想是作为“异端”被排斥的.因此,道家的自由观念基本上是作为礼教制度的反面形式而被中国人所理解的.
由于以上文化背景和思想传统的影响,使得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和人民都存在这样的思想：提倡自由就是对现存意识形态和挑战和破坏；而在许多的文人志士和思想家的心中的自由更是一种独立于统治秩序的自由意志,他们所追求的是思想上的自由意志和自由生活,而不会为了保护个人自由而去反抗统治秩序.
直到近代特别是1840年以来,西方自由的思想才伴随着炮声进入中国.但因缺少孕育自由思想的历史土壤,使得中国的权利和自由意识就像浮萍,没有稳定深厚的根基得不到广泛的生长传播.
三、文明冲突视角下的新闻自由
塞缪尔·亨廷顿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美国政治学家,也是文化研究方面的著名学者.在他所著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了文明冲突理论.他认为在冷战之后,国际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人们之间的主要差别不再只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别,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别.他说,“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明,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1].塞缪尔·亨廷顿的这些观点与凯·哈菲兹的观点有些相似,哈菲兹对比西欧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的新闻伦理准则,也发现这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不同国家之间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宗教的影响,也就是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文明之间的差异.
为什么文明会发生冲突呢?在亨廷顿看来,文明的差异才是人类的各种差异之中最根本性的,这种差异基本上是不可更改、不可消除的.他说,世界上并不存在着真正的普世文明,因为“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化的独特产物”,“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1]. 亨廷顿认为,未来的冲突很可能是西方对非西方国家的冲突,特别是“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两者具有联手的可能性）对于西方的威胁.他说,美国的现实是：对内,美国提倡文化多元主义,但是现实是文化虽然多元,但是多样性文化地位差别悬殊,主流文化仍然是白人的盎格鲁一撒克逊文化；美国对外推行普世主义,但是现实却是多元文化的现实不可避免.他最后提出,应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寻求同样性.
文明冲突的表现就是根源于西方文明的新闻自由在伊斯兰文明和东方文明里所面临的困难和水土不服.西方新闻自由里的权利和自由思想,新闻媒体敢于藐视权威和谩骂政府及领袖,它们敢于嘲弄多数社会现象,这些在伊斯兰和东方的这些传统的文明里都是违背社会常理和传统价值观的行为,不同文明面对新闻自由的态度就是根植于历史文化和宗教观念的民族特性面对着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态度.
换言之,葛兰西的霸权主义理论认为,新闻自由在国际的政治生活中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一种态度中立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新闻自由成为西方大国价值输出和文化侵略的重要武器.新闻自由虽然是成熟国家的重要标志,但是在面对那些不同于西方历史文化背景和宗教传统的国家,现阶段民众的思维形式和社会生活方式不一定会适应西方新闻自由所带给政治生活和社会的变化与冲击,也许随着西方教育和思想以及信息的全球化,西方新闻自由会在别的文明形式中有良好的适应性,但起码不是现在.
也就是说现代化的西方文明在向外输出新闻自由,特别是面对那些社会经济落后、民众教育水平较低,权利自由意识淡薄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保障基本的物质生活.而现在发展主义的媒体制度框架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为现实的思路,它主张“不能抽象地盲目地实现媒体的自由,而要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谈媒体自由,媒体的首要责任是促进国家发展,社会责任优于媒体的自由权利；如果为了国家的利益,有些情况下可以牺牲新闻媒体的自由权利”[2].
就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说,整个民众对于新闻自由的意识和认知程度也不一样.西方的思想启蒙比中国早近三百年,本身具有平等因素的基督教的普及程度极高,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洗礼,独立自由的思想深入个人.西方社会不断的为争取和出版自由的斗争,后经过从约翰·弥尔顿到约翰·洛克再到密尔等人对权利的不同阐释和美国社会新闻自由的发展,这才形成了新闻自由相对较为完整的权利体系.而就中国而言,它与西方对个人主体地位认识的不同,导致我国民众的私人权利意识的缺乏.自由传统的缺失本身也造成了一种人文价值的断裂.近现代中国的新闻实践活动对于和新闻自由权利的追逐也仅仅是停留在报人、知识分子等少数精英层面,普通民众参与极少.
四、对中国“新闻自由”的展望
新闻自由作为现代政治和现代经济制度的重要保证,而儒家文明自身在现代化中级存在很大困难,新闻自由能否在在儒家文化氛围中很好的适应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把根植于西方人文传统下的新闻自由完全移植到中国是不理智的想法和行为,但是面对人民群众对于权利和自由意识的增强,忽视民众对于新闻自由的吁求也是危险的做法.
我们很难根据现有的分析就能找出问题的解决办法,也不能仅仅依靠文字逻辑就找到解决文明冲突的办法.既然无论是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儒教文明等都承认和自由的重要性,只是在对他们的阐释和实施形式不同,那么也许多少年以后会出现超越文明冲突时代的真正的普世文明或人类共同文明,也许将来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引起上层体制和社会体制的重新修正设计,我们会逐步的实施与西方本质相同、尺度有差异的新闻自由.而现在我们能期待的就是不要安于现状,有改变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