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发凡》用例的当代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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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语言学是一门经验科学,例证的重要性是不可言喻的.作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修辞学发凡》在很多方面都值得今人学习.其所用八百余例证,尤为精当.总观这些例证,除了前人所归纳的科学性、准确性、典范性之外,应该还具有来源上的继承性、文体上的选择性和作者的群体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也许可以用“时代性”来总括.

关 键 词 《修辞学发凡》 用例 时代性

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在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中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发凡》所取得的成就和它对后世的影响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这在过去的修辞学史研究中多所涉及（袁晖,2000；Wu,2009）.本文主要从《发凡》的用例的角度,来讨论和揭示《发凡》的一些特点及其对今天的学术研究的启示.

《发凡》在用例方面是有很强的自觉意识的.例如,《发凡》第十二篇“结语”评价1923年出版的唐钺的《修辞格》就说“找例很勤,说述也颇得当”.其实,这句评价正可加于《发凡》本身.《发凡》的“初版刘序”是这样描述的：

往往为了处理一种辞格,搜求一个例证,整夜地不睡觉；有时候,从一种笔记书上发现了引用的可以做例证的一句或一段文字,因为要明白它底上下文,或者要证明著者所引的有没有错误,于是去根寻它所从出的原书.如果手头没有这种原书,他就向书肆或各处图书馆中去搜求；有可借处便借,没有可借处便只能买.要是此书是一部大部头的书,或者是在某种丛书中而不能抽买的,他也不惜重价,仅仅为了一个例证,而把全部书买了来.到了借无可借买无可买的时候,他还要向相识的友人,多方面地探询,一定要达到搜求到此书的目的为止.这样的勤求探讨的工夫,真是可以使人家钦佩的.

可见,《发凡》所用八百余例,都经过精挑细选,自然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说明性.对这些例子,过去已有学者作过一些初步的分析.①本文则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这些例证的详尽分析,努力挖掘其中所附带的丰富信息,借此剖析并理解《发凡》的重要特点,弄清陈望道先生在文学、美学上的价值取向,甚至可以通过这些例子描绘出《发凡》写作时的社会图景,辨明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学术源流.

一、 辨明学术源流

在《发凡》的体系中,辞格论是主体,占全书的主要篇幅,自然也集中了大部分例证.而在辞格论中,借代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辞格.《发凡》讨论借代前后跨13页（本文除特别标明外,均指1997年新2版）,共计约12整页,篇幅上仅次于析字格.虽然篇幅不是最长的,但这个部分共引72例,举例数目为所有辞格之最.所以,我们首先通过分析这72例,来初步理解《发凡》用例的特点,并进一步明确《发凡》的写作特点.

《修辞学发凡》的出版晚于唐钺的《修辞格》.《修辞学发凡》的写作有没有借鉴唐钺的这本开创性的著作呢?通过对这72例的分析,我们可以找出一些线索.这72个例子中,很多例子亦见于唐钺,可以凭此对二书的分类进行进一步的系联和对照.以下就是相同或相近的例子.由于唐钺的《修辞格》举例不编序号,故以下只引《发凡》的用例（序号不变）：

（九）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杜甫《饮中八仙歌》.筵代筵上的人们.）

（十四）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孙子兵法作战》.钟代钟里所盛的粮食.）

其中,《发凡》例（十四）接近于唐钺所举的“资养万钟”（《战国策》,万钟粟也）.以上两例都出自陈氏“旁借”中的第二小类“事物和事物的所在或所属相代”,而唐氏亦都归为“伴名格”丙类“以包藏一个东西的物代那个东西.”杜甫《饮中八仙歌》在日本的修辞学著作中多被当作“夸张”的例子.再如：

（十九）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曹操《短歌行》.杜康,人名,代酒.伊士珍《琅记》中卷说：“杜康造酒,因称酒杜康.”）

这例是陈氏“旁借”中的第三小类“事物和事物的作家或产地相代”,唐氏则为“伴名格”：（己）以创制之人代所制之物.又如：

（二十一）老去将何散老愁,新教小玉唱伊州.（白居易《伊州》诗,说明见二十例,指出伊州之曲也.）

陈望道1924年发表的《修辞随录》（五）“借代格”中此例作：“（十九）红儿漫唱遍,认取轻敲玉韵长.（罗虬《比红儿》诗）”②后换用白居易诗.陈氏“旁借”中仍为第三小类“事物和事物的作家或产地相代”,唐氏为“伴名格”：（庚）以地方代其所产之物.其他的还有：

（二十八）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刘禹锡《陋室铭》.丝竹代音乐.）

此为陈氏“旁借”中第四小类“事物和事物的资料或工具相代”用例.这里的“丝竹”和唐钺的“类名格”中戊类“以制一个物件的材料代那个物件”例“丝竹骈罗”中的词义不同,后者指“乐器”.“旁借”中相同的例子还有：

（三十）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前汉书循吏龚遂传》.牛代可以卖了买牛的剑,犊代可以卖了买犊的刀,都用资料名代本名.）

这仍然是陈氏“旁借”中第四小类“事物和事物的资料或工具相代”用例.唐氏为“伴名格”中的“（丁）以果代因”用例.

《修辞学发凡》的“对代”类和《修辞格》中相近或相同的例子有：

（三十八）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大学》.十目十手都说十人,也以部分的目手代全体的人.）

陈氏“对代”中第一类“部分和全体相代”,侧重于“目”和“手”；而唐氏为“类名格”第一类“（甲）以特别的代较为普通的”中的“以定数代多数”,侧重于数字“十”.二者所析角度不同.最后请看：

（五十八）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王维《辋川闲居赠裴迪》.落日指落日的残光.）

陈氏“对代”中第三类“具体和抽象相代”,接近唐钺“伴名格”中的（戊）类“以因代果”,例如“落日满秋山.”（王维《归嵩山作》.日,日色也）.

可以看出,陈、唐二氏的分类基本上是对应的,虽然小类不一,但旁借和伴名,对代和类名的对应还是齐整的.这也印证了《发凡》在252页所提出的简表中的对应.

《发凡》的用例,除了很多来自唐钺的《修辞格》之外,还有很多来自其他的著作.有些用例还是来自日本人的著作的,如夸张的用例,我们先看岛村泷太郎的《新美辞学》：

夸张法はまた支那の文学たとへば诗などに见ること最も频繁なり.「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抚弄磐石、推转天轮」「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荡胸生层云、决入归鸟」「声吹鬼神下、势阅人代速」「径摩苍穹蟠、石与厚地裂」「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等みな前人の推して古今を旷うするの句とせるもの、何れか夸张法の理に基けるものざらん.（390页）

（参考译文：夸张法也是中国的文学像诗歌等看上去用得最频繁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抚顶弄盘石,推车转天轮”“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声吹鬼神下,势阅人代速”“径摩苍穹蟠,石与厚地裂”“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等千古名句,哪一个都是基于夸张法的原理的.）

我们看到,《发凡》130页例（三）至例（六）在这一段论述中都出现了.另外,在夸张的开始说明部分用到的宋玉《登徒子赋》和项羽的《垓下歌》在《新美辞学》中也都用了（宋玉例在393页,《垓下歌》则作为顿呼法的例子出现于377页,这同《发凡》定义的思路也非常吻合）,如此密集的雷同,有些句子还比较生僻（如“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官阁”）,这其中的继承关系,从概率上看几乎是不能否认的.③

通过对《发凡》例证的系联,我们看到,《发凡》作为一本创新性的学术论著,其创新也是符合创新的基本规律的.任何创新都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不可能凭空产生.在任何时代,任何创新也都必须建立在充分理解和尊重前哲时俊已有工作的基础之上的.正如《发凡》（283页）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生在现代,固然没有墨守陈例旧说的义务,可是我们实有采取古今所有成就来作我们新事业的始基的权利.”《发凡》的用例,生动地体现了这一主张.《发凡》这种方式的创新是值得今人尊重和学习的,和王易等人生吞活剥、全盘抄袭其他人的学术著作是本质不同的.（霍四通,2010）

二、 厘清价值取向

通过对《发凡》例证的归总,我们可以清晰看出陈望道先生在文艺上的价值取向.我们知道,《发凡》论对偶非常简略,这和对偶在中国修辞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是不相称的.而且,旧有的文论和诗话也都用大量的篇幅讨论各种对偶,例如《文镜秘府论》就把对偶分成了十几种之多.而《发凡》对这些都避而未谈,因为在《发凡》看来,对偶和特定的文体、特定的语言相联系,也就和特定的立场相联系了起来：

这种辞格曾经有过畸形的发达的时期,如刘知几所谓“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史通叙事》).就是“五四”前后也还有人硬用对偶辞来下判决,打电报,使人觉得极其不自然.（202-203页）

所以,在《发凡》看来,对偶是否能独立成格都是一个问题,需要首先加以探讨.

《发凡》的“对偶”一节,所用10例均为诗歌.对偶是骈文创作的基本手法,这就是上述引文中的“畸形的发达”的含义.《发凡》极为重视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对骈文基本上是否定的.在全书所有的用例中,我们找不到一个骈文的例子.

就是诗歌文体,《发凡》也有一定的倾向性和选择性.我们对《发凡》所有的诗歌用例都进行了统计,罗列如下：

a．汉魏六朝诗歌

（1）4页,《古诗十九首》；（2）44页,《木兰诗》；（3）83页,曹操《短歌行》；（4）93页,李陵《与苏武诗歌》；（5）98-101页,《乐府诗集》24例；（6）114页,张衡《四愁诗》；（7）115页,陶潜《拟古》；（8）118页,陶潜《乞食》；（9）119页,《木兰诗》；（10）142页,《饮马长城窟行》、诸葛亮《梁甫吟》、古乐府《长歌行》、《子夜歌》四十二首之二十三；（11）143页,梁鸿《五噫歌》；（12）147页,孔融《郡姓名字诗》；（13）160页,陶渊明《庚子岁从都还》；（14）168页,《乐府诗集》；（15）176页,陶潜《止酒》；（16）195页,《盘中诗》；（17）197页,《璇玑图》；（18）200页,曹操《秋胡行》；（19）201页,《黄鹄曲》；（20）202页,曹操《步出夏门行龟虽寿》；（21）216页,《平陵东》；（22）218页,曹植《赠白马王彪》；（23）239页,张协《杂诗》、沈约《和谢宣城诗》、陆机《日出东南隅行》.

b．唐诗

（1）49页,李白《秋浦歌》；（2）81页,杜甫《赠韦左丞》、刘禹锡《竹枝词》；（3）82页,杜甫《饮中八仙歌》；（4）83页,白居易《伊州》；（5）85页,白居易《望月有感》；（6）86页,刘禹锡《酬乐天锡州初逢席上见赠》、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7）90页,王维《川闲居赠裴迪》；（8）91页,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9）92页,白居易《长恨歌》；（10）95页,杜甫《兵车行》、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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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宋诗

（1）78页,王安石《寄王逢原》、《木末》；（2）81页,苏轼《三朵花》；（3）83页,陆游《花时遍游诸家园》；（4）85页,陆游《谢徐志父帐干惠诗编》、《蔬园杂咏》；（5）90页,陆游《泊县》、《黄鹤楼》；（6）92页,范成大《题金牛洞》；（7）94页,王安石《商鞅》；（8）95页,陆游《登赏心亭》；（9）104页,苏轼《送张嘉州》；（10）105页,王安石《春风》诗；（11）116页,陆游《过采石有感》；（12）135页,陆游《楚城》；（13）168页,陆游《游山西村》；（14）194页,王安石《碧芜》、《梦长》、《迸月》、《泊燕》；（15）198页,苏东坡《晚眺》；（16）202页,陆游《秋夜读书》；（17）209页,陆游《城西接待院后竹下作》；（18）218-219页,王安石《忆金陵三首》.

清朝也有少量用例,如87页龚自珍《题鹭津上人书册》,146页《红楼梦》第五回中的“离合体”诗等,但数量很少,可以忽略.

从以上的用例中,我们可以看到陈望道写作《发凡》时阅读的一些倾向.在汉魏诗中,他喜读陶渊明和三曹的诗；在唐诗中,他最喜杜甫（13例）和李白（10例）,其次是白居易和刘禹锡（各5例）；在宋诗中,他最喜陆游（11首）、王安石（10首）.在所有这些诗歌中,严格的律诗只占很小的比例,汉魏六朝的诗既不讲对偶,也不讲平仄；而所引唐诗大部分为古诗和歌行诗.这些诗歌雕琢的痕迹小,接近口语,平易入话,符合五四新文学创立时期的审美口味.在后面的第九篇“辞趣”的讨论中,“装饰的音调”部分也对格律诗避而不谈.而此前的王易和陈介白的《修辞学》则在相应章节里大讲一番（如陈介白《修辞学》39页）.这种材料的取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凡》的写作背景,决定了《发凡》的辞格讨论更易于被读者理解和接受.

三、 勾画社会图景

《发凡》用例一个有趣的特点是有大量的“人情例”.当时和陈望道交往的文化人,大多数在《发凡》的用例中都出现了.前文所引“初版刘序”的作者刘大白和陈望道是浙江一师的同事.《发凡》初版,陈望道请刘大白作序,在书中,“比拟”辞格就用了刘大白的小诗：

（八）当菜花披着黄袍,称霸于绿野时,豆花不曾屈服,依然黑白分明!（刘大白《旧梦泪痕》三十六）（《发凡》118页）

《发凡》193页引用了茅盾的作品：

胡国光只“哼”了一声.（茅盾《蚀动摇》）

和茅盾有关的还有《发凡》194页上的一句话：

这样的回文,无异于近年来所谓“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只是词序随从内容的特点略作适当的往复环.

可见,陈望道对“革命文学”是非常排斥的.这个态度在《修辞学发凡》1932年初版中表达得更清楚：

这样的回文,无异于近年来所谓“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及“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除了词序回环,同时带着词品转变之外,更无什么做作.（346页）

可以看出,作者的态度的转变是非常大的.初版的措辞,从学术上和政治倾向上都是不可取的.胡适“国语的文学”抛开不论,“革命文学”的进步性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这场运动最后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鲁迅、茅盾,两人都是陈望道的朋友,私交不同寻常④；陈望道和茅盾更在生活作风、思想立场上都非常接近.所以,作为旁观者,陈望道自然不能理解和接受这场运动⑤.陈望道对“革命文学”的排斥,是和他在这一时期的政治立场有关的.

《修辞学发凡》引用谁的作品最多?毫无疑问是鲁迅.《发凡》188页,几乎是一口气连续引了鲁迅作品的三个例子：

(一)“小栓的爹,你就去么”是一个老女人的声音.等

“唔.”老桂一面听,一面应,一面扣上衣服,伸手过去说,“你给我罢.”(鲁迅《呐喊药》)

（二）这是我们已经听得耳膜起茧了的议论.（鲁迅《势所必至,理有固然》）

（五）汉朝的扬雄的喜欢奇字,就有这毛病的,刘歆想借他的《方言》稿子,他几乎要跳黄浦.(鲁迅《门外文谈》)

对于这三例,陈望道还分别给出了分析,指出所谓“小栓的爹”就是华大妈叫她的丈夫老栓,“耳膜起茧了的议论”就是说已经听得发厌了的议论,“跳黄浦”就是说.《发凡》具体引用鲁迅作品的情况如下：

（1）58页,《爱罗先珂童话集春夜的梦》；（2）74页,《故乡》、《药》；（3）75页,《阿Q正传》；（4）79页,《爱罗先珂童话集雕的心》；（5）81页,《现代日本小说集沈默之塔》；（6）82页,《一二八战后作》；（7）83页,《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8）84页,《呐喊头发的故事》；（9）86页,《现代日本小说集省会》；（10）94页,《故事新编非攻》、《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1）98页,《哀范君三章》；（12）106页,《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13）108页,《伪自由书崇实》；（14）112页,《野草我的失恋》（并提到《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15）117页,《爱罗先珂童话集鱼的悲哀》；（16）126页,《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17）133页,《无题》；（18）136页,《名人和名言》；（19）140页,《生命的路》；（20）142页,《文艺与革命》、《头发的故事》；（21）143页,《斯巴达之魂》；（22）148页,《且介亭杂文二集》序言；（23）155页,《作文秘诀》；（24）156页,《准风月谈后记》；（25）160页,《阿Q正传》；（26）163页,《鸭的喜剧》；（27）187页,《现代日本小说集与幼小者》、《战士和苍蝇》；（28）190页,《无题》；（29）193页,《药》；（30）199页,《读了童话剧〈桃色的云〉》；（31）200页,《野草题辞》；（32）208页,《爱罗先珂童话集春夜的梦》；（33）209页,《爱罗先珂童话集鱼的悲哀》；（34）210页,《老调子已经唱完》；（35）211页,《秋夜》；（36）212页,《爱罗先珂童话集春夜的梦》；（37）219页,《论雷峰塔的倒掉》；（38）227页,《阿Q正传》；（39）231页,《社戏》；（40）237页,《彷徨长明灯》；（41）241页,《伪自由书中国人的生命圈》、《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42）259页,《秋夜》全篇.

这还不包括在正文中提及的例子,如222页讲“跳脱”时引用《呐喊》中《狂人日记》的结句“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等”.从数量上看,至少有50例,大约占全书用例的十六分之一；而从篇幅（字数）上看,则远远超过此比例,因为上述用例都是成段甚至是整篇引用.可见,陈望道是非常看重鲁迅的作品的.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这也是对鲁迅的一种声援,一种支持,一种宣传.这是因为他们为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曾并肩战斗.《鲁迅日记》记载了两人从1926年到1935年的密切交往⑥.陈望道后来也撰《关于鲁迅先生的片断回忆》一文来纪念鲁迅.

1920年4月,陈望道翻译的《宣言》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当年6月陈望道就把译本寄给了鲁迅.这时,陈望道在上海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他去信北京跟鲁迅约稿,发表了鲁迅的小说《风波》.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26年8月,鲁迅由京赴厦途中在上海停留,文学研究会的朋友宴请鲁迅,出席的有刘大白、夏 尊、陈望道、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朱自清、叶圣陶、王伯祥、周予同等人.1927年10月鲁迅定居上海,两人关系日见密切.这时,陈望道在复旦大学及其附属实验中学任教,他曾两次约请鲁迅先生演讲.1928年夏天,陈望道与友人创办大江书铺,发刊《大江》月刊,鲁迅先生支持这个刊物,热情地为《大江》译稿.又翻译苏联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论》,交由大江书铺出版.1934年夏陈望道开始筹办《太白》半月刊,刊名即是鲁迅决定采用的.在出版过程中,鲁迅先生积极为它写稿.

陈望道与鲁迅从1920年开始交往,在宣传马列主义、批判复古倒退思潮,特别是在三十年代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斗争中建立并加深了友谊.他对鲁迅的作品非常熟悉,引用得多,也是很正常的.

此外,《发凡》还引了叶圣陶、郑振铎等人的例子（210页）,都反映了他在当时的交往.陈望道的文人交往圈子的重建,对于民国时期文化史的研究是有重要价值的.

四、 结语

过去的研究,往往将《发凡》用例的特点归纳为准确性、广泛性和典型性等.这些特点当然都是正确的,但有些还略嫌笼统,不够细致.实际上,根据本文的讨论,我们看到,《发凡》的用例在来源上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很多例证来自于前人的修辞学著述；从文体看,用例有一定的倾向性,表达了作者的文学价值取向；而分析例证的作者,则明显具有特定时间的群体性和网络性,我们甚至可以据此描画出作者的交往圈子.其中,继承性在一定的程度上保证了《发凡》的学术品质；文体的倾向性保证了《发凡》能适合最大多数群众的欣赏趣味；而作者的群体性则明示了以陈望道先生为中心的一批先进文化的代表者的聚集.这些性质决定了《发凡》能在众多的同时代著作中脱颖而出,并在各个时期都能保持稳定的影响力.

另外,陈望道作为《宣言》的第一个全文翻译者,在《发凡》的用例中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政治觉悟性.我们知道,《发凡》自初版后,经历了多次修订.根据粗略统计,《发凡》的修订比例最大的就在用例方面.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版本的用例的更替,嗅出政治气候和时代风习的改变.由于文白兼顾,所以《发凡》可以说积淀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材料,而《发凡》在历次修订中,也都适时地根据政治气候增删一些用例.例如,在“譬喻法”一节中,初版中的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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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富润屋,德润身.（《大学》）

（十八）养儿防老,积谷防饥.

以及六十年代增加的用例：

处在资产阶级国家汪洋大海包围中的我国,像一座巨大的石山一样屹立着.波浪一个接着一个地向它冲击,声势汹汹地要把它淹没,把它冲毁,但是这座石山仍然屹立不动.（斯大林《悼列宁》）

这些例子在最后一次修订中都被删除了.而最终增加的是下面一例（76页）：

（十六）瓜不离秧,

囡不离娘,

中国人民离不开.(《上海民歌选瓜不离秧》)

《发凡》对这例很看重,在230页讨论“辞趣”的时候,又分析了一番（重复引用的诗略）.其中“囡不离娘”一句原来写为“孩不离娘”,后来重版时作了修改.这样的将“孩”改为“囡”字,便显示了上海民歌的地方色彩,表现了不同的背景的风味.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但从这里所举数例看,《发凡》用例的“时代性”是成立的.而有趣的是,这个“时代性”是可以概括上述的来源上的继承性、文体上的选择性和作者的群体性等特点的.

注释

①王兴林《为了前进的纪念――谈〈修辞学发凡〉的科学性、准确性、典范性》,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编（1983：184-185）.

②《陈望道修辞论集》94页,原载《小说月报》第15卷第22期,1924年12月10日.

③《文字发凡》在“夸张法”中则用了“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宋玉《登徒子赋》四例.（“修辞学第三”卷之33页）

④陈望道和茅盾的部分私人交往,可参看茅盾、秦德君等人的回忆录,此不赘.

⑤陈望道这一时期的政治倾向,可以参看散木《陈独秀“家长制”作风与建党初期多人退党的史实考察》（《党史博览》2008年第5期）以及晓雪《就陈望道退党史实与散木同志商榷》（《党史博览》2008年第11期）、徐梅坤《江浙区委成立前后的片断回忆》（《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2辑,24-2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⑥参一石《陈望道与鲁迅交往录――<鲁迅日记>摘录》(上海鲁迅纪念馆编,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