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卷解读:90年代文学思潮演变规律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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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深刻揭示知识话语和权力的共生关系.权力不是物质实体,而是一种无往不在的关系.权力的重要载体是话语,文学话语是“力量的场所,是意见纷争与利益变更的地方,是正统力量与反对势力相冲撞的场合”（葛林伯雷）①.话语权之争影响着90年代文学复杂的演进过程,大致有四种模式：1.意识形态话语文学化/文学话语；2.作家/评论家；3.作家/作家,评论家/评论家；4.各派别内部之争.文学史主要是由作家创作和评论家评论构成,两者关系构成文学思潮的基本关系.90年代之前,意识形态话语文学化/文学话语之争占主导位置；90年代非意识形态化后,体制力量成为背景制约着潮向,尤其影响体制内的作家、评论家.评论界曾对文学社团、报刊进行研究,开启了文学研究的新视域,而文学事件也是重要的研究资源.1998年10月朱文发起的《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简称《断裂》问卷）是六七十年代出生的“晚生代”作家对评论家以及与评论界“同谋”的作家的看法.2000年上海作协发起的百名评论家推荐90年代最有影响作家作品的问卷（简称评论家问卷）是评论界对各类作家的看法.两份问卷相隔一年多,某种程度上形成“镜像”文本,折射出“权力机制”下作家和评论家“看”和“被看”的复杂关系.笔者试图通过解读这两个文学事件来探讨文学思潮生成变化的特点.

一、文学思潮演变的内在机制：对峙、同谋、疏离

1.关于朱文发起《断裂》问卷的内部分析：

现象A：在作家的答卷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不.他们以口语的表达方式,激烈地否定现有的文坛秩序.100%的作家认为当论家没有权力和足够才智对作家写作进行指导；100%的作家认为活跃于当代文坛的作家没有人给与他（她）的写作以一种根本之指引,不应把陈寅恪、王小波等当做偶像.

现象B：56%的作家对《读书》持否定批评态度；29%的作家未做评价；15%的作家持肯定态度.52%的作家对《收获》持否定、批评态度；40%的作家未做评价；8%的作家持肯定态度.②

分析：从现象A可以看出,《断裂》问卷设计的问题和作家的答案都有一种侵略性,全面否认评论界以及与评论家“同谋”的活跃于文坛的作家,是一种“弑父”行为.朱文在《断裂》里说：“我想强调、提倡一种艺术家直觉感性的谈话方式.那种四平八稳的、滴水不漏的、‘大师’式的言论风格,泛滥成灾,而真相往往淹没不见.一个艺术家,一个作家发言时为什么要像一个学者、一个评论家?这里面有着被忽略的屈辱.”③这是一份意味深长的宣言.晚生代作家表达自己的另类立场时,也以粗暴感性的话语对抗规范化理论化的学院话语,这是两种话语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争夺.以往文坛只有评论家才有评论权,话语权向评论家倾斜,二者没有对等关系,作家某种程度“失语”,成为缺席的“他者”.他们想对这种情形质疑反抗,这是《断裂》问卷的深层意蕴.在他们看来,理性话语也成为了工具理性的同谋者,理性话语压制感性话语,充当权力机制的同谋机器.韩东在《备忘：有关“断裂”行为的问题回答》中说：“我们特别反对某种流行的知识分子的哲学语言”,“一种特殊的工具性语言竟被作为目的来追求,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可是,与之对抗的感性话语却不是诗性话语,而是粗俗的市井话语,他们到大众文化的无厘头里寻找力量.二者间不再是感性和理性的对决,没有战士的时代,所有的人都进入无物之阵,自身也成为无物之物.

现象B表明晚生代作家对集体式虚幻权威全盘否认,但对具体权威如《收获》等权威刊物的态度却相对温和,可见他们在权力之争中处于劣势,也采取了有所保留的生存策略.在中国现有的评论和创作机制的隐性规范下,作家的写作自由是哈姆雷特的演出,内在权力机制成为演出中不时出现的幽灵.

现象A：前十名获奖者中知青作家居多,没有老一代作家或晚生代作家.获奖作品大多是现实主义作品,少数先锋作品被认可.

现象B：前十名中只有一个女性作家王安忆.

现象C：莫言、贾平凹虽名列前十名,但他们的作品没有进入前十名.

现象D：十部作品中,《长恨歌》的作者王安忆是上海作家,其余九部作品中除《白鹿原》《心灵史》外,全都发表在上海的杂志上.④

现象E：小说一枝独秀,前十名中有八部是小说,没有诗歌入选.

分析：现象A说明知青作家获奖多,现实主义作品占主流,个别先锋作品获奖.“百名评论家”中的大多数（30岁以下的评论家仅两名）和知青作家同处一代,使批评依然秉承80年代的标准,问卷发起者之一的徐俊西也承认：“‘知青作家’得益的是两个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积累起来的文学声誉,这自然比晚他们一辈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们更具‘名人效应’和更有‘信任度’――更不用说在这次参评的评论家队伍中按年龄分段的情况来看,他们的知音也一定更多.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推荐名单上缺少了青年作家的身影自是一种有煞风景的遗憾.”⑤因此“在这样的评比中似乎也存在着一定的不公平”⑥ .现象B表明女性写作虽然已开拓一片天空,但男权中心的批评依旧左右女性文学,“假如让一个女性为主的群体来推荐的话,结果大概会完全不同.”⑦现象C说明作家贾平凹、莫言虽然被认同,但他们有争议的作品被剔除,体制力量有其隐性的规则.现象D表明文化地方保护主义根深蒂固,甚至成了集体无意识.现象E说明小说在各类文体中占优势,这和小说受众多因而评论家更关注有关,以前知识分子话语带动引导大众话语,如今大众喜好对文学评论倾向有强烈的冲击,80年代诗人纷纷转型写小说,市场成为文学场生成的十分重要的规定力量.

3.下面表格中的平行对比是对上面现象比较的归纳：

分析：从表格对比中可知,晚生代作家跟评论家主体的年龄、阅历、知识背景、审美趣味不同,成为对峙的双方.这种对立矛盾,看似是对“体制”、“秩序”的态度不同,本质上却是由于“代”的区别造成.语言并不是超越社会历史的永恒乌托邦,它是“特定的人的具体话语实践.在这里,作为语言支配力的权力从来不超然物外或始终如一,而总是历史的具体的.因为,权力不是别的,正是历史本身.”⑨历史是关系物,“代”的形成以及“代”之间的分歧,正展现了先锋话语受历史语境形成的权力的支配同时又试图抵制这一权力的过程.“代”未必有明显的界碑,也不能容纳绝对的差距,但不可否认,“代”是一个巨大的鸿沟.文学界对于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命名潜藏着耐人寻味的内涵.和“知青”等以历史事件为基础的“空间命名”有很大的不同,“晚生代”、“新生代”、“七十年代”、“七零后”这些所谓的“晚”、“新”、“后”,都是“时间命名”,只有时间的烙印.他们是没有纪念碑的一代,个体的生命中没有深刻的集体印记,没有值得纪念的“历史事件”,只有破碎的“私人体验”.他们被抛出了大历史的洪流,只能以共同出生和生长的时间存在命名自己,试图雕塑自己没有塑像的历史,但在所有的喧嚣的背后却指向本真意义的沉默.他们在延续的历史中断裂,在曾有的英雄历史中断裂.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确是“断裂”的一代.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权力分配最受“代”的制约.年龄：老/中/青,形成三代,分别处于习惯标准的三个位置：传统/正宗/先锋.晚生代没引起广泛的注意,老一代作家创作滞后于前进的理论界.晚生代作家和评论家主体处于对峙状态,知青作家与之处于同谋状态,老一代作家与之处于疏离状态.除此之外,权力分配在意识形态隐性规范下,还受到某些文学事件的具体的运作和策划方式的影响,同时还受性别、受众、地域这些重要因素制约.

二、“驯子”与“审父”的交替过程

文学思潮是以空间状态出现的时间概念,处于时间承传的代际关系对文学思潮变更有重要的影响.文学思潮一般以这样的规律演进：第一阶段（对峙期）：作家创作,评论家评论,形成既定的文学秩序,一批新生作家以“逆子”形象出现于文坛,叛逆中企图“审父”,得到敏锐的评论家的支持,遭到多数评论家的反对.由于写作者传递的个人经验有违长者的既定期待,被认为是另类,遭贬抑封杀,即“驯子”,所以他们互相对峙.如当年知青作家曾普遍遭质疑；朦胧诗“新的美学原则”也曾不被接受.第二阶段（同谋期）：“逆子”逐渐被接受.由于评论界调整视野,接纳新思维新方法,也可能有些作家“成熟”后调整规范自己迎合评论界.这时“逆子”成长为传宗接代的“长子”,代表父亲的权威,来审判新一轮的“弑父”行为.如知青作家在90年代成为主力,其作品成为范式；朦胧诗在80年代后被推崇,它的美学准则被广泛接受后,又成为审视“后新诗潮”的标准.第三阶段（疏离期）：随着创作界、理论界进一步推进,原来同谋的创作与当下文坛疏离,如朦胧诗的准则也抵挡不住层出不穷的诗歌潮流,呈现和理论界的疏离状态,知青作家也终将走向沉寂的历史.当然,如果这些作家吸收先锋者的资源,不断创新,实现创作转型,也可成为不为潮流所抛弃的作家,比如王安忆.同时,在世界大格局下广袤的思想潮流中,一些潮流释放了能量,但是在潮流生成的背后也有一些被压抑的能量；有很多文学名家引领短暂的潮流,并没有滚出多少珍珠；很多的大师在当下的潮流中沉默而被后世所挖掘.同理,在现当代中国如此短暂的历史里,潮流的流程也是一个复杂而背反的过程.

文学思潮出现从线性的时间交替到立体的空间分布的变化.80年代出现过多次集中的论争,总的来说,评论界一般总是将目光聚焦于某一类文学现象,接着关注另一类,思潮总体上按线性的时间依次更替.90年代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言论空间扩大,对话语权和文化资本争夺也更激烈,无论创作还是评论都呈无聚焦状态,多元时代的文学思潮不再是单一的线替,而常在同一空间并存,呈立体分布状态.另一方面,1985年左右评论界大规模引进西学,运用新的批评理论,一些精英评论向纵深发展；90年代继承和深化了这一成果,局部出现评论界引导创作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的思潮里作家超越引领评论家的状态.但评论界在各种话语权之争中又制造大量的言论泡沫,使评论界出现“二律背反”极不平衡的情况.

三、文学机制中需警惕的问题

福柯的权力理论同时还提出权力走向反对自身的可能,话语既承载权力,滋生权力,也拥有颠覆反叛权力的能量.新生代作家不满批评界的“滞后”,认为其不起指引作用,在《断裂》问卷中对评论家猛烈抨击：“作家是野兽,评论家总想把作家装进笼子.”（邱华栋）依附体制的批评无疑是窒息的,新生代作家的看法提出一些值得警惕的命题,断裂意味变革,变革意味发展.文学研究也应关注支持冲破神话的“断裂”.“断裂”正是在质疑当下中指向未来.批评的意义不在于瞻仰过去,而在于关怀当下,召唤未来.理想的批评正如福柯所希冀的――它能迸发出想象的火花.它不应该是穿着红袍的君主,它应该挟着风暴和闪电.“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的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⑩但是以“恶”为特征的《断裂》问卷在和体制抗衡时,却也可能有以自我价值为绝对中心的倾向.他们一概否认中国传统资源,仿佛是从石头里迸出的孙猴子,激烈拒绝权威话语已从反面证明身不由己被卷入其中,反抗逻各斯的同时制造新的逻各斯；虽然逃出体制的囚笼,却常在言语嬉戏中迷失于语言的迷宫.一些“私人化”、“躯体化”的作品,不媚体制,却媚大众,媚市场,貌似自由潇洒,不过让权力披上狂欢化、个性化的炫目而虚幻的外衣.

集团化加剧了话语权之争.不可否认,文学流派、社团和批评家“圈子”在标榜各自主张、形成各自不同风格和优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存有壁垒化的危险.布尔迪厄认为在文化场内,“不同人由于各自拥有不同文化资本,因此他们在文化场内处于不同的位置.有的人要维护现存的位置关系,而新来者或分化出来的人则要求改变现有格局,以便自己处于有利位置.”[11]“断裂”作家以“代”命名可能是策略性行为,是对“代”所形成的权力话语围攻的突围,但集团化使他们突围的同时又制造了新的围城.真正的断裂可能只有以个人言说为基础的对话才可抵达.虽然任何话语都在进行选择和表达意向,承载权力,但在个人为基础的空间里,权力有所消解,某种程度上可能出现相对平等的对话空间.

批评和创作,在文坛形成权力对峙或同谋的两极.其实,创作和批评都是一种言说,一种写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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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弗兰克林特利查：《福柯的遗产：一种新历史主义?》,载张京媛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

②③朱文：《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及附录,《北京文学》1998年第10期,第39-40页.

④⑧谢有顺：《十个作品,九个问题》,《南方文坛》2001年第1期,第52页.

⑤⑥徐俊西：《一份关于90年代文学的集体答卷》,《文汇报》2000年9月16日.

⑦杨扬：《九十年代文学重估》,《文学报》2000年9月7日.

⑨王一川：《语言乌托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5页.

⑩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3页.

[11]周宪：《现代性的张力》,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页.

[12]鲁迅：《关于知识阶级》,载《集外集拾遗补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 陈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