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媒介化公共事件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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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界给人的一个重要印象就是所谓文学的“边缘化”.文学的边缘化好像不是简单地指文学生产数量的减少.相反,统计似乎得出了正好相反的结论.比如,我们的长篇小说的数量据说是在逐年上升而不是逐年下降.也不是作家人数在减少,如果我们把网络也算进去,那么,作家的人数也是越来越多,细菌一样地多!

准确地说,“边缘化”是指作家及其创作的作品越来越远离文学圈之外的公共领域,其所承载的非文学的或超出文学的公共性和公共意义越来越稀薄,被媒介关注并成为媒介公共事件、新闻事件的概率与可能性大大减少.按照王蒙的说法,就是“文学失却了轰动效应”.(1)

一个相反却也相成的证据是,只有当文学被媒介关注、成为公共事件甚至新闻事件之后,才会受到公众(他们也是文学的主要读者)的关注,才能摆脱所谓“边缘化”的命运.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最近几年一些受到广泛关注的文学现象,实际上都是我们所说的作为媒介化公共事件的文学.比如2008年的韩寒战(作协)主席事件,2007年的北京市中学语文教科书事件,(2)2006年的韩白事件、玄幻门事件,以及频繁出现的中国最富作家排行榜、最受欢迎作家排行榜、高考语文作文题目讨论等等等,甚至于木子美、竹影青瞳的身体写作,在我看来,都是属于媒介化的文学事件.

一个不可否定的事实是,只有这些作为“媒介化公共事件”的文学,似乎还能给今天的文坛注入一些活力,带来一些热闹,引来一些关注.当然,在那些坚守审美自律立场与艺术自主精神的人看来,恰恰就是这种来自公共性的“活力”,导致了“真正的”文学的死亡.然则不管是“活力”也好、“死亡”也罢,文学必得成为公共媒介事件、新闻事件,才能引起公众――也包括大多数批评家――的兴趣,这似乎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

诚然,我们这个时代不是一个渴望审美的时代,一个不怎么待见纯文学的时代,更不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但它却是一个疯狂渴望新闻的时代,是一个没有了新闻就会不知所措的时代.大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作为媒介公共事件的文学现象大多是由媒体人、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家“炒作”或“经营”出来的.“炒作”“经营”等等用来描述媒介活动的新词,似乎表明文学的内在动力已经耗尽,需要大众传播的“提”与“携”才能在公共领域里蹦达那么几下.

二、什么是作为媒介化公共事件的文学

顾名思义,所谓“媒介化公共事件”,包含“媒介化”和“公共”两个关 键 词 .公共性是相对于私人性和专业性而言的.文学的公共性是指文学活动超出了私人领域和文学专业领域(这个领域是现代的一个历史建构)的属性,是文学与专业外的公众以及重大公共问题的相关性.这个意义上的公共性有两个内涵.首先,公共性意味着可见性,公共事件首先必须是一个公开呈现在公共世界(如今它已经基本上与媒介世界同义,不经过媒介化的公共世界已经近乎绝迹)的事件,是可以为广大公众了解的事件,这是它和私人事件之隐秘性的根本区别.不能获得可见性的事件难以成为公共事件,其次,公共性意味着与公众、公共世界的价值和利益牵连,只有牵涉到私人和专业小圈子之外的公众利益的事件,才是真正的公共事件.


由此可知,作为公共媒介事件的文学,不但超出了私人领域(但非常吊诡的是,一些没有公共意义的作家隐私也可能经过媒介的炒作而成为伪“公共事件”),也不可能是所谓“纯文学”或“纯审美”现象,而是与其他公共问题、社会问题――比如教育问题、伦理道德问题、公民素质、官员腐败问题,等等――紧密交叉在一起的.一个文学艺术方面的事件,是否能够成为公共事件,主要不是取决于其自身的审美属性或艺术品质,也不是取决于其专业学术含量,而是取决于它的社会文化环境,取决于它和公共世界的关系.举几个例子: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丽君的流行歌曲和港台电视连续剧(比如《霍元甲》)的流行,在当时就是重要的公共事件,因为那个时代的特殊社会文化语境赋予了它以公共政治意义――告别“”的“革命”禁欲主义,呼唤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回归.但是在今天的语境中,这些流行歌曲和连续剧却很难再成为公共事件,因为唱流行歌曲,包括邓丽君的流行歌曲,早已成为私人爱好.80年代的朦胧诗和星星画展在当时也都是影响很大的公共事件,但同样是这些作品或者与之类似的作品,而且也是通过同样或类似的方式展出或者出版,却不见得能够获得当时的公共意义.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其他文化活动,同样的一个事件,比如所谓“青年必读书事件”(3),放在今天也许不能成为什么公共事件,但是在“五四”时期却承载了重大的公共意义.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在文学艺术的创作领域还是研究领域,一个事件能否获得公共性或成为公共事件,与其专业艺术成就或学术成就没有必然联系,也不能用专业标准来衡量其公共意义(也就是说,公共性不等于学术性).《班主任》的出版、《于无声处》的公演,关于“伤痕文学”的讨论,都是当时具有重大意义的公共事件,虽然其艺术成就或专业学术水平今天看来并不高.

至于媒介,众所周知,文学离不开媒介,而且文学和媒介的关系因为大众传媒的出现而经历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大众传媒的出现对文学的存在方式、特别是文学公共性的存在方式产生了至深的影响.媒介化公共文学事件的层出不穷,正是大众传播时代的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在前大众传媒时代,文学的公共性对媒介的依赖相对较小.比如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描述的18公共领域就是明显的例子.那个时期的文学公共领域主要依托咖啡馆、酒吧、沙龙等公共空间,人们之间就文学与其他公共问题的交谈大多是面对面的头口交谈,并不借助、更不依赖大众传播媒介(当然,那个时候的报纸和出版社参与了文学公共领域的建构,但广播和电视等大众传媒还没有出现).哈贝马斯更指认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不仅没有扩展文学艺术的公共性,相反导致了公共性的萎缩.哈贝马斯认为,在大众传播时代,文化消费的大众取代了文化批判的大众,大批量生产的商业化大众消费文化比之于18世纪的小说更缺少公共意义.(4)另一个例子是古希腊时期的戏剧.古希腊的悲剧是当时公民公共生活的重要方面,也是公民教育的重要途径,但它的公共性不依赖媒介.古希腊公民通过直接观看演出而获得教育,剧场就是一个公共领域.

在现代大众传播条件下,文学的传播范围急剧扩展,不仅超越了口头传播的时间和空间限制,而且也超越了以手工印刷为技术手段的传统纸质传媒在发行时间、发行量方面的限制,这使得文学传播和文学阅读的范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

在这样的语境下,文学的公共性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一方面,一部文学作品、一次文学活动,如果得到大众传播的青睐,其读者很可能是一个以前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文学的公共性可以借助传媒力量得到不可思议的极大拓展.在大众传播时代,一个事件如果不借助传媒,几乎没有可能成为公共事件.而一旦被大众传播,特别是网络“抓住”,就会产生不可思议的影响力.最近韩寒的一系列抨击时弊的博文,就产生了这样的巨大影响.

但另一方面,并不是受到大众传媒青睐、被热炒的文学事件都一定具有真正的公共意义.这是缘于公共性的两种含义之间可能出现的错位.从理想的角度看,公共性的两个含义(可见性与和公众的利益相关性)两者应该是重合的,也就是说,进入公共场合、被公众谈论的应该是与公众利益相关的事件或问题,与公共利益不相关的私人问题则应该保持其隐蔽性,不应该进入公共场合.重合的例子比如2008年南方雪灾,它既是呈现于公共空间的,可见的,同时又是关乎公共利益的.但是在现实中,公共性的这两个含义常常又是不重合的.不重合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具有公共意义的事件因不能被公共媒体关注而无法进入公共场合并获得可见性和透明性.比如在被媒体之前,“非典”虽然是一个关乎公共利益的重大公共事件,但却没有在公共空间呈现出来,不具备可见性,另一种情况是:本来没有公共意义的私人事件或私人物品,因为被公共媒体广泛炒作而获得了可见性,进入公共场合并成为所谓的“公共事件”.以网络为依托的“”事件(与此类似的还有前段时间热炒的李亚鹏、王菲女儿的兔唇事件)都是第二种不重合的典型例子,它戏剧性地模糊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改写了公共性和私人性的含义,其后果既是对私人领域侵害,也是对公共领域的毒化.

在今天这个舆论还需要正确“引导”、媒介普遍低俗化和商业化的时代,加上很多大众对于私人隐私、尤其是名人隐私所抱的阴暗的窥隐欲,所谓媒介化的“公共事件”很可能只有公共性之名而没有公共性之实.也就是说,它们只是因为被媒介化而赢得了知名度和可见性(公共性的一个含义),却缺乏和公共利益的实质性关联(公共性的另一个含义,也是更加实质性的含义).它们实际上是假冒的“公共事件”,它们的准确称呼或许应该是恶俗的媒介化事件而不是什么真正的公共事件.这些事件既没有文学研究的价值,也没有超出文学的公共讨论意义,对它的最好办法就是不加理睬.举个例子,韩寒几乎是公认的当下最热的媒体公众人物,他也的确制造或引发了很多重要的文学公共事件.但是媒体上关于韩寒个人爱好、生活方式、身体特征等等的“花边”新闻,就没有任何公共意义,虽然这些新闻也传播广泛,具有极强的可见性.

那么,作为媒介化公共事件的文学,其价值到底体现在哪里它值得关注么它的评价标准是什么

由于作为媒介化公共事件的文学不仅仅是文学现象,更是由文学引发的综合性公共文化现象,因此,对于它我们就不能完全按照审美的、文学的、专业的标准来评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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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们不能只看媒介化文学事件之后是否留下了传世的文学作品或伟大的文学观念,而且也要看它是否产生出超越了文学、审美或者与文学和审美关系不大的公共意义,看它之于公民社会建设的意义.举例而言,“韩(韩寒)白(白烨)之争”或许没有留下多少有意义的文学理论成果,也没有实质性地推进我们对文学的认识,但是这个论争中体现的语言暴力,却可以反映出部分青年网民的公民素质的缺失,暴露了他们理性沟通能力的欠缺,(5)“韩寒战主席”事件的意义在于揭示了一个事实:文学脱离原来的体制已经越来越远了,这么多省级作协主席们居然拿一个“80后”的体制外作家没办法,“红色经典”是否可进入语文教材、革命京剧样板戏是否应该进入中学课堂的讨论,实际上涉及教育理念问题,如何认识革命文化遗产问题.(6)等等.更具有说服力的例子或许是韩寒的一系列针砭时弊的博文.比如,针对“抵制家乐福”事件,韩寒在博文《爱国,更爱面子》中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觉得,我们没面子了.”“我们可以对国内的很多同胞的遭遇漠然,但对人家国外的反对这么神经质,还是因为面子.国内死的死伤的伤贪的贪黑的黑,不关我的面子,而国外的刺激则丢了我大国国民的面子和威风.和平年代的爱国就是爱面子.”正如一位论者所说的,韩寒点出了愤青的伪爱国的症结.很难说韩寒文章的这种力量是文学的.其实,韩寒的影响力已经成为一种公共影响力,其范围不再局限于青春叛逆的文学青年,而且还具有了改变公共政策走向的力量.最新的一个例子就是上海“钓鱼式执法”查处至少已存在多年,而此事在经历了强硬否认之后,最终以相关部门承认错误、公开道歉以及给予浦东新区副区长、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行政警告处分而收场.这件事的起因就是韩寒在他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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