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的“文化扩张”与“文学性”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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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学性”问题与整个文学的观念革新密切相关,更与报告文学的本体特性与价值标准一脉相连.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迅猛发展的“现实”,迫使其内涵与性质已发生深刻变化,因而必须以“新五性”代替传统的“旧三性”.因此,发展至今的报告文学不再是只具有文学“性”的交叉、边缘文体,而是一种强调主体创作、题材选择和理性精神的非虚构的独立“大文学”审美文化复合体,其整体上的“文学性”表现为“非虚构美”、“崇高美”、“理性美”与“综合美”等.

关 键 词 ：报告文学；“文学性”；观念更新； 本体特性； 价值标准

学界之所以不断有否定报告文学的声音和不断出现“报告”与“文学”等论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对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以及与此相联的本体特性认识不清.事实也是如此：报告文学理论的落后关键是本体论的落后,即没有与时俱进地解决报告文学“是什么”的问题.的确,报告文学究竟是什么?它属于“新闻”还是“文学”?如果属“文学”,是“散文附庸”还是“独立品种”?如是“独立品种”,又该如何概括其本体特性?很遗憾,从1930年代茅盾、胡风等人开始,虽然各种报告文学定义或本体论多达数十种,但至今为止,最有代表性的成果还是“散文论”②与“三性”（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统一论③.这些理论是否科学、正确呢?要回答此问题,首先必须明确：检验报告文学理论的标准只能是“实践”；报告文学“实践”处于发展、变化的动态中,我们只能根据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实践”来进行具体考察.因此,如果“三性”与“散文”论的“实践”基础和适用范围是“过去”,那它可以说是基本合理的,而如果以它来概括、规范和指导“现在”新时期以来的创作“实践”,那它就是传统、保守、落后的了.而当今报告文学理论的“落后”与“尴尬”,恰恰就在于用“过去”的理论来规范“现在”的实践；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的理论水平还停留在“过去”阶段.因为,在新时期以前的“过去”,报告文学还处在发展变化的初级阶段,同时又处于“政治挂帅”的风云时代,因而它先是“文学化的新闻”,后成“新闻化的政治”,的确是在新闻、文学与政治之间徘徊而找不到“自我”,也的确只能“三性”杂糅,屈居散文“附庸”.而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不仅已“由附庸蔚为大国”,已取得了与小说、诗歌、戏剧等传统文体争奇斗艳的资格和地位,而且其内涵与性质已发生深刻变化,如再用传统的“三性”等来进行规范,就不仅“捉襟见肘”,而且是“隔靴搔痒”了.

首先,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向“新闻性”提出了挑战.这一点,除问题报告文学的向历史文化掘进外,主要是史传报告文学的崛起.回顾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史可知,它的发展、壮大与“独立”,一直伴随着对“新闻”母体的挣脱与对“新闻性”观念的突破.也就是说,它在保持现实题材的“新闻”特性的同时又向“历史”的深处开掘,力求以当代意识观照历史或以历史经验指导现实.这一点,我们从《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到《唐山大地震》,从《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志愿军战俘记事》到《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从《8·23炮击金门》、《解放战争》、《中国海军三部曲》到《雪冷血热》等,均可看出.

其次,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也颠覆了“过去”的“政论性”观念.这一点,除史传报告文学中的“历史反思”、“科学理性”与“学术考证”等外,以问题报告文学表现最为突出.1980年代中后期崛起的问题报告文学热潮,不仅严重冲击了传统的“新闻性”观念,而且以矫枉过正的偏激和以传统“文学性”的牺牲为代价,而将“政论性”发展成新的理性,并将其推向极致.这种“理性”除包括政治理性外,还有哲理思辨、文化启蒙和学术性、知识性与资料性等.它经1990年代的暗滋潜长,至新世纪又形成新的.而其新的理性启蒙中,又增添了“人”的重新发现、思维的“中介”、价值的中立尤其是思想的“自由”与精神的“独立”等.这一点,我们从“大地震热”、“苏晓康模式”到赵瑜的“体育三部曲”、何建明的“教育三部曲”,再到胡平的《战争状态》与“学术体”,从《阴阳大裂变》、《中国的“小皇帝”》到《中国农民调查》、《只有1个孩子》与《第一种危险》等,也都可见出.

最后,关于“文学性”.该问题比前两点更复杂、重要,也更为关键.如前所述,这一点,在新时期以前的“过去”,尤其是在报告文学草创期的1930年代,茅盾等先驱把它定为基本特性之一,认为报告文学要吸收小说等虚构文学的手法与技巧,是正确、合理的.因为,任何新文体的创造与生长都必须学习、借鉴甚至模仿.报告文学这一从新闻母体诞生的新品种,既然是以“文学”为父杂交而成,那么,继“父”之志、取“父”之长就在情理之中.但问题是,在传统的观念与资源中,“文学性”中的“文学”主要指的是小说等虚构文学.这样,报告文学就先天存在着矛盾与尴尬,即新闻的“真实”与文学的“虚构”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如果说,这一对立冲突在新时期以前,尽管也时常引起争议,但由于其弱势地位而不突出的话,那么,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报告文学“大国”地位的崛起,如我们仍不重视和解决,它将不但影响其“大国”地位与文体发展,势必也会对整个中国文论的重建造成威胁试问：“实践”中的“文学大国”而在“理论”上不被认可为“文学”只有文学的“性”（即某些特征）,这说得过去吗?因此,要真正把握发展至今的报告文学特性,要给发展至今的报告文学文体作本质设定,就须一方面了解当今文论发展的最新动态尤其是对“文学”本体的研究情况,另一方面要了解至今为止报告文学的创作实际与观念变革.也就是说,要回答“报告文学是什么”,先要回答“文学是什么”,即不但要整体把握“现在”的报告文学创作“实践”,而且要了解和研究“现在”的文学“理论”,即学术界对“文学”的观念变革与最新认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立足前沿,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得出“最新”结论.

有人认为,中国当代文论中活跃的六种主要的文学观文学工具论、文学反映论、审美活动论、文学是人学论、形式本体论和文学解构论,“都不同程度地与文学现实和文学理想脱节”④.我觉得,这些问题与不足既是整个中国文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也是导致报告文学理论落后的根源,或者说,正是这些问题与不足,从根本上局限了报告文学理论的突破与发展.因为,如果作为统帅文学的“总”理论尚且贫困、落后,那么,作为被统帅的报告文学“分”理论又怎么会兴旺发达呢?尤其是,当这种“总”理论只立足于虚构文学而未把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纳入自己范畴时,报告文学就如同无根的浮萍与无娘的孩子,只能四处流浪而找不到归宿.而现在,“文学”家族要想接纳“报告文学”这一越来越成长、壮大的孩子,就须打破传统、革新观念、扩展视野,以开放的姿态和发展的眼光“与时俱进”、“有容乃大”.可喜的是,我们在近年文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中,已看到了这种希望和曙光.在这方面,首先值得关注的是“大文学观”,即认为“文学在中国,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一个向其他人文学科开放的系统”⑤；其次是文学“扩张论”,即认为解构主义借“文学性”概念来打破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旨在“倡导文学对于非文学的扩张”⑥.我认为,以上论述的确为我们认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尤其是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纪实文学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与学术资源：世纪之交的文学的确逐渐形成了文史哲一统的“大文学观”和“一个向其他人文学科开放的系统”；也的确表现出“文学对于非文学的扩张”.这一点,尤以报告文学表现最为突出：它不仅“开放”、“扩张”到了哲学、历史、政治、经济、新闻等领域,而且“开放”、“扩张”到了社会、教育、伦理、科技、体育和生态等学科.如《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解放战争》等之于历史,《中国高考报告》、《中国新教育风暴》等之于教育,《中国国防科技报告文学丛书》、“航天文学”系列等之于科技,《东方大爆炸》、《只有1个孩子》等之于人口与计划生育,《唐山大地震》、《震中在人心》等之于地震,《伐木者,醒来!》、《淮河的警告》等之于生态环保,《精神病世界探秘》、《瘟疫,人类的影子》等之于医学,《中国姑娘》、《中国体育界》等之于体育,等等,均是其例.如果说,以上两论主要从观念革新的角度为我们重新认识“文学”扫清了障碍、拓展了视野,那么,“文化复合”论则在此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即给出了新的结论：“文学既是一种复杂的人文现象和文化现象,又是独特的艺术现象和审美现象”,“有特殊的审美品格和属性”⑦；“文学也是一种文化的复合体,它具有广义的文化意识和精神,文学在内在构成方面充分融注了哲学、伦理和政治等诸多意识形态丰富的价值要素”⑧.我认为,相对来说,这一理论不仅较具体、清晰,而且最为切合新时期以来发展变化了的文学尤其是报告文学的创作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