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丁晓原的《文化生态视镜中的中国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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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要论及新世纪以来的报告文学理论与批评,就不能不提到丁晓原教授的名字.在我看来,丁晓原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报告文学研究最为重要的领军人物之一,这诚如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学评论》原主编何西来先生所言:“报告文学创作的繁荣,促进了或催生了报告文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和实证批评进步,出现了如李炳银、丁晓原、王晖这样很有实力的报告文学研究的专门家等”.其实,丁晓原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涉足报告文学研究,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然而,其名声大振主要是在新世纪以来的近10年,他的主体学术形象就主要是来自于报告文学研究(当然,晚近几年丁晓原的研究视野也在不断扩大,主打报告文学之外,他在散文研究领域也收获颇丰,譬如他近来已在《文学评论》等重要期刊上发表多篇有关现当代中国散文研究的高质量论文,并出版了一部散文研究专著).近10年来,他已经出版了4部报告文学研究专著,成为当代报告文学研究领域最为高产的学者之一.1999年,丁晓原的《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出版,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报告文学学术史,具开创之功,2001年,作为上海“三联评论”丛书,《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问世,2004年,致力于报告文学内部研究的《中国现代报告文学论》出版,2008年,丁晓原推出了他的第四本专著――《文化生态视镜中的中国报告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如果说在近百年的时空中,报告文学理论与批评总体滞后于创作,那么,至少我们从丁晓原这里没有看到这种滞后,而恰恰是掘进与提升.

《文化生态视镜中的中国报告文学》主要的观照对象是整个20世纪和本世纪初的中国报告文学,因此,全书的结构自然地分为两个部分,即“上篇:文化生态与20世纪报告文学”和“下篇:文化生态与新世纪报告文学”.上篇是作者完整的博士论文(其原题为《文化生态演化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流变》),侧重于史论,由“导论”、“近代文化转型与中国报告文学的发生”、“发生期中国报告文学的基本形态”、“左联的文化策略与报告文学的崛起”、“政治文化制导与报告文学的演化”、“现代文化建构与报告文学的自觉”、“边缘化时代报告文学的坚守与退化”等章节组成.下篇专注于时评,由“新世纪报告文学景态分析”、“纪实(报告)文学的年度观察”、“新世纪报告文学对话”等章节构成.

从文化生态视角研究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在当代这一领域的研究中是独辟蹊径并具开创之功的.这种开创体现在丁晓原对于报告文学文体特殊性的敏锐的体察和认识,体现在其专注于文体自身发展规律、力图建构某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文体研究模式――“一定时代的现实存在不仅直接成为报告文学反映的具体对象,而且由这种现实存在及其关系所形成的文化生态,直接影响着报告文学作家对于现实的选择与评说.这样不同时代文化生态中产生的报告文学自然就呈现出不同的景态.文化生态的变异,从根本上关联着报告文学内在的流变.”(2)“我们将文化生态的理念引入报告文学的研究,无意将生态学的范畴作教条式的生搬硬套,而是试图运用其相关性的系统方法,建构适合报告文学的研究模式,以更有效地探求报告文学内在流变的若干规律.”(3)而这样的研究路径和视角原本是百年报告文学学术发展史中比较欠缺的.上世纪30年代以来,伴随报告文学在中国的迅速成长,西方报告文学理论的引进,包括茅盾、胡风、以群、周立波、周钢鸣、李广田、罗荪、刘白羽等在内的中国学者开始思考和关注这一新兴文体.近30年,则有诸多的学者在报告文学史和报告文学批评方面用力最勤,问世了多部报告文学史,诸如赵遐秋的《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朱子南的《中国报告文学史》、佘树森和陈旭光的《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张春宁的《中国报告文学史稿》、章罗生的《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等.批评则以何西来、李炳银、周政保、范培松等为代表.我们不可否认上述种种努力为现当代报告文学研究所做出的筚路蓝缕之功,甚至可以这样说,对中国报告文学的研究更趋系统性、更具学理性的时期就是在近30年.但与此同时,与学界对于小说、诗歌等文体的研究相比,我又有些许的不满足,研究方法的单一性、研究视角的平面化都使得报告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水准未能达至理想境界.丁晓原从文化生态视角审视报告文学,加之文化学、生态学、社会学、政治学、文体学等多学科的整合方法,无疑是对这一文体研究的质的提升.将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结合起来叙说,确是抓住了报告文学文体之根本,是一条阐释报告文学基本品性的最佳途径.在丁著中,一些“陌生化”的多维度表达甚至完全有别于传统的研究套路和语言,给人以全新感受.譬如作者在论及“左联的文化策略与报告文学的崛起”问题时从政治学角度指出:“从报告文学发展史的某一阶段加以考察,可以发现这一文体往往成为‘在野’阶级进行社会发言的一种制式,成为‘政治亚文化’的构成因素.”(4)在论及“发生期中国报告文学的基本形态”时,从传播学角度审视――“报告文学写作是一种社会传播行为.它已不是‘实利所归,一人而已’的私人写作,而是一种‘公诸万姓’,意归大众的社会性写作.”(5)在谈论“杂体与文学:表达的互文性”时,作者又从文体学视角予以分析:“从文体内视角考察,一种新的文体,它产生于对原先存在的文体的创造性转化中.杂型文体则由多种文体的因素融和而创造性整合生成的新文件.作为杂文体的报告文学,它具有显见的互文体性(intertextuality),即在这一文体中关联着其他文体的质素,这些文体质素主要包括新闻性、政论性和文学性.”(6)这样整合不同学科方法的加入,就使得原本单一甚至陈旧的研究方式获得了新意,特别是作者从文化视角给与报告文学的定义,顿显别致与深入,在发人深思的同时一语中的此种文体的本质.著名作家T巴克(TheodoreBark)曾在《基希及其报告文学》一文中说:“在小说里,人生是反映在人物的意识上.在报告文学里,人生却反映在报告者的意识上.”(7)在丁晓原这里,报告者对人生反映的切入点正是知识分子立场,即报告文学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写作方式.这种说法也许并非丁晓原首创(8),但我以为他的阐释仍然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和概括力.在丁晓原看来,“知识分子”指的是具有国家民族良心的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精神气质包括代公众之言的公共社会性和守护人类普遍精神价值的独立批判性.而报告文学的价值取向与此种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刚好吻合,因此“知识分子自我实现的方式有很多,但毋庸置疑,报告文学是其中一种重要方式.从发生学的角度视之,报告文学正是近代知识分子借助于其他文化条件所新创的一种具有显性社会意义的独特文体.”(9)丁晓原不仅对这个定义做出理论的推衍,还考察了其在中国大陆动态流变的复杂过程,指出知识分子的状态影响着报告文学创作,而前者又受制于一定时期的文化生态,报告文学的退化或异化,本质上源于知识分子自身的退化与异化.这就从一个更为深刻的角度对报告文学做出了独特的新释.


在对于20世纪报告文学的研究中,除视角与方法的独特性之外,我以为丁晓原还十分准确地把握了各个时代文化生态的特征,并渗透着浓烈的问题意识.他用若干时期的总体特性来概括报告文学发展的百年历史――世纪之初,报告文学在中国文化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萌芽,20年代,报告文学在新闻性、启蒙性和互文性的交织中进入发生期,30年代,在左联文化策略影响下,报告文学崛起,40至70年代,政治化时代使报告文学成为政治化报告,80年代,现代文化建构中报告文学走向文体自觉,90年代,文学边缘化态势里报告文学的坚守与退化.这些概括都深深凝结着作者对于报告文学内在发展规律的探寻.

如果说,在丁著的“上篇”,谈论20世纪报告文学之时,作者是以一个谨严的研究者的面目出现,显示出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力度,在“下篇”中,作者则更多地是以一个批评家的身份亮相,表现出前沿评论的锐气和勇气.面对正在发生的新世纪报告文学现实,丁晓原主要采取年度观察方式,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直击当下报告文学的特点、走向及问题,阐释其纷纭复杂的样态,表达其见解和看法.其秉持的批评立场,与其谈论20世纪报告文学时基本态度可谓以一贯之,这就是将“知识分子写作”作为报告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价值尺度和精神力量.可以说,“下篇”的“景态分析”、“年度观察”和“对话”三章都贯穿着这一红线.其中,作者对于报告文学的“非虚构”基因的解读颇具新意:他强调报告文学的“非虚构”应该超越新闻的有限性、琐碎性和表层性,进而提升至对人性、人情和人的命运的深切关注,对反理性、反人性的现象进行有力的揭露与批判,他推崇对人的最新的精神生态进行建构的有意味的报告,他主张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作家以研究性的写实方式提供转型时期人与时代的精神病理,他提出报告文学不是旁观和记录,而是凝聚良知的精神守望.特别是在影响一时的有关报告文学生死存亡的讨论中,丁晓原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显示出强烈的现实参与精神和批判勇气.他在书中的“报告文学:虚拟的问题与现实的问题”、“可能与现实:走向强势的报告文学”、“事件创作批评:当下报告文学局势观照”和“2005年报告文学观察录”等篇什中都详细而深入、并富于学理性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报告文学创作中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有的还比较严重,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但是指认这一文体必将‘枯竭’或‘消亡’,这大约只是一种感情用事式的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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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诅咒’.这种批评现象的出现,或导源于批评者对批评现象的以偏概全,或导源于言说者根深蒂固的先在的文体尊卑观念.等如果熟稔报告文学的发展历史,如果充分地关注了报告文学的现实存在,如果深入地感受到了报告文学独特的文体功能,那么对报告文学就会作出更符合本真的理性的估价.在我看来,在新世纪的文学格局中,报告文学不但不会枯竭消亡,它还有可能成为一种强势的文体.”(10)我以为,丁晓原在此与其说是在为报告文学“辩护”,进而阐明一种文学常识,倒不如说他是在维护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基本信念和准则,是在思考文学批评者的人格与文格.

文体的兴衰似乎有某种轮回意味.中国报告文学近百年的风雨坎坷路印证了这一点.上世纪30年代报告文学在中国横空出世达至第一个高峰.然而,1946年11月的一个深夜,何其芳先生却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唉,报告文学已经颇为冷落了.文艺界不大有人再讲它.书店里不大看见报告文学集子.也不见有多少作者愿意专门致力于此道.”(11)这是否意味着报告文学的衰亡呢不然!20余年后的1980年代,报告文学又重新崛起,由附庸蔚成大国,“在当代中国文坛上,已经取得了可以和小说、诗歌、散文等体裁相并列的地位.”(12)1990年代以后,报告文学由喧腾回落平静、从主流退至边缘.这就是文体演进的规律,兴衰轮回成为常态.在影视网络等视觉媒介强势突进的当下,报告文学乃至整个文学的命运值得我们关注.但我们不相信“文学死了”的预言,进而我们也不认为报告文学“日薄西山”或“恐龙已死”,因为这实在是一种蔑视文学规律的短视之见.在这样的时刻,丁晓原对于中国报告文学的思考就显示出别样的意义来.他在《文化生态视镜中的中国报告文学》这部专著里所做的研究和批评,倾注着其通过长期的关注所表现出来的、对于中国报告文学发展的信心.但他并不是盲目乐观者,也不会唱廉价的颂歌,而是“基于文化生态演化的视镜,看取报告文学推衍流变的风景的”.这是遵从文体演变规律的深度的研究和锐气的批评,因此,我相信作者的结论可以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这部专著也将以其厚重留存于现代中国报告文学学术史之中.

注释:

(1)何西来:《对当前文艺创作状况的若干认知与思考》,《新华文摘》2007年第7期.

(2)(3)(4)(5)(6)丁晓原:《文化生态视镜中的中国报告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第8页,第72页,第54页,第62页.

(7)原载《论报告文学》,泥土社1953年版.另见王荣纲编:《报告文学研究资料选编》(下),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32页.

(8)譬如谢泳1988年在《文学评论》发表的《科学与精神的张扬》一文中指出:“我把报告文学理解为知识分子对社会生活所给予的一种主动的参与方式.报告文学既是知识分子情感的宣泄(无论是激愤还是冷静),更是对社会文化价值的独特阐释.”周政保在1999年所写的《挑战的前沿文体――报告文学的定位与创作品性》一文中也表示:“倘若我们赋予‘知识分子’这一范畴以新的理解或含义,那便可以说:报告文学作家是最富知识分子特点的作家,等”(见周政保:《周政保报告文学评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7页.)

(9)(10)丁晓原:《文化生态视镜中的中国报告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第191-192页.

(11)何其芳:《报告文学纵横谈》,见王荣纲编:《报告文学研究资料选编》(上),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9页.

(12)何西来:《纪实之美》,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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