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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江西鄱阳的新散文作家范晓波说过一段话,“20岁时,我并不认为鄱阳会给我的写作带来任何影响,我的气质显然不适于当个乡土作家(虽然当时有不止一个前辈希望我的作品能融入鄱阳的地域特色),甚至,我一直在心里轻蔑着那些只能写乡土的前辈.”以前读这段话时,我一度曾被感动得一塌糊涂,以为知音之言;而现在,我却对他的后一句话更有会心:“但在我离开鄱阳数年之后,乡土上蒸腾的种种气息还是潜伏进了我的心脏和文字.”至于他说“我习惯用现代人的眼光去感知和发现鄱阳.我注重的是鄱阳的文化与生态氛围对我的美学趣味的辐射与塑造.”则简直被奉为以后自己在地域性写作上的最高追求.
在这种心境之下,集中阅读了祁玉江先生的散文后,我以为我找到了可以用来诠释“范晓波理论”的最好的文本,它们于抒写我所生活着的陕北地域特色方面,以正版的面目,在创作实践上及时地给予了我引导与学习的契机.
很多实践证明,地域性写作往往容易陷入单纯图解故乡山水风物的俗套,而忽略了写作者个人的思想与情感,这种写法实际上跟导游讲解词无异,失之空泛,不是文学创作.按照范晓波意思的延伸,文学真正的地域特色,我理解并非具体而客观的一景一物,乃是地域的文化与生态氛围通过长期潜移默化在作家的心灵世界酝酿后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气质,而当这种气质外化为文字时,便天然地携带地域性的诸多元素,这些元素的呈现也同样不可避免地着上了作家个人鲜明的主观色彩.“文学即人”,这是作家常说的一句话.其实,地域性写作的着眼点亦应为人,即如何透过地域刻画出具有此一特色而非彼一特色的人(包括写作者本人)之行状与心迹来.祁玉江先生的散文,诸如《解读陕北人》、《陕北,我的陕北》、《忘不了那片土地》、《陕北民间五艺》、《陕北民间五俗》,甚至《老黄风》等篇什,或状写陕北的历史与地理,或细述陕北的风俗与人情,都无不言而有人,字里行间也无不渗透着作家主体的真情实感与真知灼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笔下的陕北是祁玉江的陕北,也是陕北人的陕北,是活的陕北,正版的陕北.
在祁玉江先生的整个创作中,回忆过去苦难岁月的篇什占了很大分量.这样的文章看似简单,其实也最难写好,一不小心就会变成对苦难歇斯底里的诅咒、宣泄,抑或沉溺于消极颓废的泥沼中而不能自拔自救,最终限制了文章在主题上的进一步开拓与提升.这在我们陕北籍写作者的创作中并不难找到例证.阅读祁玉江先生的这类散文,却始终能让我们感受到一种人性的温度,一种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以及难能可贵的自我反省精神.显然,作家面对苦难,取的是上升而非下坠的姿势,行文却异常朴素和亲切,毫无矫揉造作之态.这得益于他本人一贯坚守的创作理念,他将“艺术与技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真情打动读者”这句话永远作为自己追求的最高目标.读祁玉江先生的散文,没有足够的人生阅历,是很难从中体味出“厚重”二字的.相反,他的另一类作品――游记却写的极尽豪华,跌宕起伏,文采斐然,令人在为其扎实的文学功力以及广博的见闻与学识所深深折服的同时,也悟出这样一个道理:不同的写作题材需要用不同的书写方式来表达.
正是由于有着对苦难的清醒认识,祁玉江先生也在时刻关注并用笔随时随地记录着陕北人生存状态的点滴改观.《塬上人家》、《夜宿赵家沟》、《今夜星光灿烂》、《祝福你,徐寨》等等作品,笔墨所到之处,欣喜之情每每跃然纸上.陕北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一直以苦焦之地闻名于世,以致到了今天,即使陕北的内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而外界对陕北的印象却仍不能有所改变.“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 外界人的“陕北情结”,看重的往往是陕北因为长期贫穷落后而得以完整保留下来的种种原生态,所以陕北民歌才会在今天的都市生活中越来越受到青睐而广为流行.这其实说白了就是一种富人心态与猎奇眼光.许多陕北籍写作者为了迎合这种心态,像国画家认为现代景观不宜入画一样刻意拉开与现代陕北的距离,而一味地沉浸于过去,提笔动辄白羊肚子手巾羊腥汤,以为只有如此才算富有陕北的地域特色,其实大谬不然.停滞不前的地域特色是不会有生色的,脱离了时代生活的地域性写作也毫无意义可言.陕北籍写作者应当用现代人的眼光与自己的视角去感知和发现陕北,将其变迁与发展的过程完美地呈现给世人.这就是祁玉江先生此类作品所带给我们的又一启示.
行文至此,我想,我们已经不难看出祁玉江先生的散文在当下陕北文学创作中的意义与价值所在.他扎根于陕北,着眼于大处,用自己的创作实绩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深刻反思的关乎地域性写作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