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文学中的文本细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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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年来的文学研究、批评和教学中,关于“文本细读”的呼声越来越高.《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连续刊发的强调作品分析的教学笔谈和对鲁迅小说以及当代一些作家作品细读的批评文章,《名作欣赏》刊发很多古今中外经典文本细读的研究论文,仅从上海教育出版社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06年度出版的“名作”系列和 “大学名师讲演实录”等丛书来看,其出版的“文本细读”书籍之厚重与聚集名家阵容之强大就可见一斑.应该说,这是当前一种重要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现象,也是一件有利于文学研究、批评和教学的一件大好事.它一方面说明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文本细读是文学研究、批评和教学中一项最基础性的工作,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我们以往的文学研究、批评和教学出现了多么严重的偏颇,同时,它也是对目前跨学科的泛文化研究和批评模式严重脱离文本细读和阔略无当的空疏研究现象的一种有力反拨.对这一问题的提出与深入思考对当前的文学研究、批评和教学都大有裨益.


一、对以往文学研究、批评和教学轻视文本细读的批评与检讨.

回顾二十余年的中国学术研究和文学教育界,不难发现,在我们的文学研究、批评和教学中存在着严重轻视文本细读的倾向.其中,特别是对于“宏大阐释”和“宏观把握”的热衷,更成为学界的一种时髦而又流毒甚远的潮流倾向.也正是在这样的潮流中,我们的不少学者太都喜欢制造宏大课题,所谈问题不是纵贯千年、百年,就是横跨中西、欧美,并且动不动就要总结“规律”与揭示“本质”,而与此相反,对于那些如“作品分析与解读、“作品欣赏”一类的细小问题则不屑一顾.这样一来,不仅那些“宏大”问题的建构因缺少对文本鲜活的审美感受和基本的语言细读分析的支撑而得不到论证和解决,就是对于 “作品分析”、“作品欣赏”这样“微观研究的小问题”也因长期忽视而失去了耐心和能力.于是在文学研究和批评中,许多跨领域、跨学科的“文化研究”论文“空洞无文、阔略不当”,许多文学理论和批评文章根本不联系“文学文本”,以至于读起来让人摸不着头脑.在课堂上,大学教师可以一堂课不涉及作品云山雾罩地侃侃而谈,大学生们则因为不读作品而木然地面对着教师与课本;到了中学,由于这些老师在做学生时没有受过良好的文学“文本细读”的专业训练,他们面对一篇篇鲜活的文学作品仍然会感到尴尬和无所适从,有的还闹出不应有的笑话.如有人就把鲁迅小说《故乡》当作作者本人的真实自传来读.更有甚者,在一些专门从事文学研究的专家那里,也会出现一些常识性的批评错误.下面举一个典型例子来说明:

先看对鲁迅小说《孔乙己》的两个细节的分析.谈到孔乙己的悲剧根源,以往的批评者大都根据庸俗的社会学观点,把孔乙己悲剧根源完全锁定在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上.但只要对《孔乙己》的文本进行充分的细读,我们就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现实的冷漠、人情世态的炎凉和旧时读书人所学的一些文化知识的无用是不是也是造成孔乙己悲剧的根源呢?小说中有这样两个细节:一个是在咸亨酒店里,孔乙己要了一碟茴香豆,喝着酒,有几个小孩走过来要抢孔乙己的茴香豆吃,这个时候,孔乙己张开五指,罩住茴香豆,并且说:“多乎哉,不多也.”一般的评者也有可能注意这句话,但无非是作这样的分析:你看孔乙己多么迂腐,受科举制度毒害有多么深,连跟小孩子讲话都是之乎者也的,其实这是一种先入之见和观念先行的分析.如果我们留心一下书后的注释,就会知道,孔乙己说的这句话其实是《论语》里面记载的孔子的话,而且孔子的原话是“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也就是说即使在当年的孔老夫子看来,这个世界上好人也是不多的.这是孔夫子对人生世态炎凉的感慨和对人们之间冷漠相处的一种生存体验.作为封建时代的读书人,孔乙己是熟读四书五经的,四书五经里记载的孔子的话那么多,为什么孔乙己在情急之中,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的偏偏就是这一句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孔子的“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也许最让孔乙己深有同感,因为它印证了孔乙己本人对这个冷漠无情世界和人们普遍冷漠生存状态的一种切身感受:你看在作品中的那些看客们,有哪个是真心同情孔乙己呢?孔乙己在他们眼中不过是助谈兴和取笑的对象而已.这也是鲁迅先生的感受,也可能是小说的作意.

再一个细节是:孔乙己要小伙计记住“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对于这个细节,一般评者都认为它表现了孔乙己的迂腐.但如果结合文本上下文语境,就可以感知这是一种多么流于表面化的解释.这里也许有更深一层的含义:作为旧时代的一个读书人,孔乙己可谓一位饱学之士,你看他连“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都记得如此捻熟.但反过来一想,问题的严重性就出来了.这里至少有这样两层意思:一是对这种所谓“文化知识”本身的怀疑,虽然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但这种知识却把他培养成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死读圣贤书”的废物;二是透过这种无用的知识和文化的背后,是不是也有鲁迅先生对传统文化和科举制让人读死书、读无用书和这种所谓的“文化知识的空疏与无用”的一种反思与批判,是否还有一种对经世致用的新知识和新文化的一种热烈期盼.

在这里,我只是通过对这一以往人们流于表面分析的两个细节的重新细读,意在说明在以往的文学研究中观念先行和脱离文本分析的空洞与浮泛,重新强调细读文本、感受和体验文本对研究和评价作家作品的重要性.只有真正细读、感悟和沉潜文本,以文学和审美眼光重新审视文本,我们才能真正从以往过于强调政治标准和庸俗社会学的分析框框中挣脱出来,真正回到文学研究自身,真正将我们的文学研究和批评推向深入.本来,文本细读是文学研究和批评一项最基础性的工作,任何形式的文学研究都必须建立在细致扎实的文本细读基础上,只有对文本进行了真正、充分和扎实的语言和审美性的细读分析,还原和挖掘出它们各种复杂的蕴意,才能在此基础上运用某种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批评和观照.但是,由于长期受我国古代整体、体验和主观印象批评传统和思维定势的影响,我们的文学研究和批评一向排斥严谨细密的文本细读分析.80年代初,尽管有英美新批评文本中心论和细读法传入我国,但因其异质文化和特有的局限性被国人冠之以“形式主义”而销声匿迹了.作为一种形式主义文论,新批评确实有它致命的弱点和局限,如它的“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就将作者、读者和现实的社会生活一一逐出文学研究视野之外,对文本进行封闭性的纯语言、形式和结构的分析.这正是它短命的原因.但是,新批评也为我们留下了一笔极为宝贵的财富:那就是文本本体论及其细读法的文学研究和批评方法.由于它把文本以外的作者、读者和社会历史现实等统统排斥在文学研究之外,这样也就使它能够心无旁骛、专心致志的把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文本的细读与分析上,而它的文本细读也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只是一种纯粹和机械的语言意义分割,因它是建立在现代语义学和语境理论的基础上,同时它们的细读又具有一种立足于文本的文学性和审美性的品质,同时,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和人类情感经验的复杂性、矛盾性是它们评价作品优劣的一个重要的批评标准.所以,新批评用此方法分析了一些在历史上有争议甚至评价不高的诗歌,通过批评重新发现和肯定了诗,如艾略特和布鲁克斯通过对17世纪英国玄学诗人邓恩诗歌的细读,确立了其诗歌的经典地位.他们对单个文本的这种精细微妙的细读分析确实能够挖掘出文本的深层意蕴和言外之义,令人耳目一新.新批评对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在文学研究和批评中,精深细密的文本细读是一切形式的文学研究和批评的起点和立足点.

文学,它首先是一门审美的艺术.只有将它的审美艺术特性细细地品味出来、感受出来,才能对作品做出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评价,进而才能确认它在文学历史长河中的价值和地位.而作品深刻的社会思想内容和历史文化价值就蕴涵在这种艺术化的表现过程和审美形式之中,只有通过对文本这种艺术化和审美化的艺术表现过程和形式的精细微妙的细读分析,才能挖掘出它的深意.可见细读文本就必须而且应该从作品的语言表达和艺术形式的分析开始,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相反:从先在的思想观念出发然后从文本中直接索取所要的结论,这种从先在的观念出发直接从作品中索取思想结论的分析法,是一种典型的庸俗的社会学分析.另外,在我们的文学研究和批评中,也存在着这样一种僵化的文本研究和批评模式:先是对作者和时代背景的介绍;其次是文本主题思想的分析;再次是文本艺术特点的概括.这种分析模式有两个弊端:一是有先入之见;二是把文本内容和形式强行分开.新批评认为,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是不可分的,内容即形式,形式即内容.作品的内容是通过形式表现出来的内容,而形式也只能是内容化了的形式.这种从内容到形式的“二分法”的分析范式源于哲学中的“二元论认识”模式,而新批评的这种从艺术形式到思想内容的分析法则建立在内容和形式整一的“一元论”的哲学基础上.杨周翰先生指出:“新批评对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从形式到内容.”(1)这种从作品外在的语言结构形式到深层的思想内容的分析法值得我们在文学研究和批评中学习和借鉴.正如诗人歌德所说:“题材是人人都能看见的,意义内容只有经过一番琢磨的人才能把握,而形式对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秘密.”(2)我们决不能因新批评的形式主义倾向而放弃对作品艺术形式的必要分析,现代批评理论告诉我们:那种只谈思想内容而不谈艺术形式的批评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而那种离开或绕开对文本艺术和审美性的分析而直达对文本反映的现实思想内容的分析,或者把二者强行分开的分析模式,它也不是一种真正的文学艺术分析,这种分析的最大弊端就在于直接绕开对作品必要的艺术和审美分析而直抵所要索取的政治思想内容.上述研究和批评者对鲁迅《孔乙己》两个细节的分析就犯了这一弊病.

二、当前文化研究和批评对文本细读的严重疏离与脱离.

新时期的文艺批评走过了三十年的路程.从批评形态看,先后提出了“新启蒙批评”、“美学历史批评”、“学院派批评”、“文体批评”、“理论的批评化”、“批评的理论化”、“文化诗学批评”、“生态批评”等等.这些批评形态的提出,都积极尝试解决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中遭遇到的一些紧迫的现实问题,带有浓厚的理性精神,反映了文艺批评界的反思深度和理论建构努力.但也存在许多问题,这里我就当下文学的文化研究和批评严重疏离和脱离文本和要不要细读文本的这一批评现象来谈一些看法.

对于流行于中国学术界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目前有这样一种模糊的看法,认为中国的文化研究与西方的文化研究共同经历了由社会历史批评到形式主义批评,又由形式主义批评到社会历史和政治文化批评的回归过程,好像文学研究又重新回到原来的社会学和政治学批评的起点上.其实,这是一种严重对西方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产生的知识背景的误读.西方的文化研究确实是在对形式主义、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等就文学论文学狭隘研究视阈的批判中建立起来的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理论和批评方法,它们把文学置于广阔的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宗教学、科学、政治学等知识和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文化视角的引入确实拓展了文学研究和批评的视野.但是,西方的文化研究并不是对传统的社会历史和政治批评的一种简单回归,它的理论方法实质是在注重对文学的内部研究和文本细读考察的基础上来申说其社会历史和政治文化蕴涵,以此来进行社会意识形态的干预和履行其现实的政治文化批判功能,它是通过对文本的语言细读和审美艺术形式的分析来透视其中的社会历史和政治文化蕴涵.总而言之,它是一种把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起来的一种研究方法,决非简单地向传统形式主义或社会历史批评的回归.为了阐明西方的文化研究和批评有别于传统的社会历史和政治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我们需要从米勒对文学理论研究转向的分析说起.关于西方文学理论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所发生的变化,米勒在《当前文学理论的功用》一文中有一个堪称经典的分析.他说:“自1979年以后,文学研究的中心有了一个重大的转移,由文学‘内在的’、修辞学研究转向了文学‘外在的’关系研究,并且开始研究文学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语境中的位置.其关注的中心在于语言与上帝、自然、历史、自我等诸如此类常常被认为属于语言之外的事物之间的关系.”(3)但是,由于知识状况的限制,许多人只注意到米勒上述言论前半部分所描述的现象:文学研究的中心发生了由“内”向“外”的转移,却有意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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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20;忽略了推动这一转移的原因是由于语言研究的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米勒所说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文学理论对语言的关注已从“集中研究语言及其本质与能力”,“转向探讨语言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米勒看来,是否注意到语言研究的这一变化可谓事关重大,因为一旦排除了文学理论研究涉足于社会与历史的领域是通过对语言阐释这个中间环节来实现的,文学研究对历史、社会和自我等等问题的关注,就会被误解成文学理论已退回到传统的观念和方法中去了.显然,国内学术界这种对西方文化研究的误解,显然是导源于对这种文化研究产生的知识背景的误读.它把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理论研究的走向和变化,描述成一个因“语言转向”陷入困境而不得不过渡到“文化转向”的历史选择过程.这种把语言研究和对文学的文化阐释解释成彼此无关甚至相互对立的模糊认识,显然还是在传统文学理论赖以生成的知识语境中读解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转向.因为从这种说法中可以看出,坚守传统的知识结构就无法理解米勒再三强调的那种变化,即今天的理论研究之所以关注文学和文学活动的社会意义、历史维度和文化内涵,并非源于对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眷顾和重新认同,而是基于一种和后结构主义思想密切相关的认识,即“文学研究虽然同历史、社会、自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种联系,不应是语言学之外的力量和事实在文学内部的主题反映,而恰恰应是文学研究所能提供的、认证语言本质的最佳良机的方法.”(4)也就是说,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文学理论研究对文学与历史、社会和自我的关系的关注,是建立在把语言和语言活动视为一种“症候”(Symptom)认识的基础上.症候意识的形成说明理论转向之后的文学研究不仅走出了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的知识背景,放弃了把文学语言的描述视为对现实生活的“再现”或“反映”的观点;而且还走出了形式主义批评的狭隘封闭的圈子,不再把语言仅仅视为结构研究和形式研究的对象.今天的理论研究更倾向于把文学语言视为一种有待分析的“症候”,强调文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语言症候的细读把握、分析与诊断,揭示其隐藏于文学文本中深层的社会、历史、政治等文化意识形态蕴涵.

面对国内对西方文化研究和批评产生的知识背景的误读,面对国内文学的文化研究和批评严重脱离文本的研究和批评现象,对此,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童庆炳教授指出:“在当前的文学研究和批评有这样一种现象,有些批评家只聚焦于文学事件或文化事件,而很少阅读和研究批评的对象:现当代文学作品.有的批评家甚至公开声称,他不读某个作品也照样可以批评.可见,这些批评家所关注的不是作品的自身的性质或价值,而是围绕在作品周围的事件.这种不读作品只是关注围绕作品周围的事件所发生的批评,其目的不过是商业炒作,把人们从作品的思想与艺术性上引开.这种批评对于商业也许有意义,对于人们在无聊时候助谈兴也许有意义,但对于真正的文艺批评毫无意义.”(5)

对此,童庆炳先生在国内率先提出了 “文化诗学”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新构想.(6)“文化诗学批评”的立意,是在坚持文艺审美特征的条件下,把形式批评中对作品的细读和文化批评中对作品社会文化意义的阐释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批评形态,这种批评形态才是西方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真意所在,这种批评一般是从作品的文体细读分析和研究入手.童庆炳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文体与文体创造》一书中指出:“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一个批评家完全可以从细读作品开始,深入作品的语言体式,进一步揭示作品语言体式所表达作家对生活的体验和评价,所显现的精神结构;最后则要联系社会历史语境,深入揭示作品所体现的时代文化精神等.这样我们就把内部批评与外部批评综合起来,形成对作品整体性的深入把握.这样一种批评方法既不同于那种感想式的、印象式的批评,又不同于刻板和机械式的单纯的社会学批评,而是把对文本内在语言细读分析、审美体验与外在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的考察结合了起来.同时,在当下文化批评语境下重提和强调文本细读也有一定国外的文化学术背景.著名的西方文论研究专家申丹教授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西方政治文化批评的激进氛围有所缓解,不少学者又开始重新关注文学作品本身,因此,‘细读’方法也在西方以‘新形式主义’的面貌逐渐复兴.‘新形式主义’之新就在于它摆脱了传统的旧形式主义将文本与社会语境相隔离细读的局限性.”(7)也就是说,当下文化研究和批评语境中的文本细读已不同于英美新批评封闭式的语言细读,也不同于单纯的社会历史批评,而是一种把文本内在的细读与外在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考释结合起来的一种细读.

三、新批评正反经验的启示和现阶段建立中国式文本细读批评理论和方法的新构想

其实,这种在文学研究和批评中轻视对作品微观细读分析不仅是一种错误,而且也是一种愚昧.在中国,文本细读鉴赏批评也有悠久的传统,中国古代没有纯理论的文学批评,理论家往往是通过对具体文本的感性阐释与鉴赏评品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主张,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个最突出特点就是融鉴赏与批评为一体的批评模式.到了当代,尽管我们的文学研究、批评和教学相继受到了左倾思潮和“宏大文化阐释”的干扰,但还是出现了一些“文本细读”的优秀范本.如钱谷融先生的《〈雷雨〉人物谈》,蓝棣之的《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8),孙绍振的的《名作细读》(9),王先霈的《文学文本细读讲演录》(10)等.此外,还有王富仁对鲁迅一系列作品的细读,陈思和与栾梅建还写过两篇文本细读批评的理论文章.(11)(12)这些专著和文章对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中的文本细读的原则、意义和方法都提出了颇具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但在宏观的细读理论、方法和原则等方面却没有提出整体和建设性的新构想.笔者多年来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现在上述研究和批评者提供的思路和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和设想,不妥之处请专家批评.在当下文学研究和文化批评语境中我们提倡一种整体的文本细读原则,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是把对文本的内部细读分析与文本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外部考察结合起来,这就是童庆炳先生近年来所倡导的“文化诗学”的文学研究和文本解读视角,用这一方法既可以对经典文本进行分析,也可以用来解读大众文化文本.二是应该坚持鲁迅先生所提出的“不但要知其人论其世,还要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全人”(13)整体的文学批评观念,采用一种互文性的细读阐释策略,将具体细读的文本与作者创作的其它文本互相比照起来进行整体性的解读,这样就可避免 “只见树木不见树林”狭隘细读的局限,从整体上把握作品.三是对于不同体裁的作品采用分类“细读”的原则.四是对文学文本的细读,当然应该坚持从文本的文学性和审美性出发,坚持从作品的艺术形式到思想内容的文本分析路径,这不仅是文本细读的立足点,也是文本细读的基本要求.这样一种分析既能避免庸俗的社会学分析,又把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看成一个完整体来阐释和解读.五是体验式的细读.从中外文学批评发展史看,文学研究和批评不外有两种模式:分析的和体验的.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又是有意义的,这就为文学研究中的语言细读和理性分析提供了可能;同时,文学又是表现情感的艺术,这就为文学研究中让读者敞开怀抱感受和体验文本的情感寻到了充足的理由.所以,文学研究和批评相应也应该有两种最基本的模式:语言意义的细读分析与情感韵味的感受与体验.但由于中西文化背景、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就造成了在文学批评和研究中选取的方式和方法的不同:理性分析是西方的方法,中国则有悠久的感悟和体验传统.我们不赞成新批评把文本细读看作是与作家主体、社会客体和读者无关的纯技术性的操作,也反对只注重读者情感体验的主观印象阅读.而是主张把二者结合起来,可以称之为建立在对文本鲜活感受和体验基础上的一种语言意义细读.这种细读集中国古代整体感悟体验、主观印象与西方长于逻辑思辨、理性分析于一身,把这种对文本的鲜活体验与语言精细微妙的理性分析结合起来,既避面感悟印象批评的主观与空疏,也扬弃了纯客观语言分析的机械与乏味,是一种颇具中国文化和审美特点的“中国式体验细读”的研究和批评范式.我们期待着这种研究和批评范式的早日出现.

注释:

(1)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上海三联出版社,1986年版,第48页.

(2)赵毅衡:《新批评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

(3)(4)希利斯.米勒:《当前文学理论的功用》,见希利斯.米勒《重申解构主义》,郭英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版,第121―122页.

(5)童庆炳:《新时期文艺批评若干问题之省思》,《文艺争鸣》, 2008年 第1期.

(6)童庆炳:《文化诗学作为当前文学理论新构想》,《陕西师大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6年第1期.

(7)申丹:《整体细读与经典重释》,《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8)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9)孙绍振:《名作细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10)王先霈:《文学文本细读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版,第6页.

(11)陈思和:《文本细读在当代的意义及其方法》,《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

(12)栾梅建:《用鲜活的文学感受细读文本》,《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4期

(13)鲁迅:《题未定草》(七),《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版,第430页.

(作者单位:陇东学院 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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