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对阿拉伯国家传播的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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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马丽蓉教授在《西方霸权语境中的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研究》中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在中阿开启外交关系5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形象没有更加清晰,反而更加模糊了?的确,在中阿关系重要性日益凸显的今天,虽然普通阿拉伯民众和很大一部分社会精英对中国怀有好感并充满好奇,但实际上又对中国缺少最基本的了解,正是由于缺乏了解加之西方传媒的舆论引导,他们对中国的价值观念、政策取向、战略意图等往往充满臆想并容易走向极端.了解是理解的前提,理解是信任、支持的基础,中阿之间特别是非政府层面缺乏深层次相互了解的状况不利于中阿关系长远发展,并实际上已经对中阿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对此,中国必须进一步加强对阿拉伯国家的国际传播,即有效地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跨越国家边界、跨越国家传播体制的信息交流与传递.

“增信释疑” 减少误解

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中阿战略合作关系”总体发展顺利,但在国际格局转型加剧、中东局势发生剧变的背景下,中阿关系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例如：

第一,如何使阿拉伯民众对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有一个客观的定位和期待?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日益增强,特别是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是否还是发展中国家?”成为阿拉伯民众热议的话题之一,主流舆论往往忽视当前中国发展遇到的各种问题,而普遍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甚至超级大国,笔者曾对来华参加援外培训的近三百名阿拉伯官员进行过问卷调查,结果超过70%的人不认同中国还属于发展中国家.这种定位虽然是阿拉伯国家“向东看”倾向的某种体现,但超越实际情况的定位带来了超越实际能力的期待,目前阿拉伯民众普遍希望中国全面承担大国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责任论”给中国发展带来的压力.

第二,在“阿拉伯之春”不断蔓延,阿拉伯国家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如何向阿拉伯民众阐释中国中东政策包含的逻辑和道德高地?随着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国家利益不断拓展,中国已不可能像上世纪十年代那样相对保持超脱,中国必须在很多重大问题上表明立场,但面对波谲云诡的中东局势以及各方迥异的诉求,中国如何获得阿拉伯国家对中国中东政策的理解和支持成为重要问题.近来的叙利亚问题就是很好的例证,中国虽然在叙利亚问题上不持私利,强调既要尊重叙利亚人民追求的诉求,又要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维护叙利亚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为此积极“建言献策、劝和促谈、支持斡旋、纾解民困”.然而,部分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对中国在安理会几次投反对票表示出较强的质疑和不满.半岛电视台、阿拉比亚电视台、《中东报》、《金字塔报》等阿拉伯主流媒体中出现了大量批评中国中东政策的报道、文章.这些舆论已经在阿拉伯民众中产生较大反响,对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构建以及与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第三,在“中国威胁论”尚有生存空间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争取阿拉伯民众对中国“和平发展”的支持?近年来,始于西方的“中国威胁论”在阿拉伯国家也产生了不小的溢出效应,“中国能源威胁论”、“‘中国制造’威胁论”、“中国环境威胁论”等在阿拉伯国家均有一定市场,媒体中时常出现相关评论和报道,另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国内问题也可能在国际社会产生连锁反应,以“七·五”事件为例,这本是旨在分裂中国和破坏民族团结的暴力犯罪行为,中国依法采取措施是为了制止犯罪,恢复社会秩序,维护民族团结.但由于缺乏了解以及宗教感情的缘故,阿拉伯民众对此事件的反应却充满了误解、偏执和过激的情绪,媒体中充斥着批评中国的声音,给中国造成较大舆论压力.

阿拉伯国家是中国顺利实现和平发展必须借助的重要力量,维护和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关系已成为中国大周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类似上述问题的存在无疑将影响中阿友好的民意基础和舆论环境,不利于中阿关系持续健康发展.因此,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国际传播的首要使命便是把自己的观点、立场传播出去,增进阿拉伯民众对中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认识,减少他们对中国的各种误解、偏见、疑虑、戒心,在双方之间“增信释疑”.

提高媒体认知度

在传播技术发生革命性变化的今天,受众因拥有太多的自主选择权反而常常对获取信息的最佳途径感到茫然,媒体也难以通过单一的传播平台和传播方式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并满足其信息需求.在此背景下,“注意力”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大量传统媒体和实力较弱的媒体尽管存在于激烈的国际传播竞争之中,却面临“不可知”的遭遇,它们发出的声音往往被淹没在信息过剩的国际传播环境中,无法被目标群体所接收.就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国际传播而言,虽然传播渠道较完整,但由于认知度较低,没有能够有效地吸引阿拉伯受众的“注意力”,从而成为发挥国际传播“增信释疑”作用的主要挑战.

在平面媒体方面,中国只有《今日中国》一份阿语杂志在埃及出版发行,该杂志历史悠久,侧重报道中国学术界、民间对阿拉伯世界有关问题的观点,介绍中阿友好交往情况以及有关中国的各方面信息,在埃及上层人士、商界人士和知识分子中间有着较好的认可度.然而相对于22个阿拉伯国家的近4亿人口而言,《今日中国》每期1.3万份的发行规模大大降低了其作为大众传媒的效能,且由于在埃及外的其他阿拉伯国家没有商业销售渠道,杂志所涵盖的信息和观点很难形成广泛的影响力.

在广播媒体方面,国际广播电台阿语广播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对阿大众传播渠道,由于制作和接收成本低、覆盖范围广,阿语广播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但自上世纪90年代起,由于卫星电视的普及,广播由优势媒体转变为弱势媒体.而且在调频广播成为主流的情况下,我国的阿语广播仍为短波发送,接收的便利性大大降低,信号效果也较差,从而使广播的受众范围进一步缩小. 在卫星电视媒体方面,卫星电视是在阿拉伯国家影响最大、竞争最激烈的传播渠道.由于采取“天空开放”政策,阿拉伯民众可以收看到世界各国的600多个频道,仅阿语频道,就不仅包括半岛电视台、阿拉比亚电视台、MBC电视台等享有极高认知度的本土电视台,还包括美国自由电视台阿语频道、英国BBC阿语频道、法国24小时阿语频道、德国之声电视台阿语频道、今日俄罗斯阿语频道、韩国KoreaTV阿语频道等外国电视频道.各类电视频道在阿拉伯国家已近饱和,竞争之激烈远甚于其它地区.与其它外国阿语频道相比,我国的阿语频道建立较晚,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正如黎巴嫩著名学者、黎中友好联合会主席马斯欧德·达赫尔所言,“央视阿语频道的制作水平与开播时相比有了明显的提高,已成为阿拉伯知识分子研究中国的重要途径.”但他同时也认为,“阿语频道尚未在民众中形成广泛影响力,还没有成为阿拉伯人普遍关注的媒体.”目前尚无专业机构对其收视率进行统计,但笔者做的调查印证了达赫尔的观点.2011年10月至2012年12月,笔者先后对来华参加培训的阿拉伯官员共285人进行了调查,其中听说过央视阿语频道的占40.5%,收看过该频道占31.6%,但每周3次以上收看的只占5.2%；2012年10月,笔者对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150名阿拉伯学生做了同样的调查,结果显示收看过该频道的占28.3%,但每周3次以上收看的只有4.3%.这两组数据虽然并不系统,但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央视阿语频道的认知度还不高.

在网络等新媒体方面,虽然各家媒体都提出了大力发展网络平台的战略,但现有的规模和信息量还较小,且国外镜像站点的建设也相对滞后,在阿拉伯国家浏览这些网络媒体的内容,特别是音频、视频内容受网速的影响较大.此外,对于在阿拉伯国家兴起的手机媒体,我国相关机构还未给予充分重视.

总之,中国虽然建立起涵盖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对阿国际传播渠道,但各种渠道在阿拉伯民众中的认知度都还不高,受众规模比较小,因此还很难把我们的声音、观点迅速传递给阿拉伯民众,并形成广泛影响力.

提升传播效能

国际传播归根结底是传播者使用媒介向受众传递信息并影响受众的过程,无论传播形式如何变化,传播内容始终是影响传播效果的核心要素.因此,中国应充分利用现有传播渠道,以内容建设为突破口和努力方向来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当前,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国际传播的内容仍主要局限于正面宣传改革开放成就和介绍中国旅游、文艺、语言等实用文化或民俗文化,这些内容虽可以形成日常层次的交流,并帮助阿拉伯民众从某些方面了解中国,但对于中阿关系正面临的问题却针对性较低,中国对阿国际传播应更重视对现实问题进行“增信释疑”.例如,针对阿拉伯民众对中国国家定位存在偏差这一问题,传播内容应超越既突出经济发展成就又强调人均数量低的简单范式,而应以更加生动和符合阿拉伯受众接受习惯的形式推出一整套解释中国现状的发展指数,其中包括各类软、硬指标,从而既为中国的发展提供衡量标准,也为中国的国际定位提供明确启示；针对阿拉伯民众误读中国内外政策的问题,媒体应就重大事件、重要政策等阿拉伯民众急于获取的信息,第一时间发出声音并做出全面解读,主动引导舆论走向,避免在西方主导的舆论环境中处于被动地位；针对“中国威胁论”的传播,我们必须认识到,一方面它是西方遏制中国的手段,另一方面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交往日益深化的背景下,的确存在着诸如中国制造冲击当地产业、中国企业不遵守当地法律习俗等现象,中国对阿传播必须对此高度重视、未雨绸缪,既不回避问题,又要主动地把中阿友好合作的历史、现状以及中国积极履行大国责任的情况传递给阿拉伯民众.

最后要强调的是,专家学者不仅在受众心中有较高的公信力,而且能够影响多数人的看法,因此被认为是社会的“舆论领袖”.中国应更加重视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既要发掘知华、亲华的阿拉伯学者,又要努力培养一支通晓对象国语言、熟悉中阿关系和国际事务的中国“舆论领袖”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