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对外信息传播特征变化与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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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可以帮助改善中国国家形象.但是,国家形象与媒体的对外传播有很大关系.本文以中国网关于中国援助印度洋海啸和援助今年日本地震的报道为例,运用文本分析研究法对这两次不同时间的报道特征上的变化进行分析,并讨论这些变化对塑造国家形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Abstract:Emergency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can help to improve the national image of china. However, the national image and the media dissemination has the very big relations. In China about China India Ocean tsunami aid and assistance this year Japan earthquake as an example, the use of text analysis to these two different time reported characteristics analyzes the changes, and discuss these changes to shape the image of the state may impact.

关 键 词 ：对外传播 国家形象 人道主义援助 印度洋海啸 日本地震

Key words: the spreading of the national image of humanitarian aid to India Ocean tsunami earthquake Japan

作者简介：冯慧文（1990―）,女,河南安阳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

一、选题意义

“对外援助”是指援助国或国家集团、援助组织、社会团体乃至个人出于政治、经济、人道主义等方面的动机,以优惠的方式向受援国或国家集团提供资金、物资、技术和人力等帮助的行为.1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是对外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紧急情况下显示一个国家国际责任的重要“舞台”,对于塑造国家形象、传播国家理念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也在包括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在内的各项对外援助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

下图是近年来中国提供的部分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一览表（单位：人民币 万元）2

在2004年末的印度洋海啸中,中国对东南亚各国的紧急援助在中国对外援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对印度洋海啸的援助,是到2009年为止中国最大规模的民间对外援助.而且,这次事件是中国通过WFP（世界粮食计划署）的首次大规模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而也就在2005年底WFP才正式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中国从此由“受援国”转变成“施援国”.

从2005年至今,中国经历了诸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等重大国际事件,在国际传播和国家形象塑造方面积累了经验,政策制定和理论研究也配套有比较大的发展.因此分析2011年中国对日本311大地震中人道主义援助的报道,并与2005年的报道对比,分析其对国家形象的影响,可以看出中国近6年里在对外紧急援助对外传播工作中的变化.

二、 研究样本的选择及原因

本次研究的文章样本来自“中国网”.中国网,网上呈现中国,是由领导、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管理的国家重点新闻网站.它始建于1997年,该网站用10语种的11个文本对外发布信息,2004年8月的统计显示,全月访问者来自世界214个国家与地区.3可见,中国网是中国对外报道体系中非常重要的新闻网络.

三、 国家形象建构与媒介关系密切.

国家是一个由的领土、人口自然资源等物质要件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要件的各个亚系统所组成的大系统.国家形象是社会中特别是国际信息流通与循环中具有能动性的人对客体的主观反映与评价.在当今由多种媒介构筑的社会中,人们对现实生活的印象、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媒介的态度.张毓强对国家形象的界定即为：“一个主权国家系统运动过程中发出的信息被公众映像后在特定条件下通过特定媒介的输出.”4由此可以理解媒介在国家形象的建构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四、 对两次事件中国援助对外报道特征对比

1. 援助主体：突出民间和个人特征,淡化政府固有形象

（1）、首先做出反应的主体由政府转变为民间团体、个人和慈善组织.

在援助印度洋海啸的12篇报道中,第一个做出反应的是政府.“中国商务部26日晚间宣布,为体现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上述地区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友好情谊,中国政府决定根据灾情向印度、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泰国五国提供人道主义紧急救灾援助.”5.而在2011年的日本地震当中,见到的最早以“援助”为主题的报道题目为“向日本提供100万元紧急援助”.直到3月15日的一篇题为“中国愿为日提供卫生和医疗援助 已提供600万援助”的报道中,才再次出现了以“中国”为主体的、用传统方式报道援助的文章.

（2）、“政府”在标题中“出镜率”由高降低,各界人士成为主体.

仅从题目来看,2005年的报道中,“中国政府”的出镜率极高.“中国决定人道主义援助遭受强震及海啸灾难的国家”“中国决定再次向海啸受灾国提供援助”“中国政府不遗余力积极援助印度洋地震海啸受灾国”等,一共12篇文章之中,标题以中国政府为发出援助主体的就有7篇,以反应中国各界人士积极捐助的文章只有3篇.而在2011年的日本地震中,此类文章有5篇且集中在前期,少有直接以“政府决定”的口气进行的报道,让人感到中国声音不再仅仅是政府的声音.

（3）、“出镜”主体由整体为主到个体居多,且身份角色更加广泛,更有真实感和代表性.

在2005年的报道中,出现的对主体的描述大多数是整体性的部门,且就算出现个体的声音也几乎都是代表各个单位说话的“嘴巴”.经统计在文章中出现的主体如下：商务部、中国政府、各部门新闻发言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TCL集团、中国医疗队员们、中国留日学生、中华慈善总会、中国驻各国大使,其身份角色大多数是政府部门、慈善协会工作人员,为了代表这个部门说话而出面.

2011年的日本地震中,出镜主体不仅极为丰富,而且焦点不再是整体性的部门,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即便是涉及到某个团体、部门,也都注意不仅是要说明这个部门的决定,还要着重指出这个人及其态度.在这12篇报道中,“出镜”主体角色非常多,如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中国国防部部长梁光烈、长春市、河北省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张业、全国人大代表王晓琳、60岁的唐山市民刘玉莲,甚至还有署名为‘非也’的网友.他们来自中国各个行业和地区,代表了不同的社会角色,因此对他们的采访增强了报道的真实性和代表性.

2、 突出援助更到位：“要什么愿意给什么”而非“有什么给什么”

在对印度洋海啸的援助报道中,可以看出,中国确实是主动大力援助,几乎所有的报道都在强调中国“又增加了对受灾国家的援助”“国际上对中国的援助大力好评”,最为突出的报道立足点有两个：外国受灾严重,有3篇报道都用整段的篇幅写关于死亡人数的增加；我国支持踊跃,几乎每篇报道里都会出现.提供的援助内容也以常规为主：食品、药品、准备好了医疗队、帐篷、毛毯、等.可以看出,中国对于对外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定位“塑造形象”大于实质性的支持.

这一点在2011年的对日本援助中有很大的改变.对于死亡人数的报道并未太突出,共有2篇文章出现,但都是在文章结尾简要提及,而且加起来不到5行的内容.关于援助的内容更加突出了满足日本这次灾害的独特需求,从只注重数量转变为真正关心当地缺什么、需要什么,并给予精确、适切的援助.此次中国所捐助的内容除了常规的救灾物资和以外,还增加了地震救援中急需的挖掘机、紧急照明设备、临时卫生间、厚重胶皮手套、对讲机.最为突出的是,中国还应日本要求,无偿援助两万吨燃油,并在地震发生不到20天的时间里就迅速到位.

目前世界油价飙升,燃油成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但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异常珍贵.日本是一个资源缺乏的国家,本土所使用的燃油几乎都依靠进口,在发生类似于地震加海啸的大灾害时很容易短缺.而在地震的救援中,许多大型设备都需要燃油驱动,如果没有油,救援进度将被大大拖延,造成的损失将更加严重.中国自身也不是产油国,石油也有一半要靠进口,但是中国依然决定应日本的要求无偿援助燃油,表明了中国援助的诚意.中国要提供的不是不痛不痒的“援助数量”,而是真正的急人所急,满足对方的需求.这对于在树立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有莫大的助益.而媒体在报道的时候也明确的意识到了这一点,其中有2篇文章直接是以此事为标题的.

3. 援助报道更加注重“感性诉求”,更能打动受众

（1）、报道中直接引语数量增加.

关于援助印度洋海啸的报道中几乎没有直接引语,而在2011年12篇报道中,直接引语出现了6次,其中包括人大代表、普通市民对于日本地震表达的震撼、同情和祝福,包括的关心,还有日本驻上领事的感谢等.直接引语的语言很朴实、生动,真正反映了人们内心的感受.这种“感情诉求”作为客观事实描述的一个补充是完全必要的.

（2）、联系历史、文化立体发散式阐述,无形中影响了受众对中国人的感知和价值观.

中国援助日本的报道中,不仅报道如何援助、援助了多少等简单的信息,还在报道中引入了关于汶川地震中日本援助中国的回忆、中日两国历代有好互助的历史等内容,并通过富于感召力的语言表现出来,增强了对事实报道的立体感和亲近感.例如,陈光标表示,在汶川地震中,日本救援队让他格外感动,“现在人家有困难了,我们应该涌泉相报.6这句话在表现中国企业家的公益心的同时,还突出反映了中国人知恩图报的优良品质.

又如,向受灾国政府和人民伸出友爱和援助之手历来是中国政府和人民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之一.早在春秋时期,中国就出现了人道主义援助的思想萌芽.《左传 僖公十三年》记载,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后向秦国请救援助,秦国大臣意见不一.秦国名臣百里奚指出：“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意思是说,各国都免不了受灾.救济灾荒、抚恤邻邦,是道义的行为.帮助受援国其实就是帮助自己,人道主义援助是一项利人利已的“双赢”行为.7这一段穿插在文章中,表明中国的人道主义思想源远流长,中国向来是遵守道义的礼义之邦.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发生后,当时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就向日本伸出了援助之手.据史料记载,当时的中国政府调派军舰两艘,载运粮食驶往横滨拯救灾民,同时还号召百姓不再抵制日货,组织的救护队也于震后第十天到达长崎,上商会召集商家及慈善机构筹备了大批捐赠款项,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把义演后募捐到的1万块大洋捐献给了日本剧场的重建.对于这段历史的回顾更加有力的凸显了中国人的品格.1923年前后,反日声浪迭起,民众自发抵制日货等各种活动正风起云涌,在当时中日关系的情况下,中国各界人民都纷纷慷慨相助,以现在的中日关系而言,中国人还能不积极援助日本么?

五、 以上变化对国家形象的影响

外国人获得别国信息的途径主要有以下两种：本国媒体对此国家的报道,另一国媒体的对外报道.可见对外报道是一国面向世界受众所发出的信息,它对于塑造一国在世界其他国家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有重大作用,它的报道特征的变化会对国家形象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通过以上对于对外报道案例的对比分析,可以归纳出我国国家形象可能发生的变化.

1.社会力量的增强,政府主体地位的弱化

中国对外援助的主体向来是以政府为核心,直到现在也是如此.但是国内NGO、企业和个人等其他主体的力量正在逐步凸现出来.中国的体制很容易让外国人产生强力政府的印象,再加上中国社会的社会组织确实不完善,如果事事都突出政府的主导地位,各种对外援助都带有的色彩,会遭致国际社会心理上的反感.虽然相对于援助,NGO等其他主体的对外援助无论是援助规模和范围上占有的比例不高,但通常情况下,对外援助因其背后可能存在的“政治意图”,不易被愉快的接受和赞扬.而NGO等其他主体没有政治包袱,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更为受援国国民接受.

21世纪的头20年也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层出不穷.贫富差距拉大、东西部发展不平衡、资源消耗和浪费严重、环境污染触目惊心等都成为威胁中国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在这时更应该凸显社会的安定团结,凸显社会经济和公益组织日益完善,作为一个政府以外的重要主体在国际国内事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2.显示真正的人道主义关怀,弱化“宣传”的刻板印象

“外宣”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具有特殊本土意义的词汇,中国的各级组织中都设置有宣传组织,不论什么时期都非常注重宣传工作.中国的新闻媒体也被定义成“喉舌”,突显传者为本位的新闻传播思想.而在西方语境下,“宣传”字面上带有“强行灌输”的含义,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贬义词.传播学奠基人拉斯韦尔对宣传的定义：“通过故事、谣言、报道、图片以社会传播的其他形式,来控制意见.”8因此中国的对外传播常被认为是刻意的“宣传”而为国际信息沟通制造障碍.

而在对日本地震的援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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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突显负责任、文明进步、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

西方有句名言：能力越大,责任越大.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所承担的国际责任也势必增加.而面对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度上升,西方一些国家处于冷战思维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想方设法遏止中国发展,也严重恶化了中国的发展环境.9因此,树立负责任、文明进步的大国形象一直以来是中国对外传播的目标.

从对印度洋海啸援助的报道到对日本地震的报道,我们看到中国的援助更加到位,社会各界从总理到普通市民都非常真诚的表达了自己对日本的祝福,民间NGO的募捐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大,而且把汶川地震日本对中国的援助铭记在民族的记忆当中,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一切都让受众感受到中国人的胸怀坦荡、团结奋进、无私奉献的精神,突显一个负责任、文明进步、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