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形象的影像书写与传播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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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章从新疆形象的影像书写与传播的角度,对20世纪初中亚探险热潮中的新疆书写进行探源研究.以《1906―1908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集》《中国新疆的土地和人民》两个文本为个案,从编排体例、影像内容、书写策略与影像功能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关 键 词 ：新疆形象 影像书写 影像传播

让我们的目光追溯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那段惊动世界的中亚探险热潮：随着中亚地理考察热的出现和国际东方学的兴起,不同国度不同学科的探险考察者纷纷进入西域,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形成了一个.随后,中国知识界的觉醒使一批抱着同边强国愿望的有识之十也形成了一股西行考察的热潮.佰年前这股“发现”新疆的热潮,促成了近现代新疆书写的一次.“来新疆的外国探险家回国之后,总要就其探险写两类书,一类是科学考察报告,另一类是探险纪实”,“这几乎成为惯例,被视作新疆探险的组成部分”,“19世纪后期以来的有关新疆探险的出版物,足可以充实一个专业图书馆”,“这类书籍往往图文并茂”.照片作为文字资料的辅助手段,出现在新疆书写中.

这些纷至沓来的外国探险家、传教士、商人、大使馆工作人员及随行家属等诸多外来者,把照相机、摄影机、放映机等当时世界前沿的科技设备装在自己的行囊中带进新疆,并在经行新疆的过程中,出于各种目的拍摄了大量照片和一些粗糙的早期纪录片.第一次以影像记录的方式掀起新疆神秘的盖头,呈现在世界眼前.根据《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的记载,这批以照片为主的早期影像资料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新疆历史学者魏长洪在《外国探险家在新疆纪年》中,对此进行了详细梳理和统计.随后,为数不多的国人（如流放新疆的醇亲王载漪）,利用掌握不久的照相技能和简陋的器材加入到了拍摄新疆的行列.如今这些老照片散佚在世界各地,或者湮没在时光之尘中无法复原,仅就文字记载我们也可以想见当初它们震惊世界的影像力量.这些镜头纪录下的影像,是新疆影像书写的源头.

新世纪以来,“外国探险家在新疆的考察活动”日益成为一个跨学科研究的热点.本文试以早期新疆影像书写的两个主要案例《1906-1908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集》和《中国新疆的土地和人民》进行文本对比分析,从新疆形象的影像书写与传播的角度,对20世纪初中亚探险热潮中的新疆书写进行探源研究.

一、

1906-1908年,原名曼涅海姆的俄属芬兰男爵马达汉从俄属中亚进入新疆喀什,开始他的中国探察之行.这是一次历时两年之久,横跨中国8个省份,行程14000多公里的重要考察活动.马达汉随行带着4部胶片照相机,一路上收集各种文物1000余件,拍摄照片1370多幅,并随行记录了考察日记,成就了其收藏家、观察家的身份,其后陆续出版了考察报告《奉陛下谕旨穿越中国突厥斯坦和中国北部诸省到达北京之旅的初步调查报告》（1909）、探险日记和回忆录《穿越亚洲之行――从里海到北京的旅行日记》（1940）,而备受研究界关注.

马达汉最主要的考察活动是在新疆境内,长达15个月的时问内他带着马队走遍了新疆南北.他的随行日记和沿途拍摄的上千幅照片,有一半以上的篇幅都是关于新疆的记录.马达汉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用文字和镜头的双重书写方式,对20世纪初新疆各地城镇、风土民情和官员状况等进行了全景式扫描,留下了关于百年前新疆的自然景观、人文地理、民族生活、城市状况、社会现象、各色人物等各方面的珍贵纪录.这一纪录中所包含的丰富历史信息和深远文化意蕴,至今仍未被完全挖掘和深入研究.马达汉拍摄的1370余幅照片,只有307幅被选出来作为插图出版在其日记中,其余大部分照片还没有得到利用.为了挖掘这一珍贵遗产,1990年“芬兰一乌戈尔学会”出版了《1906―1908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集》一书,还根据珍藏的影像资料编辑制作了一部文献资料片《马达汉骑马穿越亚洲》.

继马达汉之后,1913年4月至1914年3月期间,德国探险家勒柯克也以喀什为中心,在新疆南部地区进行了为期11个月的考察活动,并于1928年出版了此行的考察日记《中国新疆的土地和人民――德国第四次吐鲁番考察记》.勒柯克因参加和领导了德国三次吐鲁番考古队而闻名于世,他一生的专业著作成果丰厚,历来为业内学者长期关注.与其学术著作不同,《中国新疆的土地和人民》有随笔的性质,充满了个人叙述,文笔通俗,书中附有百余幅考察途中拍摄的照片和线图,以图文并茂为特色,因此在20世纪前期出版的各类中亚探险考察日记中得以突显.

1940年芬兰版《穿越亚洲之行――从里海到北京的旅行日记》出版,同年英文版出版.仅就新疆形象的书写而言,这两本书是那个时期的主要代表成果.将两书关于新疆形象的书写进行对比,会有一些有意味的发现.以下进行的比较,主要是依据其中文翻译版本进行的.

先从编排体例来看,勒柯克日记中,照片全部放在附录中,没有出现在正文部分,文字与影像之间没有形成有效的互文关系,反倒是线图、作者手绘图等大量出现在正文中,文字、图形、照片三者的主次关系一目了然,照片仅仅是辅助的记录手段而已.而马达汉日记中,文字、照片、图形（线图为主）浑然一体、互为说明,文字记录中详细交代了拍摄过程、对象选择、拍摄动机等细节,真正是图文并茂、相得益彰；照片不再是附着的、可有可无的部分,无论从比重还是功能来看都上升为主体,俨然构成双重书写的格局.读者在文字的线性叙述阅读过程中,不时跳跃到影像空间叙述的“观看”中去,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图文阅读效果.相形之下,勒柯克日记属于传统的文字书写,而马达汉日记初具文字与影像双重书写的特色.到1990年芬兰版《1906―1908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集》一书出版时,影像书写为主的双重书写特色凸显.简单回顾这一变化过程,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世界范围内关于影像功能的认识及观念发生深刻变革的文化现实.

再从书写内容和立场来看,毋庸置疑,两本日记都是在近现代殖义、东方主义背景下进行的书写,有着明显的西方（欧洲）中心意识,表现出自我他者、文明/野蛮、进步/落后、强势/弱势等绝对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属于典型的西方书写传统.在两书的文字叙述中有着毫不掩饰的直白表达,随处可见.如勒柯克日记中这样记载考察队到了喀什的英国总领事馆后的感受：“我们感到很幸运在长期与世隔绝之后,又重新置身于文明的环境之中”,“教团（指瑞典传教士）变成了喀什噶尔的文化中心”,“他们通过上课和示范在落后民族中传播高尚文明”；并对英国领事马继业不吝赞誉：“我从未遇到过一位像（他）这样有能力的外交官”,“一位有着超天才的人,具有完全非凡的知识,最具有诚实性”,“真正的坚韧不拔的博爱精神”.在马达汉日记中能看到几乎一样的表述：“离开喀什噶尔三个月以后,重又回到文明世界,而且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地方,心情十分愉快”；对马继业的赞誉“自制力强、完美无缺”并“坚韧不拔”,也与勒柯克如出一辙. 而在他们笔下与眼中的新疆,无论整体的风物人情还是接触到的具体个人,都是奇怪、不可理解的陌生他者.与他们自身所属的“文明西方”之间形成文明/野蛮的鲜明对比.更有意味的是,他们在中国内地与新疆、汉族与少数民族、官员与平民、上层官员与下层小吏、男人与女人等各个维度中,建立起一种文明等级论.如勒柯克日记中如此记载在喀什拜访“中国当局”的经历：“我们遇到的不再是按中国方式有教养和礼貌的先生,而是没有学问的人,他们的无知经常引起我们的苦笑”,“这是一座很大的令人压抑的建筑物,它的入口有大炮和步兵岗哨守卫着”,“士兵的脸看上去粗俗可怕”.而马达汉日记中描述的醇亲王载漪、叶尔羌的朝廷派驻官员潘大人和新疆最高法官臬台大人等,无疑是“按照中国方式有教养和礼貌的先生”；“凡是人了教（基督教）的中国人,眼界比较开阔,同时比较容易按照我们的思路去看待欧洲文化.怀疑一切和厌恶一切洋东西的表现消失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似乎不那么撒谎了.”在马达汉看来,土尔扈特部的主持“凶狠的外表,看上去不像神职人员,倒像是中世纪的冒险家”；“在强权和压力面前撒尔特人不得不卑躬屈膝.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人,从他妈妈的怀里就吸吮了背叛和欺骗的乳汁.这种本性很难改变”.这种植根于西方/东方二元对立思维的殖义的文明等级论,在今天看来依然这么熟悉.

二、

然而,当我们从影像书写的角度来看这两本新疆探险日记,情势变得复杂有趣起来.无疑,书中这些来自“他者凝视”的照片,“看”与“被看”行为背后的权力话语关系是很明显的.当代视觉文化语境下,关于照片的“机械记录”之客观性背后隐藏的主观性已经成为一个文化常识.按照约翰-伯格《观看之道》中的解释：人们总是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并且把它们定格下来,这是我们理解世界与表达自我最基本的方式.当强、弱两种文化遭遇时,前者对于后者的“构造性描述”,是建构双方文化身份的关键.那么,处于现代新疆区域文化身份建构起点的这些影像,是如何具体书写新疆的呢?

勒柯克日记中的照片,就其内容来看,考古文物、历史遗迹等考古兴趣占主要部分,现实关注是次要的――现实中的人物肖像（24幅）、零星的现代建筑（4幅）.这是由其考察目的决定的.身为民族学家、考古学家和维吾尔学家,勒柯克几次新疆之行都是标举科学考察的名目进行文化探秘、搜寻盗宝.拍照是完全工具性的行为：对挖掘到的考古文物,带不走的就通过照片的方式收集资料,完成象征意义上的占有.勒柯克的人物摄影中,官员（4幅）、少数民族（20幅）,前者属于社交行为,后者属于学术考察,包括人种特征记录的面部特写（10幅）和放鹰人（3幅）,都是民族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资料.以上这些摄影强调客观记录的真实性,无关美学,因此局部特写居多,力求逼真的动机明显.在勒柯克的眼中,新疆是个学术富矿,丰富的考古文物和多样的人种资源是其流连的重点,现实的新疆他关心甚少.但是,我们经由“摄影的反作用力”引导,去观察“摄影的动机”进而看向“摄影者的心灵深处”,会有新的发现.嘞柯克的人物摄影中有11幅女性（少数民族）,其中4幅是（难得的生活气息流动）.这一行为的人种记录、民俗观察等学术动机背后,窥视的意味呼之欲出,强/弱、男/女、看/被看的权力关系中,“现实的新疆”被“构造性描述”为弱势、边缘的女性形象.更有意味的是,作为奇观展示的照片中,望向镜头的这几位女子表情并非单一的呆板、胆怯,拜城那个抿嘴一笑的女子和阿克苏那个容貌端庄、目光勇敢的女子都深深地打动了读者.这样的“新疆面孔”把作者意识之外的很多东西呈现出来,使得固定的权力关系话语出现裂缝,甚至出现反转的可能.这就是影像书写的力量.

带着这样的分析再来看马达汉的影像书写.芬兰学者彼得赛德博格对马达汉留下的照片档案进行过仔细研究,对其详细分类和评价.结合他的研究成果来看马达汉日记中的照片,就内容而言大致包括这样几类：学术考察题材（考古文物、民俗物件、文化古迹、人种记录等）,军事考察题材（士兵、马匹、峡谷是其最频繁拍摄的镜头）,现实生活题材（人物摄影、城市景观、民俗风情、沿途风光等）.其中前两类题材与其考察任务直接相关,在摄影方面强调客观记录的真实性.就其职业军人、业余收藏家和探险爱好者的身份而言,马达汉更关注现实的新疆,这和勒柯克的视野明显不同.因为肩负军事探察任务,所以把他的目光聚焦在仔细观察和冷静记录现实方面,地缘政治的视野使得他对新疆的现实重视而非猎奇,这也使得他有机会突破固有的文化偏见去观察记录生动的生活细节.因此,他的摄影中现实生活题材比重比较大,在客观记录之外表现出一个摄影爱好者和文化观察家的审美趣味和个人风格.

具体以《1906―1908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集》为例,此画册从马达汉拍摄的大量照片中精选出87幅,作为一种图片选编,“选择的标准主要是从美学观点考虑的”.这本图片集有四分之三是关于新疆的影像,基本呈现马达汉书写中的新疆形象.很显然,马达汉是一个户外旅行爱好者,新疆的自然风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冰川、河谷、高山、草原,在此类照片中“蕴涵着一种神秘、令人迷恋的、甚至神话般的意境”.关于新疆的风光摄影至今也一直延续着这种风格,马达汉无疑是先驱者.其次,就民俗风情和城市景观这类照片来看,马达汉常常以全景镜头拍摄,力图捕捉群体性的集体场面,展现人与环境的关系,如清真寺前做祷告的信徒、吉尔吉斯人婚礼上的、喀什新城的染坊、叶尔羌大庙前及礼拜寺前的赌场、叶尔羌的贫民窟胡同、喀什街头的葬礼、寺做法事的场面等等,没有用特写去逼近和介入,而是冷静、超然的观察和记录.经由他的镜头,彼时新疆丰富的多民族杂居的生活情境和生活方式被生动保留下来.他的眼光里不是没有好奇,但是镜头呈现出了更多他意识之外的东西.此外,马达汉的人物摄影也很有特色.“他善于拍摄人物照,对拍摄对象抱有平等理念”,“那些人物图片非常自然的感情流露,隐隐约约地反映了摄影者对拍摄对象的心理诱导”.从拍摄对象来看,有官员、商人、部族首领等,这些属于社交行为,更多的是对路上遇见的各色普通人的观察,即使是安排好的人种学记录也不用面部特写的方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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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影像书写传统而言,现代新疆的区域文化身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暧昧不清、复杂多意的话语空间.来自“他者的凝视”和“构造性描述”,把它定位在边缘、奇观、弱势、被动的位置.这与其说是一种“真实记录”,不如说是话语建构的“幻像”.在影像书写中,多重眼光的并置（摄影者与摄影对象、对象与镜头、影像观看者与影像等）形成了影像文本的多重性和主体间的相互转换,为解构权力话语关系留下了可能的缝隙.“摄影把主体变成了客体,甚至可以说,把主体变成了有收藏价值的珍品.”“现实的新疆”作为客体被影像呈现的同时,具有了表达的价值和机遇,区域文化身份不再只是单一的历史维度,而是随着文化的发展和变更不断转化、积淀,成为一直发展、充盈中的生动而鲜活的面孔.正是这些影像中的新疆形象在全球各地传播与接受过程中,不断塑造着人们对于这片土地的多元想象和理解.

【责任编辑：周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