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祥子》在***的传播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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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骆驼祥子》是老舍先生在海外被翻译得最多的作品.小说的海外译介与传播,以及由此引发的研究与接受,不仅构成了老舍与西方文学界对话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互动关系中的重要事件.不同的时代背景与地域文化,赋予了《骆驼祥子》以不同的文学阐释和文化解读,显现出意识形态、研究视野和学术传统等因素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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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史上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他既是西方文学经验本土化的实践者,又是中国民间文学传统的继承者,同时还是底层民众的代言人,满族文化的沉思者,种种身份聚合成的文化象征,为老舍的海外传播提供了解读和阐释的多种可能.老舍被翻译得最多的作品是小说《骆驼祥子》,至今已译成17种不同的文字出版.作为老舍作品中被译介得较早的小说,《骆驼祥子》的翻译和传播不仅给海外读者带去了有关中国故事的经典文本,也激发和促进了老舍其他作品的译介、研究和接受,海外学者对老舍延续至今的研究热情,很大程度上与《骆驼祥子》的影响分不开.

《骆驼祥子》在海外的译介

最早将《骆驼祥子》翻译至海外的是日本翻译家竹中伸.他将生活文化出版社1939年出版的《骆驼祥子》底本翻译成日文,并于1944年在日本新潮社出版,由周作人作序推荐给日本读者,该译本于1948年、1952年又分别再版.尽管因为时值中日战争,老舍在日本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局限于精英读者,没有在评论界引起广泛关注,其潜在影响却不可低估.该译本曾于战后初期被改成话剧在电台播出,祥子、小福子等人物也因此在日本一度童叟皆知.

此后,精益求精的日本翻译家和学者多次将《骆驼祥子》重译,达十几个版本之多,比较重要的有冈木龙三(1955年青木书店出版)、饭塜朗(1960年平凡社出版)、杉本达夫(1969年河出书房新社出版,多次再版)、竹内好(1970年河出书房新社出版,多次再版)、立间祥介(1970年集英社出版,多次再版)等版本.《骆驼祥子》的重译与再版,推动了老舍的其他作品在日本的传播,仅1954、1955两年,日本就翻译出版了老舍当时业已完成的几乎全部重要作品,1980年代初,竹中伸、日下恒夫和田孝昭等人翻译的十六卷本《老舍小说全集》(学研社出版)发行,成为老舍海外传播史上的重要事件.

真正让《骆驼祥子》在西方家喻户晓的是美国译者伊·万金翻译的《骆驼祥子》(英文书名Rickshaw Boy,意为“洋车夫”),该书于1945年由纽约雷纳与希区柯克出版社出版,出版后不久便得到了纽约著名读书俱乐部刊物《每月一书俱乐部新闻》的重点推荐,成为美国当年图书市场上引人注目的畅销书,并于1946年再版.老舍因此在西方文学界声名鹊起.一方面,《骆驼祥子》英译本的广泛影响促进了美国出版界对老舍的其他作品的译介,此后几年,《离婚》(1948)、《四世同堂》节译本(1951)、《鼓书艺人》(1952)等陆续翻译出版.另一方面,《骆驼祥子》在美国的轰动也带动了西方其他国家对老舍的关注和翻译,小说随后陆续被瑞典(Einar Thermcemus译,1946年斯德哥尔摩出版)、法国(B.Aahaud译,1947年巴黎出版)、捷克(杜尚·泼科尔尼译,1947年布拉格出版)、波兰(伏伊塔谢维奇译,1953年华沙出版)、匈牙利(米白译,1957年布达佩斯出版)、前苏联(罗日吉斯特文斯卡娅译为俄文,1956年艺术文化出版社出版,1960年和1963年先后被译为哈萨克文和拉脱维亚文出版)、朝鲜(徐庭弼译,1958年平壤出版)、德国(Lena Frender译,1979年东柏林出版)等国翻译出版,其中,捷克、法国和德国的译本均直接由伊·万金的英译本转译.

《骆驼祥子》在海外的研究

随着《骆驼祥子》的翻译与传播,相关的研究在美国、前苏联、日本、法国等国相继展开,成果颇丰.日本老舍研究会、欧洲老舍爱好者协会、美国老舍研究中心纷纷自发成立,《骆驼祥子》多次成为海外各大教育机构教授中文的文学教材和研究文本.1980年代以后,海外的老舍研究者与其中国同行以及老舍家人联系紧密,互动频繁,在历次老舍国际学术研究会上的表现活跃,有关《骆驼祥子》的书评、论文和著作层出不穷.《骆驼祥子》在海外的研究和接受,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

一是关于祥子悲剧命运的探讨.小说传播之初,有美国书评尝试从社会层面解读祥子的凄惨遭遇,认为“中国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政治或军阀势力,而是长期以来的社会不公和经济混乱,像祥子这样善良和品行端正的人,却只能凭借其异乎寻常的民族性格而苦苦求生”.前苏联的评论更注重祥子的底层身份及其象征意义,认为小说“通过车夫祥子那无比艰辛的一生,折射出一座大城市的命运”.新加坡学者王润华将祥子悲剧总结为“锁在环境中不得不堕落”的主题,“祥子个人奋斗的一再失败,使他由绝望走向堕落,由想征服环境而终于被环境征服了,与命运搏斗而终于向命运投降”.

二是关于北京民俗传统的研究.当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印象还停留在长辫大褂的时候(伊·万金版《骆驼祥子》英译本插图中的女子戴着清代头饰,男子留着长辫子),《骆驼祥子》的文本向他们展示了当时北京人的真实生活场景:“冬夜里低等小茶馆中喝茶的车夫们;祝寿和春节的庆祝;贫苦百姓的原始迷信的医疗手段;以及所有北京人包括穷人富人的家庭生活”.老舍对北京传统文化和地方风俗的描绘总是信手拈来、不露痕迹,因此他的海外读者并不感觉隔膜或难以理解.日本的北浦藤郎说,“车夫祥子被描写得栩栩如生,手脚的动作,跑的姿势,都令人读来如同目睹,连体臭都闻得见.”

三是关于《骆驼祥子》与其他作品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影响研究不仅从狄更斯、康拉德等西方作家对老舍的影响中展开,如梁耀南的《老舍和狄更斯——一个文学影响与平行研究的个案》,也涉及到老舍对其他作家的影响,如王德威的关于老舍的幽默手法对当代台湾文学的影响分析.平行研究一方面体现在老舍与外国作家的比较,如尾坂德司对老舍与夏目漱石的英国文学渊源与相似文学风格的探讨,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与中国作家的对比研究中,如杉野元子对老舍与萧乾同为贫民出身、旗人后裔、赴英执教、与基督教关系密切等诸多方面的细致比较分析. 四是关于《骆驼祥子》艺术成就的研究.夏志清认为小说与现实紧密结合,在叙述技巧、人物刻画和语言运用方面超越了老舍之前所有作家的创作.有学者注意到了《骆驼祥子》较之老舍前期创作的改变,“故事、象征、主题,小说中这三个要素被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相得益彰”,“老舍早期的作品有为幽默而幽默的缺点,但在《骆驼祥子》一书中,一扫积弊,风格敦重,文字凝炼,没有一句废话.”波兰汉学家斯乌普斯基将《骆驼祥子》视为老舍创作情节结构设置到达成熟阶段的代表作.匈牙利汉学家冒寿福则从北方方言土语的运用、欧化语法的影响、成语、歇后语、谚语、熟语等修辞方法分析了小说的语言成就.

《骆驼祥子》海外接受的影响因素分析

《骆驼祥子》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不仅构成了老舍与西方文学界对话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互动关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在不同的时代里,意识形态、文化视野和学术传统等外部因素,有时盘根错节,有时此消彼长,在不同国度、不同学者身上发生着程度不一的影响,《骆驼祥子》也因此获得了多元的文学解读.分析其海外接受的影响因素,将为在跨文化语境中内涵不断增加的老舍创作展开一条新的阐释路线.

《骆驼祥子》的海外接受主要受到了三个方面的影响:

一是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最显著的例子是1945年伊·万金版《骆驼祥子》的翻译与传播个案.当时正值“二战”刚刚结束,美苏两个大国“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展开激烈争夺,面对苏联频频邀请中国文化名人访问的举动等美国外交界的一些‘明智之士’也把目光转向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等老舍和曹禺能充分代表中国正义和进步的文学事业”,成为其邀请访问的最佳人选.事实上,老舍于1946年3月受邀正式访美并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骆驼祥子》英译本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有为这次出访作前期铺垫的政治意图(这也能部分地解释当时美国主流媒体对于该小说的频繁宣传和极力推荐),而老舍高超的艺术技巧和祥子曲折的奋斗故事,正好满足了此时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完全陌生的美国大众与评论界的阅读期待,《骆驼祥子》的文本魅力也因此在美国得以完美呈现.

二是地域文化和学术传统.这一影响因素在日本的老舍研究中尤为明显.日本与中国文化的历史渊源以及日本战后平民生活与老舍作品里市民生活的接近,使得老舍拥有众多日本读者,不同于欧美读者的遥远观看,他们更多了几分身临其境的感同身受与自我反思.曾经翻译《骆驼祥子》的冈本隆三说,“《骆驼祥子》深入地渗透于日本人民中间等不管什么人,他的内心里或多或少都存有祥子的奴隶个人主义等《骆驼祥子》在日本拥有大量读者,因为它影射了日本现实中的尖锐化问题.”同时,相对于美俄学者所擅长的宏大思考,日本民族踏实严谨、注重考据的学术传统也使他们的老舍研究虚少实多,论证细致,保持着一种贯穿始终的审美标准和务实学风.如1995年牛岛德次《老舍(骆驼祥子)注释》出版,对小说中的北京方言词汇进行实地考证,发掘整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正是日本严谨务实的学术传统在老舍研究中的一种呈现.


三是研究视野与学术偏好的影响.面对同一部《骆驼祥子》,法国学者巴迪更多地看到了老舍与满族、与北京的关系,认为“老舍终其生是在力图挽救一个正在消失的世界”,倾向于把老舍小说当作文化史、民俗学史来读.德国学者顾彬注意到了《骆驼祥子》中文版的不同版本,“这部小说以不同版本流传下来,也就向不同的诠释可能都敞开了”,并以小说第一版的结局为据,展开对“个人奋斗与民族解放”主题的挖掘,认为“拒绝个人奋斗者骆驼祥子就是拒绝当时通行的‘五四’个人主义”.

(谢淼,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周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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