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宗教性的总结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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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儒学是否为宗教,一个争论已久的话题.清朝末年,康有为就率先提出儒学宗教论观点,但是蔡元培、章太炎、陈独秀等学界名流纷纷撰写文章予以批驳.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产生,第一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力辩儒学不是宗教,第二代人物唐君毅、牟宗三等基于与西方文化抗衡与护持中国文化精神的心结,开始以新的视域认识、掘发、诠解儒家、儒学中所蕴含的宗教精神.第三代人物杜维明、刘述先等,对神性与人性、道德精神与宗教精神、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内在超越与纯粹超越的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本文将从近代以来学者的思考中反思与总结儒学是否为宗教的看法.

【关 键 词 】儒家；宗教；康有为；新文化运动；新儒家

儒学是“学”,还是“教”?倘若是“教”,那么,它是“教化”之“教”,还是“宗教”之“教”?儒学是否为宗教,这是一个争论已久的话题,虽然每一次争论都未能取得一致看法,但是继续深入讨论这些问题,对于认识儒学的本质及其功能很有意义.早在19世纪末,中国学术思想界就曾展开过一场激烈的论证,而一直到现在的新儒家,也没有人得出一个令所有人都信服的结论.

清朝末年,康有为就率先提出儒学宗教论观点.1898年,康有为就在其名噪一时的《孔子改制考》一书中,就儒教的产生、发展,以及儒教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用今文经学的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在书中不断出现“儒教为孔子所创”、“孔子创儒教改制”、“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鲁国全从儒教”、“儒教遍传天下战国秦汉间尤胜”、“武帝后儒教一统”等字眼,把“述而不作”的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素王”,把儒学创始人孔子奉为“万世教主”,把儒学改造为“儒教”,把儒学发展史描述为与欧洲基督教的发展相类似的儒教史.从而不仅说明儒学是宗教,孔子是儒教的教主,而且也说明儒教是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全民信仰的“正宗大教”.至此,中国近代史上开始掀起了一场颇具影响的儒学宗教化、国教化运动.

1898,康有为在《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写道,孔子是儒教的创始人,是“文明世之教主”、“改制之教主” .1903,他又在《中庸注》中提到：“孔子即改制创教,弟子传道遍天下,或为卿相而立法,或为友教士大夫而变俗.”即,儒教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广泛教徒的宗教.然而,康有为出此言论另有目的,他是为了证明孔子亦是一位“维新派”,从而得以打着孔子“托古改制”的金字招牌,为自己的变法改革寻找根据.不久,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首先什么是宗教?梁启超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说言简意赅地指出：“所谓宗教者,专指迷信信仰而言,其权力范围乃在躯壳界之外,以魂灵为根据,以礼拜为仪式,以脱离尘世为目的,以涅天国为究竟,以来世祸福为法门,诸教虽有精粗大小之不同,而其概则一也.”“窒人思想自由”,孔子之教 “其所教者,专在世界国家之事,伦理道德之道,孔教所以特异于群教者在是”也就是,尽管宗教的表现形态多种多样,但它们在“迷信信仰”是一样的,使人愚昧“非使人进步”,而儒家教人以“伦理道德”,从而断言“孔教之性质与群教不同”.在梁启超的另一篇《从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中,他认为“孔子始终未尝自言为非人,未尝以神通力结信于其徒”.

与此同时,康有为的另一弟子陈焕章接连发表文章,在《论孔教是一宗教》一文中据理力争地阐述道：“孔教之为宗教也,数千年于兹矣”. 在《论中国今日当昌明孔教》中,陈焕章继续强调：“孔教者,中国之灵魂也.孔教存则国存,孔教昌则国昌.”（6）并联合严复、夏曾佑等人以孔教会的名义,向参、众两院提出“请定孔教为国教”的书.

在儒学宗教论及立孔教为国教的声浪中,蔡元培、章太炎、陈独秀等学界名流纷纷撰写文章予以批驳.在《新青年》3卷8号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孔子非宗教家,等而所言者,皆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之范围.”“自狭义宗教言之,必有神秘思想,而孔子又无之”这篇《致许崇请信》,便出自蔡元培的笔下.章太炎也在《国学概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孔子很重视祭祀等事,但“‘祭神如神在’的‘如’字已明白告诉我们是没有神的.”孔子的功绩在于“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以文尊孔子.“犹匠师之奉鲁班,缝人之奉轩辕,胥史之奉萧何,各尊其师”；在《驳建立孔教议》一文中,章太炎说,若说孔子为教主,“是则轩辕、鲁班、萧何亦居然各为教主矣”.至于陈独秀,他则坚决反对反对定孔教为国教.他指出,由于孔子生活在一个古代宗教思想未衰的时代,所以有时他也“言天言鬼”,但那不过是“假借古说,以隆人治”.在《答俞颂华》中,陈独秀阐明了自己对于“孔教”二字的看法.他认为,这无非就是“借古说以伸己意”,并非“宗教家所谓有命令的、拟人格的主宰之神”,即如他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中所言一样,“孔教绝无宗教之实质与仪式,是教化之教”,“所谓性与天道,乃哲学,非宗教”.

然而蔡章陈等人如此反对将孔教定为国教并列入宪法的直接原因和政治背景就是袁世凯在全国各地大肆尊孔复古为其复辟帝制做舆论宣传, 新文化运动做为一场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必然要反封建,当然矛头所向孔教,强烈统治阶级企图有儒家的“三纲五常”掩盖其统治本质.

新文化运动以后,西方思想在中国的影响力日渐扩大,由当时的社会文化精英率先接受,然后一步步传输给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时,新儒家哲学思辨兴起.新儒家之所以“新”,如方东美所说：“返宗儒家,融合中西哲学,以建立新儒学”.当代新儒家的共通点是：一方面致力对儒、释、道三家作出新的诠释及应用,另一方面把西方哲学思想融会在中国传统智慧之内,从而肯定中国传统哲学也可发展出与科学等现代思想.

第一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梁漱溟肯定西方科学与宗教有不解之缘,着力讨论中国文化何以没有产生科学与的原因.熊十力亦力辩儒学不是宗教,严格划清儒学与宗教、儒学与佛学的界限,批评佛教反科学,强调儒学中包含有科学、等等.盖因为他们面对的、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西学最有价值的是科学、,中国文化或儒学中却没有.

当代新儒家的第二代人物唐君毅、牟宗三等,基于与西方文化抗衡与护持中国文化精神的心结,开始以新的视域认识、掘发、诠解儒家、儒学中所蕴含的宗教精神.如唐君毅所写,“儒家讲极高明而道中庸,使超世间与世间不二,而肯定一切人生人文的价值.儒者不是只有干枯的神的观念,而是通过“仁”的流行,通过人与天、人与人的精神感通以见神,体验神境.儒者的宗教情绪、宗教精神,是通过我们对人伦、人文之爱,通过社会历史文化活动而生发建立的.唐的思想,肯定自觉能通贯到超人文境界之人文精神.唐君毅在《中国未来之文化创造》中,充分肯定了儒家之人重于文,由人文世界,以通超人文世界之天心天理的修养之路.

第二代新儒家如此努力地掘发儒学资源中的宗教精神价值,概因他们觉得西学最有价值的是宗教,中国却没有宗教的传统.

当代新儒家的第三代人物杜维明、刘述先等,对神性与人性、道德精神与宗教精神、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内在超越与纯粹超越的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尤其阐发了宋儒“身心之学”、“自我”观念与自我实践过程中的本体论意蕴和伦理宗教的特质,把儒家资源中超越外在的天道与俗世生活、自我反思连在一起.譬如刘述先在其《儒家宗教哲学的现代意义》一文中,指出“判定孔子虽然不信传统西方式的上帝,并不表示孔子一定缺乏深刻的宗教情怀,中国传统对于“超越”的祈向有它自己的独特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