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书社会部类编纂如何适应新形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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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志书记述人类的社会活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侧重点.清代以前的旧志,受“为帝王将相做谱牒”的传统史学影响,偏重政治.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形势和为了彰显新方志与旧志的不同,志书编纂过于强调经济部类.在关注民生的时代背景下,社会部类的编纂应趋向重视和更为全面.对于社会部类所涉及领域深刻而巨大的变化,社会部类编纂者应按存史的要求增加记述内容,应从科学性的角度提高编纂质量.

[关 键 词 ]关注民生;存史;科学性

志书社会部类记述政治、经济、类记述内容之外的社会活动及社会现象,包括人民生活、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民政、民族、宗教、风俗、方言等内容.伴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部类所涉及的领域也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这都给志书编纂带来了新问题、新情况和新挑战.社会部类编纂如何适应新形势,值得思考.

一、应从关注民生的时代背景重视社会部类编纂

清代以前的旧志里,修志者没有明确的社会部类记述意识,出于全面保存乡邦民生资料的目的,有关社会部类的记载主要通过风俗、民间抚恤和救济等志书门目,而其中又以“风俗”一门较为集中地记述了社会生活的内容;民国时期,随着封建忠君思想、封建迷信思想及封建旧俗的破除,民国方志有了记述社会民情的自觉意识,这一时期出现了社会志、社会略等称法.如黎锦熙纂民国《洛川县志》设有社会志,顾颉刚、傅振伦等主纂民国《北碚志》设有社会略;新中国首轮修志出现了社会部类的提法,1985年颁行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指出“新方志应当系统地记载地方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但修志界对志书设社会部类有不同认识,有人主张保留社会部类,称为社会生活部类,有人主张将社会部类取消,把相关的内容归入政治、经济、类.直至2006年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指出“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从而确立了社会作为志书内容一大类的地位.

志书记述人类的社会活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侧重点.清代以前的旧志,受“为帝王将相做谱牒”的传统史学影响,修志者同习惯于大尺度地描述政治大变化和社会大动荡的历史学家一样,追逐于政事、官事、大事,偏重政治,社会部类相关内容主要是风俗、方言等;民国时期,没有了君主专制制度,社会风气为之一变,修志更加注意载录民情风俗.民国35年(1946年),内务部颁布《地方志书纂修办法》附《各省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规程》中提及征集资料范围包括各地民俗歌谣、私家谱牒,应调查事项包括人民的宗教信仰等状况.民国时期一些志书对社会志的相关探索,为新方志社会部类打下了基础,也说明了新方志社会部类的设立与界定,有其历史渊源;20世纪80年代初自首轮修志开始,相较于其他部类,社会部类扮演的是一个被忽视或弱化的角色.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社会部类概念上界定不清,方志记述内容除了自然之外,都属于社会的范畴,内涵极其广泛.而记述政治、经济、类记述内容之外的社会活动及社会现象,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约定俗成,哪些社会活动及社会现象是在政治、经济、类的记述之外仍不能完全确定,修志者编纂时一般采取回避的态度,能不设就不设,能暗设就不明设;另一方面是由于志书“主持、编修”的模式,编修的地方志资料大都来源于各个政府部门,而社会部类相关内容如民俗、方言等找不到承编单位,造成社会部类资料单薄、内容缺失、记述肤浅,编纂时力不从心.除此之外,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形势和为了彰显新方志与旧志的不同,志书编纂时过于强调经济部类,社会部类被弱化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关注民生的时代背景下,对社会部类的编纂应趋向重视和更为全面.寿鹏飞早在《方志通义》中提出:“方志立言当从平民立场,乃得痛陈疾苦,盖志为地方人民而作,故其为体,勿染官气,勿尚时趋,勿导游观,勿贡谀佞,勿掺新奇学说,勿蹈文人习气,务在能见远大,有裨地方风俗民生.”(1)民情的记载、民生的关怀应是志书的重点.当前,就业、城乡居民住房、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保障等诸多民生问题都与社会部类密切相关,方志工作者应重视社会部类编纂,关注人民生活,关注民间社会,立言从平民出发,修志为人民而作.社会部类的编纂有必要从广阔的民间社会寻找素材,依靠社会大众生活材料的整理和研究,详尽地记述当地的社会生活,包括人民生活、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和方言等等,尽量摄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反映出来的事物,使志书社会部类成为观察一个地方社会生活的窗口.

二、应按存史的要求增加社会部类记述内容

志书是当代人记述当代事物的一种文化事业,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等功能,其中,存史功能,是志书第一位的功能.宋代著名学者乐史曾这样赞誉地方志:“不下堂而知五土,不出户而观万邦.”考察一下我国现存的8000多种旧志,就会发现,它们之所以能经历上千年历史沧桑而留传至今,并非成书之时起了多大的资政、教化作用,而是因为记载了大量的地方史实.“地近易核,时近易真”,志书门类齐全、信息量大、涵盖面广的特征,无疑为史学研究和其他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有价值的资料.

从存史方面而言,对志书内容记述的要求是古今均详.由于旧志对当地各个时期的事物情况均有不同程度的记载,因而新志书为避免重复旧志,对旧志已记载过的历史情况只需作简要的追述,不必全部照抄,新志书的重点应放在“详今”.按照这一要求反观社会部类,缺少对实际内容的记述是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志书在记述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变化时,对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的经济体制改革如农村、工业、商业、金融、流通、供销合作等方面的内容,都有众多记述,但对城市化进程、服务型政府建设、就业观念和方式的变化、时尚消费、现代收入、流动人口生活、社区生活、各阶层生活的比较等内容,反映缺失.社会生活是改革开放影响最为深远的领域,志书对这一领域的记述却最不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志书记述内容的缺失或肤浅零散,无疑会给存史带来诸多困难.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部类对实际内容记述缺失,存史方面不足,与社会部类编纂资料欠缺有很大关系.志书编修的资料大都来源于各个政府部门,首轮修志社会部类多数内容就没有政府部门可以依托,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有更多的新内容需要入志,政府部门即使能够提供有些内容的资料,也存在资料不全的问题,其他没有政府部门依托的内容,则完全依靠编纂者的认知水平和搜集资料的能力.

社会部类编纂应按“存史”要求,搜集、整理、保存大量反映地情的完整系统的历史资料,从而增加记述内容.在编纂年鉴为修志积累资料的同时,应考虑建立方志资料搜集制度.历代修志,资料工作始终是一项重要工作,但各地修志的资料,多数是修志启动之后才开始搜集,明清修志鼎盛,也没有定期搜集资料的制度.方志资料边修边收,其直接后果就是编纂之时,资料欠缺,许多资料已经流失,无法找到.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认识到资料搜集工作的长期性,提出了设立专门资料搜集机构负责日常工作的设想,他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中提出“州县之志,不可取办于一时,平日当于诸典吏中,特立志科.佥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以充其选;而且立为成法,俾如法以记载,略如案牍之有公式焉,则无妄作聪明之弊矣.积数十年之久,则访能文学而通史裁者,笔削以为成书,所谓待其人而后行也.如是又积而又修之,于事无劳,而功效已为文史之儒所不能及,所谓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遗志也.”(2)在这一方面,统计部门的做法可以参考,除能够找到部门、单位承编的内容外,一直没有承编单位的内容就应当建立专项的方志资料搜集制度,规范资料的搜集项目与具体内容.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由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首创,现已在全国多个省、市铺开的地方志资料年报制度已成为地方志资料征集制度化、常规化的重要探索.

社会部类按“存史”要求,增加记述内容,地方志部门除了主动深入社会,有效组织力量搜集资料外,还可以拓宽思路,与高校合作.在社会分工日趋细化、文化传播媒介多样化、信息传输迅捷化、受众需求多样化的形势下,地方志机构或政府部门难以掌握大量行业、社会方面的具体数据与资料,需要争取社会力量参与做好地方志资源的搜集、整理及开发利用,可以与高校开展修志、资政两用的社会课题调查,从“部门供稿”到“多方考证”.这种实证方法对于社情民意,特别是民生民情记述尤为必要.在2004年7月,杭州市萧山区地方志办公室邀请浙江省社科院、浙江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华中科技大学200多名师生针对萧山的社会群体、社会阶层生活状况,开展16个社会课题调查,形成300万余字的《萧山市志社会课题调查》,作为《萧山市志》社会课题调查卷单卷出版,这既增强了地方志资料来源的广泛性和内容的科学性,又有效地充实了地方志数据库,提高了地情资料的学术层次.


三、应从科学性的角度提高社会部类编纂质量

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修志伊始,在中国史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胡乔木指出:“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继续编写地方志.”(3).在第一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他又指出:“地方志的编纂者要逐步地提高地方志的科学水平”(4).地方志书要成为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需要体现科学性.

古人以好古博物为尚,以记诵多闻为高,反映到修志上,便是广搜博辑,抄录成书.而这种修志的结果,也使志书如同类书,只能用作资料.对纂辑、考据之弊有深刻认识的章学诚认为,考据和纂辑之学“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5),他深痛志书“外史规矩荡然,摘比似类书,注记似簿册,观者茫然,莫知其宗旨”.(6)在编写《和州志》时,他设立了《文征》,将诗文资料分立于志书之外;在编写《亳州志》时,又设立《掌故》,将制度文献分立于志书之外;晚年,又将这些主张总结为《方志立三书议》.对资料的搜集、考证、编排和提炼过于看重,并非方志学界的发明,19世纪德国史学家兰克,就主张史学家之基本职责在于搜讨、考证和编次史料,让史料自己说话.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更提出了“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口号.其实,编修地方志,不是为了汇集文献资料,而是要对地方社会情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进行全面记录.资料再全面也不是系统的知识,资料考证再精确,也不能反映新的知识背景下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新认识.志书编纂必须以资料为依据,也必须经过资料工作的过程.但是,修志绝不能只停留在资料工作阶段,志书也不能仅仅是资料的汇集.志书应实现其科学追求,应反映规律,要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运用新观点、新方法,科学分析和认识地情.

从科学性的角度来看,为提高社会部类编纂质量,社会部类编纂应符合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特点突出、文风端正、声像并茂等要求.其中,特点突出强调记述深度,记述内容应反映规律,以防止志书“千志一面”.在这一方面,对动态事物缺少关注和过多静态记述,记述深度不够,显示了志书社会部类编纂质量的缺陷.从宏观角度看,社会发展变化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转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改善和提高.受宏观因素的影响,微观层面的变化更为显著.从思维方式、心理状态到社会风气、民情习俗,从人口构成、婚姻状况到社会阶层、家庭结构,从消费购物、休闲娱乐到商业经营、服务模式,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类似于互联网这样一个已经对全球文明产生巨大影响,既深刻改变了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格局,又与人们日常生活工作息息相关的新事物,迄今却还没有引起方志界的重视,社会部类编纂时缺少对这样一些急剧变化的动态事物的关注.在进行因果记述、点出背景、写出关联、把静态记述变为动态记述方面,社会部类编纂时也做得不够.医保方面就经历了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体制、药品流通体制三项改革和新农保等阶段.编纂者应关注急剧变化的动态事物,应重视对事物发展演变背景的记述,要把站在部门、行业的角度改为站在社会的角度,站在社会发展变化的高度,这样才能写出历史的深度,使志书特点突出,从而提高社会部类编纂质量. 从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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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角度提高社会部类编纂质量,编纂者还需要借鉴和运用社会学学科理论和研究成果.社会部类的编纂者,首先要对社会学学科理论、方法和成果有一定的认识和实际运用.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学一度被取消,人们的社会学知识普遍缺乏.20世纪70年代末恢复重建社会学后,不少史志学者尝试运用社会学的调查方法考察地情、研究地情,取得了不少成效.当前,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管理、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等内容是志书社会部类编纂亟待关注的,社会部类编纂者需要为掌握社会学知识、借鉴社会学研究成果下一番功夫;其次对社会学学科理论与志书社会部类编纂两者的异同,要有比较清晰的了解.不能简单地套用社会学学科理论和方法来替代志书社会部类的编纂.社会学是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按照社会学,群体组织包括家庭、社区、乡村、集镇、城市、部落、团体、文化社团等,社会阶层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等,社会管理包括民政、劳动、人事、社会保障、人口、民族宗教、侨务管理等,社会生活包括人民生活、社会风俗、方言等,当今社会问题包括就业、犯罪、环境污染、人口、移民、暴力、分配不公、贫困等,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小到几个人面对面的日常互动,大到全球化的社会趋势及潮流,范围较之志书社会部类更为广泛.地方志应该有自己的学科体系,有自己的编纂体系,社会学所研究的对象、方法、成果只应是地方志书社会部类编纂需要吸取的营养.社会部类内容的记述应站在社会层面,站在社会发展变化的高度,甚至有的内容应从志书的整体上予以体现,编纂者不应“削足适履”,完全按照社会学学科的框架,以社会学的分类去谋篇编纂.

注释:

(1)寿鹏飞:《方志通义》,第6页,1941年铅印本.

(2)张树纂辑、朱士嘉校订:《章实斋方志论文集》,山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3年重印本.

(3)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

(4)《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1987年第1期.

(5)章学诚:《与汪龙庄书》,《章氏遗书》卷九.

(6)章学诚:《和州志前志序例下》,《文史通义》外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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