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中国的外交哲学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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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今正值中国崛起,构建一套系统的、完整的、内在逻辑一致的,并具有外交理念的中国外交哲学不仅必要而且可能.本文回顾了国内学者有关外交哲学或中国外交哲学的文献和概念认知,指出外交哲学实质上是国家政治哲学的延伸,即国家政治哲学在外交领域中的体现.文章阐述了中国崛起对于构建外交哲学的三大背景性意义,构建中国外交哲学的理由及方向,以及几大相关性原则问题.

关 键 词 中国崛起 中国外交哲学 构建

中图分类号:Ｄ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７）0１00２９３６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当前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处于崛起进程之中,中国外交也因此面临着一系列全新的课题.一方面, 中国崛起使得国际政治权力结构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并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日趋上升,在世界上的利益面不断扩展,原来一些与我们并无多大关系的地区、领域和问题变得与我们紧密相关,但由此也引发了许多需要解决的新矛盾.另一方面,崛起既给世界带来了新的“中国机遇”,也使许多国家对一个在国际政治权力结构中日益强大的中国抱有种种疑虑甚至恐惧心理,花样翻新的“中国威胁论”正是出于这样的疑虑或恐惧心理；但同时,崛起也给中国带来了世界责任,并使得长期以来中国处于“弱势地位”时未能得到表达的世界理想有了表达的机会,还使中国有了去表达意愿、承担责任以及实现世界理想的能力和手段.在这种崛起背景下,面对新的外交任务和挑战如何构建具有外交理念基础性、世界观系统性以及长期稳定性的、新型的中国外交哲学,就不能不提上我们思考的日程.而中国过去虽有许多外交哲学的观念,但一套系统的、完整的、内在逻辑一致的外交哲学却不曾有过.如今,正值中国崛起,构建一套系统的、完整的、内在逻辑一致的外交哲学不仅必要而且变得可能.

一、文献回顾与概念认知

中国过去有外交政策、外交方针、外交战略、外交原则以及外交思想等种种提法,但几乎不见“外交哲学”的提法和研究.而近些年来,外交哲学和中国外交哲学已经成为国内一些国际关系学者所讨论的问题,这象征性地反映出了崛起的中国对一种基础性的外交哲学理念的需求.除了笔者自己几篇短文外,在此,有必要回顾一下相关的文献,以继承其成果、检讨其不足、认清其问题,为在崛起背景下系统地构建中国外交哲学作出参考.

基辛格的《大外交》一书大概是国内学者较早看到的论及外交哲学的书,在本书中他提出要从“外交哲学”的高度来把握国际关系,并对现实主义外交哲学观念做了发挥.[１]“用基辛格博士的话来说,就是要有‘外交哲学’,而不能仅限于把外交事务单做‘行政问题’来处理”,[2]但作为外交史著作,“外交哲学”不是它的主题,书中也未加以细致阐发.

国内学者关于中国外交哲学的文章首先来自一场学术争论.1998年第2期的《战略与管理》杂志发表了喻希来、吴紫辰的文章《世界新秩序与新兴大国的历史选择》.此文引出了张睿壮教授的争鸣文章《中国应选择什么样的外交哲学?――评“世界新秩序与新兴大国的历史选择”》,而喻希来又对张睿壮的批评作了回应,发表《外交哲学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答张睿壮先生》一文.

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到底应该奉行现实主义的外交哲学还是理想主义的外交哲学,中国外交是应该信奉权力和国家利益,还是应该与此同时强调中国的道德理念.且不管孰是孰非,可惜的是,争论双方对于“外交哲学”以及“中国外交哲学”缺乏深入、系统的学理探讨基本上陷于西方语境中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外交理念之争.但就像晚清时期的海防与塞防之争一样,这场争论的预设背景仍然是中国在国际上的权力及地位的弱势处境.如果中国“崛起”而为排序世界前列的强国了,思考中国外交哲学问题的思路大概就会改变.对于双方的争论,韦正翔在《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2期发表《外交哲学的两难》一文,对美国以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和以威尔逊为代表的理想主义这两种外交哲学进行了梳理,认为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它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道德和国家利益的问题,都不乏真知灼见,并指出,这对于给开放的中国提提供一种外交哲学应是有益的启示.[3]

《战略与管理》也成为了讨论中国外交哲学最多的刊物.该刊2001年第1期又发表时殷弘与宋德星合著的文章《21世纪前期中国国际态度、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4]时殷弘则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上发表《风物长宜放眼量――论中国应有的外交哲学和世纪性大战略》.作者提出,“作为一个应有长期性国际政治抱负的大国,中国需要有某种从长远来看合理的和有利的外交哲学”.这里的疑问是,何为“合理的和有利的外交哲学”?作者又言,“它一方面足以在政治文化意义上构成经久扎根于全民族意识的对外传统；另一方面能够在基本政策意义上成为（或经过简易的推理便能导出）整个历史时期内的最佳大战略,据此开发、动员和运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精神资源来实现其根本的对外目的” .[5]如果说这前半句话的认识是深刻的,那么这后半句话则说的不是外交哲学本身的问题,而是中国的“世纪性战略选择”.作者又阐述了中国应该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和创新型国家这“双重的自我认定取向”,并将这一点与另外两点,即“根本性的国家目标”（必须在既定的基本环境中追求实现和保持基本安全、基本富裕,并且争取逐渐成为 世界强国）和“中国的世界态势”（即对西方发达国家既有防范又有斗争也有协调和顺应,而且协调和顺应总的来说应多于防范和斗争）并列为“中国在21世纪应有的外交哲学”.客观地说,作者没能区分中国外交哲学和中国国际战略及外交策略的关系,关于“中国的世界态势”在名称上也令人费解.

针对前些年成为舆论焦点的“对日新思维”主张,张睿壮在2003年第12期的《世界经济与政治》上撰文《“搁置历史”还是“出卖历史”――从“对日新思维”看中国的国民性和外交哲学》,[6]主要批判了那种无条件让步的软弱的外交哲学,再次强调了他一贯认定的注重实力、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外交哲学.

直接以中国外交哲学为题的论文,还有刘晔、丁乔在《探索与争鸣》2001年第7期所发表的《中美关系与中国外交哲学》[7]与门洪华在《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4期所发表的《中国外交哲学的演变》.[8]前文由于全文没有注释,而文中的许多话语以及核心观点直接照搬自于时殷弘《风物长宜放眼量》,无疑有抄袭和剽窃之嫌,学术贡献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后文表明要“从哲学的视角剖析中国外交思想及其实践,从哲学观、时代观、秩序观、格局观等方面剖析中国外交哲学的基本内容,从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多边主义与双边主义相结合等方面论述中国外交哲学的具体表现,以求深刻把握中国外交的脉搏”.但文中所表达的“从哲学观来剖析中国外交哲学”或论述中国外交哲学的“哲学观”属于同义反复,而且文中又说“外交哲学思想无疑是最具有深远影响力的软实力,构成了一国外交哲学思想基础和现实判断背景”,其同义反复所显示的逻辑混乱可见一斑.在写作思路上,该文又有明显套用范文于2001年发表在《北京行政学院学报》上的《应当重视对中国外交的哲学研究》[9]一文的痕迹,因为范文的这一文章也表明要从哲学上认真研究中国外交的许多问题,包括中国外交的时代观、价值观、主体观、方法论、思维观、人权观和前进观等.这里的问题是,“从哲学视角”剖析中国外交,或者说对中国外交进行哲学研究,就等同于中国外交哲学吗?显然不是.而作为外交政策的多边主义或双边主义,是不管信奉什么样的外交哲学的国家都可以采用的,与外交哲学又有何联系呢!

此外涉及外交哲学或中国外交哲学的文章还有许一多、周俊峰发表于《长白学刊》的《实用主义：美国的外交哲学》,[10]说的是美国实用主义的外交哲学观；以及郭学堂发表于《国际观察》的文章《国际主义与中国外交的价值回归》,[11]其中一部分专门论述了“国际主义与中国的外交哲学”,强调了“和合”等传统文化价值观对于中国外交哲学的意义.

在专著方面,赵汀阳的《天下体系》[12]由于主要探讨了返回世界舞台中心后的中国的世界观念、世界责任和世界制度等政治哲学问题,可以看作一部中国外交哲学著作.最早致力于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的学者叶自成教授在其著作《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13]明确地使用了“孔子的外交哲学”、“孟子的外交哲学”、“老子的外交哲学”和“庄子的外交哲学”等提法,并对其内容作了阐述.

当然,以上文献只有少数几篇对外交哲学做了概念上的界定,表明作者对外交哲学概念的认知,但这些认知有得也有失.其中门洪华文中认为,“一般而言,外交哲学指的是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对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具有长期指导意义的政治哲学思想或价值观念” .而与之相区别,“外交思想则更加直接地代表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对外意图和该国的总体利益”.许一多、周俊峰的文章中则更简单地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都有自己的哲学指导思想,这就是该国的外交哲学”.这里,前一种说法将外交思想与外交哲学分开过于随意和勉强,没有外交思想怎么能有外交哲学呢?其对外交思想的表述则更经不起推敲.而由于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所以也不能将外交哲学定义为只是“政治哲学思想或价值观念”,而不顾其方法论涵义.后一种说法也似是而非,因为事实是,每一个国家的外交都有可能受某种哲学理念的指导,但大多国家却并没有自己的外交哲学.这里的问题在于,哲学是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像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哲学观念但并非都是哲学家一样,每一国家的外交背后都存在哲学观念,但大多并不系统,所以也就没有外交哲学.本文之所以要立意构建中国的外交哲学也基于此种认识,而并非要去构建已经存在的东西.虽然在日常语言中,零散的甚至内在不一致的“外交哲学观念”也往往被等同于“外交哲学”,但作为学理探讨的基础,必须明确“外交哲学”是“外交哲学观念”的系统化.此外,范文在《论外交哲学》一文中从外交学、哲学和外交哲学三者研究范畴的关系和学科分划角度论述了对外交哲学的认知,指认“外交哲学是外交理论和政策的灵魂”,但未能揭示外交哲学的本质含义.

一般而言,外交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对外交往活动,又是“政治的延伸”,因此,外交哲学实质上是国家政治哲学的延伸,即国家政治哲学在外交领域中的体现.国家政治哲学的不同,正是不同国家产生不同的外交哲学的基本原因.而国家政治哲学的核心是对国家本质的认识,以及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性质的认定,如国家是理性自私的还是可利益共享的,是能够和谐共处的还是必定为权力和利益而斗争“至死方休”的.外交哲学与外交政策、外交战略、外交策略等概念的根本区别在于,外交哲学具有外交理念基础性、世界观系统性以及长期稳定性.崛起的中国面对一个更加纷繁复杂的世界,所需要的正是去构建这样的一套外交哲学.

二、中国崛起的背景性意义

由于过去并不存在一套系统性的中国外交哲学,而且时代和国际环境也已经发生很大了变化,我们现在探讨中国外交哲学的构建正是以中国崛起为背景的.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基于中国崛起这一背景,我们的外交局面、任务、能力、责任、目标和理想等都将大不一样,我们的外交哲学观念也就包含不同的涵义.简言之,中国处于崛起的时代,当然需要与未崛起时代不同的外交哲学.因此,中国崛起对于如今我们构建中国的外交哲学,就具有背景性意义.

但由于对“崛起”概念的理解不同,国内外对中国是否正在崛起或已经崛起存有很大争议.而对于我们要构建中国外交哲学来说,弄明白这一点又是基础性的工作.那么,如何界定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崛起”才比较恰当呢?这里有三点需要分辩：一是“在国际体系中”.如果一国尚未进入整体的国际体系之中,甚或世界尚未构成一个体系,那么无论一国的力量再如何强大,也对世界的其他地区缺乏直接和深切的影响,并且与其他地区的国家不具有联系和比较的意义,比如古代中国的汉唐之于西方,或罗马帝国之于美洲的印第安人国家,那么“崛起”就无从谈起.人们总是从某一具体的国际体系来谈国家崛起的.二是,一国的力量（综合国力）达到国际体系中的“世界前列”水平.这是崛起的一个绝对性指标.虽然有些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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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以上三点来对照中国――这个已经是全球性国际体系中重要成员的国家,在近30年来经济增长速度居于世界首位,1979-200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国民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14]根据阎学通教授的研究,如今中国的综合国力（综合实力）地位排序已经是世界第二.[15]这样,“中国崛起”已经是一个事实性的判断.

之所以要强调中国崛起的背景性意义,在于崛起为中国外交哲学的构建解决了三大基本问题：其一,解决了外交哲学的时代性特点和为什么目的服务的问题.不同时代必然赋予一个国家的外交理念、思想和哲学认知以不同的特色,国家弱小时的主要外交哲学观念可能是对如何强大起来的思索,国家被别的强权国家所压制时的主要外交哲学观念可能是争取独立自主问题.同样,一个在国际体系中崛起的国家,其外交哲学应该更有世界眼光及“王者风范”.在崛起背景下构建的外交哲学,也只能是为国家崛起后或崛起进程中的外交的目标服务的.其二,解决了中国外交哲学的文化取向这一根本问题.中国崛起意味着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同时意味着民族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的回归,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也将在这个长期被西方文化和观念所主宰的世界上凸现自己的价值.中国外交哲学当然要体现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因此,中国外交哲学以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和价值观为基本取向就顺理成章.而当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力量还弱小时,外交哲学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为取向就会显得说服力不足.其三,解决了中国外交哲学在实践中所需要的能力问题.哲学不仅在于认识世界,而且在于改造世界,中国外交哲学也是要付诸实践的.但再好的外交哲学构想,再具有道德理想的外交哲学观念,如果没有保证它实践的力量或能力,也只能是空中楼阁.而中国崛起,正可解决中国外交哲学在实践中的力量支持问题.

三、构建中国外交哲学的理由及方向

首先,最简单直接的理由在于,崛起的中国必须以新型的外交哲学化解由崛起本身所带来的外交矛盾和压力.与中国崛起进程相伴随的是国际安全结构和经济利益格局的改变,由此给中国外交带来了种种矛盾和压力,其中尤以“中国威胁论”为甚.冷战后十多年来,“中国威胁论”总是换着花样不断翻新,说明西方国家总以它们自己的看待国际政治的习惯思维和外交哲学来看待和思考中国,从而对一个在文化传统和文明形态、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取向与之不同的中国走向崛起的不习惯和担忧.在这样的认识下,一些西方大国对中国的遏制战略也隐约可见.中国崛起是否就是要与西方国家或其他国家争夺权力和利益,中国是否在崛起之后仍然能够与西方世界和平共处,这些问题必须用中国新型的外交哲学来回答.同时,中国外交作为行政事务处理时常见的不协调、自相矛盾等问题的解决也有赖于一套系统的外交哲学.

其次,崛起之后的中国必须确认自己不同于西方强权的权力性质和国家性质,在外交哲学上中国必须超越西方.当今世界主流的国家理念和外交哲学都来自西方近代以来的传统,认为国家是“理性”和“自私”的,在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因此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对权力和利益的争夺是必然的.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说有很多,但以“权力”和“利益”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却是其永远不变的传统.但现实主义的结果,在传统上是国家之间“安全困境”的产生,各个国家的理性却导致“集体非理性”,战乱与祸害不断；在新近的重要表现,则是滋生了无休无止的国际恐怖主义.国际恐怖主义的泛滥,事实上是这个以西方国家哲学和外交哲学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体制的耻辱和失败.讲求国家的理性和自私本性,讲求对权力和利益的争夺,其直接的结果必然是弱肉强食,整个国际社会陷入一种丛林法则之中.一边是少数大国权力与财富的积累,即西方的那些强权国家,另一边是许多国家的衰弱的积累并成为“失败国家”.这种极其不平等的国际地位和实力差距既然由理性、自私的国家哲学产生,就不可能由信奉这种国家哲学的国家来解决.美国的反恐也不过是一场巨人与影子之间的战争.其结果,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人民却生活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威胁之中.而崛起的中国既要避免像过去的世界性大国那样陷入争取“权力”和“利益”的循环逻辑困境之中,又要避免因强大和自私而失去国际政治的基本正义与平等诉求,不然,崛起反而会成为巨大的负担.但权力和利益的现实主义在中国也有着深厚的土壤,权力越大,追求更大权力和更多利益的诱惑也就越多.中国能否超越现有国际政治体制的根本困境,能否超越“霍布斯式”的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哲学和外交哲学在于崛起的中国如何确认自己的权力性质和国家性质.崛起的中国要做新型的世界大国,而不走西方列强的老路,这是中国的国家抱负.为此,就要确立一种新型的外交哲学.

再次,崛起中国的世界责任.崛起的中国要承担更大的世界责任,这是一个无须论证的命题.中国人一向来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优良政治文化传统,在崛起之后既不会逃避自己的“天下”责任,也无法逃避这种责任,因为更广泛的利益关系以及对一个更和谐美好世界的理想,都会推动中国去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事实上也已经力所能及地承担越来越多的世界责任,从世界经济到国际安全、从反核扩散到维和、从发展到合作、从环境治理到减少贫困等等领域都可看出.随着中国崛起,别的国家对中国之世界责任和世界作用有着的更高期待也是理所当然的.如今,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都希望崛起的中国成为现有国际体系中的“负责任”的国家,美国前副国务卿佐立克在2005年9月21日对美中关系委员会所作的《从成员到责任：中国向何处去?》的演讲,[16]就是这种态度的典型反映.而韩国国会议长金元基在2006年初所表达的“中国是世界性的指导国家”[17]的认识,则可以说代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中国周边国家对崛起中国之国际地位的认同和世界责任的期许.“对世界责任,而不仅是对自己国家的责任,这在理论上是一个中国哲学视界,在实践上则是全新的可能性等”.[18]总之,崛起中国对世界责任的承担,要求中国构建一种新型的外交哲学.

再其次,是崛起中国的自我表达需要.崛起的中国有必要表达自己关于世界理想的文化观念.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崛起的中国或可能只是个 “哑巴巨人”.崛起的中国断不可能只做物质性权力上的大国,而在文化和外交哲学上成为西方强权的追随者,或一个没有自主哲学精神的国家.过去在国力弱小时“国弱言轻”,我们未能得到表达的或即使表达了也不被重视的基于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世界观念在崛起后应该得到充分的表达,而外交为这种表达提供了最多的机会.中国的崛起,事实上意味着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在五千年历史积淀下来的文明中,中国对于世界或“天下”有着一套独特的看法,形成了以追求一个和谐世界为目标的哲学理念.崛起的中国“要说出”自己文化传统本色的世界观念,要表明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主角身份,构建并实践系统的中国外交哲学可能是最好的表达.

最后,为了在长远的道路上追求一个“向善的世界”.人类总是在追求一个更完善的世界,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最基本的动力.如果说这种对“向善的世界”的追求会在物质生产方面受自然和客观条件的限制,那么调节人类社会不同民族国家间的关系却是可行的.而当前的世界甚至在未来较长时间里仍将是一个由西方主导的、不和谐的世界.这里,平等和正义受到国家理性的嘲弄和强权政治的蹂躏.这是一种只有少数大国和强国“活得好”而其他大多数国家“活得不好”的国际秩序,这种秩序包含内在的制度性缺陷,而作为主要行为体的“理性自私”的国家,往往缺乏一种向善的国际伦理.的确,外交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利益,但是如果外交只是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而不考虑人类整体的“向善的世界”追求,那么人类世界的前景会是暗淡的.崛起的中国不必去做大战风车的唐吉诃德,但是,一个对“向善的世界”持有理想的民族是健康、磊落和积极向上的.中国的外交哲学可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至少对于西方现实主义的外交哲学可以起到一些“纠偏”作用.

四、构建中国外交哲学的相关性原则

由于中国尚处于崛起进程之中,离一个真正崛起的国际地位还有很大差距,以中国崛起为背景而构建中国外交哲学也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基于对上述构建中国外交哲学理由与方向的认知,笔者提出构建中的中国外交哲学应包括的基本要义：一是立足于中国文化主体性,二是以推动建立一个和谐世界或和谐的国际社会为长远目标,三是发掘和梳理中国文化视野中独特的政治哲学观念,揭示传统的思维方式之于中国外交哲学的意义,四是超越“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追求“天下太平”的世界理想主义,五是将以人为本的世界关怀作为中国外交哲学的伦理基础.[19]但是,目前提出的构想大概只能是不完整的,而为了最终构建起一套系统的、完整的、内在逻辑一致的并具有外交理念基础性、世界观系统性以及长期稳定性的、新型的中国外交哲学,我们还须对以下几大相关性原则问题加以辩明：

其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外交哲学构建的意义问题.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但也是一个很清楚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国际政治观念其实就是追求国际社会的阶级正义、民族平等而最终达致一个和谐发展、共同繁荣、高度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应该是构建中国外交哲学的指导思想.作为“中国的”外交哲学,前调了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为取向,而中国传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正是强调和谐、正义、平等、利益共享以及大同世界理想,这与马克思主义具有一致性.另外,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庞杂,如何梳理出一套有关中国外交哲学的话语体系并辨别价值观念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也只能是依据马克思主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有80多年的传统,已是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外交哲学正是要在实践中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观和外交哲学观.

其二,关于反对强权政治与主持国际正义问题.西方国家由于理性自私的国家哲学观和外交哲学观,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由于受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国家哲学观念的浸淫,强权政治在国际社会中几乎是一种常态.但强权政治以及由之导出的霸权主义和新帝国主义是对国际正义的违背,是对他国利益和平等主权地位的威胁,也因此是许多国际纷争和乱局的根源.中国外交一向有反对强权政治、反对霸权主义和力所能及地主持国际正义的传统.崛起的中国,当然更有能力来主持国际正义,协调解决矛盾,反对强权政治.但是,崛起的中国事实上也成为了一个“强权国家”（great power,这是一个客观性概念）,是否会因成为一个既得利益者而不再反对强权政治或与别的强大国家合谋利益,从而放弃了主持国际正义的传统了呢?毕竟,在国际政治中,权力和利益的诱惑是很大的.因此,中国外交哲学必须表明,崛起的中国仍然是反对强权政治与主持国际正义的国家.

其三,尊重文明多样性问题.近代以来,由于西方的经济发展走在世界的前头,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在世界上得到广泛传播,西方自身也往往把自己的文明样式当作“普世文明”,而把其他文明当作需要改进的落后文明.而在外交实践上,由历史形成的文化传统、政治社会体制、价值观和发展道路的差异等都成了西方强权国家干涉他国内政的借口,因此导致了许多“文明的冲突”.而在传统上,中国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尊重文明多样性是中国文化和哲学精神的应有之义.如今正在崛起的中国已经把尊重文明多样性作为外交的基本原则,并推动将这一原则写进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国际性文件中.[20]在系统的中国外交哲学的构建中,无疑应该把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作为重要的基本外交原则和外交哲学精神,从而超越一般的外交政策层面而上升到哲学高度.过去我们讲外交时往往只注重于物质利益层面、国际政治权力分配层面和政策的行政层面,而只有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才能达致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1]的和谐世界境界.可见,尊重文明多样性应是中国外交的长远目标――建设和谐世界的一个哲学基础.

注释：

［1］ 范文：“论外交哲学”,载《新视野》2006年第6期,第59页.

［2］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并参见金灿荣为此书中译本写的序言：《基辛格其人其书》.

［3］ 韦正翔：“外交哲学的两难”,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2期.

［4］ 时殷弘、宋德星：“21世纪前期中国国际态度、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

［5］ 时殷弘：“风物长宜放眼量――论中国应有的外交哲学和世纪性大战略”,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6］ 张睿壮：“‘搁置历史’还是‘出卖历史’――从‘对日新思维’看中国的国民性和外交

本论文为国际政治类哲学硕士论文,关于创建中国的外交哲学刍议相关电大毕业论文，可用于国际政治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免费教你怎么写国际政治及哲学及外交方面论文范文。

［7］ 刘晔、丁乔：“中美关系与中国外交哲学”,载《探索与争鸣》2001年第7期.

［8］ 门洪华：“中国外交哲学的演变”,载《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4期.

［9］ 范文：“应当重视对中国外交的哲学研究”,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10］ 许一多、周俊峰：“实用主义：美国的外交哲学”,载《长白学刊》2002年第5期.

［11］ 郭学堂：“国际主义与中国外交的价值回归”,载《国际观察》2005年第1期.

［12］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13］ 叶自成：《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

［14］ 邱晓华：“走向辉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求是》2006年第10期.

［15］ 阎学通：“中国崛起的实力地位”,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2期（总第2期）,第23页.

［16］ 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by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Robert B. Zoellick at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s Gala Dinner, New York City, September 21, 2005.

［17］ 徐宝康：“韩国国会议长：‘中国是世界性的指导国家’”,载《环球时报》2006年1月6日.

［18］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第3页.

［19］ 由于篇幅问题,笔者将另外撰文更细致地阐述这些构想.

［20］ 《上海合作组织五周年宣言》,

［21］ 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star.news.省略/20050527/n225728386.s

（作者简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4级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