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哲学与后现代的人性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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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科技推动下的西方近现代的发展,是服务于个人的利益和的,且伴随着思想的停滞与道德的衰落.中国的现代化不能循其旧路,可以试从传统儒家思想中寻找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以仁为本”、讲责任的“后现代的人性化企业”就是具有超越“现代”意义的发展路径.

关 键 词：后现代 现代性 人本哲学

作者“田辰山,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ＨＩ９６８２２）

在探索中国现代化路径的过程中,如何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模式是一大课题.将现代企业的发展与人本思想在一起作为议题,超越了只围绕盈利的一般性思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思维,是具有超越“现代”的“后现代”意义的思维.

为什么要提“现代”与“后现代”的概念差别?因为国内不少人认为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提出并倡导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似乎就是“人本”哲学.这是很不准确的.笔者认为,只有把什么是“现代性”搞清楚,才能找到人本哲学与现代企业发展相结合的确切意义.

什么是现代性

“现代性”在汉语意义上,重在表达历史时间.但作为西方概念,它旨在展现西方历史、社会、思想文化传统等等重要的转折.现代性必然涉及启蒙运动这一转折点,而作为西方现代性标志,启蒙的意义是什么呢?

启蒙运动的初衷是挑战神话与万物有灵,向宿命抗争.它表现为对自由命题的发现：人必须摆脱迷信.获得自由的途径是科学、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去寻找经验事实.［１］在此意义上,科学属于哲学范畴,是哲学手段；借助它脱离宗教迷信,重新认识世界.但是,当“自由”命题与“个人主义”变为同一命题时,从“宿命论压迫下寻求解放”的自由就转换成“按照自己意志或行动”的放纵；其对立面就从“宗教迷信”转为“集体主义”.西方现代性正是在这个范畴上界定的.

由于自由的内涵已被改变,科学目的的内涵亦被改变.科学不再是为从宿命论下获得自由、寻求知识,而是变成实现个人利益、满足个人的工具.随着科学、理性主义、推理、实证主义等等都开始服务于个人利益和个人,个人利益和现在拥有了过去上帝的位置,上帝则被降到附属的地位,成为追求个人利益和合法的辩护士.假如上帝原来允许个人追求私利和,启蒙运动本不会有的.［２］

现代性与科技是分不开的.我们说现代化,在很大意义上是指我们的科学技术在近现代的落后.近年来,人们曾热烈地讨论近代西方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这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李约瑟难题”.人们热衷于咀嚼这个难题,却很少提到他的第二个难题.他说：“许多年后,我又了解到更多的情况,意识到在那第一问题背后还有第二问题隐藏,那就是：为什么中国文明发现自然界知识比欧洲人有效率得多,而且是科技革命之前,已为人类福旨运用自然知识十四个多世纪了.”［３］

不像许多学者到儒学或汉语中去寻找近代科学没有发生的原因,李约瑟却努力强调说：“如果对传统中国和传统西方之间社会、经济结构的极大差异没有意识,恐怕想把问题搞清楚是不可能的.尽管学者们有许多不同解释,而我只对一条大原则解释感到十分舒服,那就是：两千多年过程中,中国不存在西方贵族军事意义上的封建主义等.不管所有其他对中国的描述是什么术语,它肯定与西方理解的（封建主义）是不同的东西.等有时我倾向认为,甚至秦始皇时代的公元前三世纪,随着国家的统一,任何直观意义的封建主就已消失.”［４］

李约瑟回答“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取得了科技的辉煌”和“为什么近代没有产生科技革命”两个问题时,主要有以下一些观点.他说：“我相信,我们会发现,集权的社会秩序体制,对早期实用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等非常可能,发明动力来源于集权体制的非常合理意图；这个体制必须有能力预测这种事情（如地震）的发生.”“中世纪中国社会已有能力进行这种庞大的工程（如水利）和比当时任何一种社会都组织得好得多的科学现场工作.”“我们需要记得,中国所有阶段的天文学发展,都不是有观星癖好的个人行为,而是政府项目.天文学家,一般也不是个人业余爱好者,而是行政体制管辖天文馆的官员.天文馆就座落在宫城之内.”［５］“‘格物致知’是《大学》的至理名言.据说《大学》为公元前２６０年孟子学生乐正克所著,成为经典.我们知道,它自古到今都是自然主义哲学家与科学思想家的格言.”［６］“西方普遍流行一种说法,说中国传统文化停滞不前,而在这里,它所表达的是典型的西方主义偏见.”［７］“中国社会为达到稳定而进行自我调节.在此过程中,科学与社会进步的思想以及时间观念的真实变化一直存在.所以,尽管有保守思想的固执,但它都如同当今情况所清楚地显示这样,经过时间证明,都构不成现代自然科技发展的思想障碍.”［８］“鲍迪说,仁义是中国伟大历史的传统理念,是人类历史的宗旨.它的作用,就是保存、记载人间事物之中的这种精神.”“‘天道’之中存在道家原始主义融合着的革命理念：激进性启示的大同社会和天下太平是人类可以而且已经为之而奋斗过的理想.”［９］“值此欧洲对中国了解尚处于的蒙昧阶段,对中国文化还是不要轻下结论为好.”［１０］

以上是李约瑟博士的主要观点,笔者之所以将它们放在一起展示,乃是因为迄今为止,恐怕还没有什么人提出更有力的理由,致使他的观点需要修改.

西方近现代究竟把什么“现代化”了

中国为什么没出现西方式的“近现代”?问题反过来是,为什么西方出现了“近现代”?其中神秘的原因是什么?“近现代”究竟是怎么回事?

追究“近现代”,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作为转折点带来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崛起和资本生产的建立、发展,是不争的事实.那么,“近现代”都把什么东西现代化了?在思想传统方面,“对上帝的否定”可以说是个奇特的变化,其奇特就在于结束了以宗教信仰为基本特点的西方主流思想传统.因而,说西方终于在这方面赶上了儒家思想,应当不过分；因为儒家两千多年前就不迷信,而西方到近现代才做到.不过西方对上帝否定得还不彻底,只是上帝被换了换位置,即个人利益和现在被摆到原来上帝的位置.这种变化清楚地反映在尼采“超人”的理论和洛克“个人可以无限积累财富”的信仰上.尼采说上帝死了,它再也不能为穷人和弱者说话了,强者压迫弱者才是天经地义；洛克则提出上帝给予“个人无限积累财富”的权利.所以,要不要上帝,要看它是否为“个人利益和”的绝对地位说话.除了上帝有些变化,原来以宗教信仰为基奠的整套西方思想体系,其本体超越的宇宙观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基本结构都没有变.西方传统的道德概念始终是与上帝连在一起的,上帝降到了次要地位,道德的衰落也在逻辑之中；道德的衰落进而为毫无顾忌地研制实现“个人利益和”的手段（包括科技）打开各种绿灯,使得“个人利益和”在“自由”的旗帜下放纵、膨胀.这就是西方科技在近代获得空前发展的思想文化根源.

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跟西方一样的文艺复兴和启蒙?原因是自古以来,中国传统就没有让以宗教迷信为基本特点的思想占统治地位（个别现象虽存在,但总体不是）.只能说,西方两千年前非理性的思想传统,到近现代才被克服,才达到儒家两千年以前的认识.儒学内部虽然随时代变化充满争论,但其根本精神一直延续.西方在对宗教迷信的认识上似乎赶了上来,却又被引导到以实现“个人利益和”为终极目的上.那么,西方近现代除了“工具理性”发达,思想传统在整体上是否有真正进步?丹尼奥•,海德里克在《帝国的工具：十九世纪的技术和欧洲帝国主义》一书中写道：“欧洲文明的真正胜利是在疫苗和凝固汽油、轮船和飞机、电和无线电、塑料和印刷,一句话,它成功是在技术,而不在思想意识.”［１１］不少学者所作的“原始野蛮和近代野蛮”、“西方文明衰落”等质疑,都从某种层面反映了西方思想意识方面停滞不前的现实.

从这样的“现代性”逻辑来看,“现代化”了的,仅仅是手段.手段的发展,一方面直接服务于实现个人利益的资本利润增值,另一方面服务于个人政治的权力（这是之所以马基亚维利政治理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原因所在）.二者互为逻辑、复杂交错.因此,科技进步、资本膨胀、殖义（或帝国主义）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就成了西方“现代性”的主要历史内容和科学实践社会性的基本特点.如果一件件地仔细考察科学、技术的发展,尽管不一定每一项都清楚地体现出与资本利润增值和政治权力有简单、直接的联系,但如果将科技发展放到整个历史社会文化大环境中考察,那么发现科技在现代获得发展的神秘原因则不是什么难事.

摄取１９世纪为缩影,海德里克有个精辟概括：“在许许多多１９世纪重大事件中,两件给整个世界带来震动后果,一个是工业技术的进步和强大,另一个是欧洲对非洲及大部分亚洲的占领和剥削.”海德里克申明,他旨在找出这两大事件的联系.他分析的例子之一就是英国发明的炮舰,它完全是以打开中国大门为目的的.炮舰不仅是工具,而且是西方强大的象征,这是一个典型的科技进步与帝国主义野心相互促进的例子.科技与追求商业利润、殖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直接关系,固然不尽如此,但说科学技术作为手段服务于这些目的,与之伴随而且相互促动,是不错的.根据海德里克的研究,技术进步不仅给帝国主义扩张提供了可能,而且有极大的刺激作用.东印度公司发明的炮舰保证了英国发动战争的胜利；奎宁药品使得欧洲人具有能在热带非洲驻下的能力；以后的交通、通讯进步（包括轮船航线、水下电报电缆及殖民地修建的铁路）则成为对殖民地实行剥夺的保障.［１２］

近代科技发展的特征是以个人利益和为最终目的而开始的经济、政治、社会实践.科技运用于资本生产（被称为“工业革命”,但目的是减少劳力、实现节约生产成本的机器化）,运用于对国外原料和市场的争夺,运用于为此目的的领土扩张,运用于在世界称霸.如果说,１９世纪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统治者在立法机构辩论的热点是关于对殖民地的需求和推行帝国主义的成本,那么今天则是各种重大技术项目,像计算机、喷气式飞机、卫星和新式武器,这些都是只有政府才能够担负和推进的,是科学技术不可避免地政治化的反映.

科学是研究客观真理的学问吗?马克思１４０多年前指出：“这个理论那个理论,谁是真理?已不是问题.而问题是在于它是否对资本有用.”［１３］他还指出近代科技的困境：“一方面产生以往人类历史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象”；“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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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技,除了与私人资本结合,没有什么了.中国没有出现西方式现代科技,除了没有与资本结合,也没有什么了.应当说,西方所以发展出近现代科技,逻辑并不难找.但是这些年来人们为什么糊涂起来了?这不能不考虑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第三世界的主流在由追求民族解放到追求发展和现代化的历程中,似乎走了一个“回头路”.追求“现代化”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看不到所谓现代性所含的“科技发展”和“思想停滞不前”两个方面；科技固然可以给人类带来财富,促进生产力与社会的发展,但是科技一味地与资本结合、服务于个人私欲,会给整个人类带来威胁.

人性化不应该是西方人性恶的概念

人性在西方基本上被看作是追求私利、野心勃勃、争夺性的；以此为基本出发点的经济理论造成的是在市场上,经济的动力与道德的动力总两相冲突.正如鲍尔斯和金狄思指出的,“个人被不道德地剥夺财产,或者会由于种族原因受到歧视,或者在交换过程中被欺诈.”这样的现代性是没有什么人性或人本可言的.

其实,社会的发展一直伴随着一定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以来和今天都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实业家,他们不仅实业做得好,而且是儒家思想的积极奉行者.他们无论在生意实践上、管理之道上都有一套遵循的行业道德、社会公德,融合着儒家的思想.一些人还将其所得效益回馈于社会,作为道德的实践.儒家思想与市场经济活动相结合,在中国还产生了许多阐述市场经济之道的格言和准则.这些情况说明,儒家思想是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

如果说儒家思想体系不适合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有一个界限必须清楚,那就是,像所有现代化、、自由、人权、科学、全球化的现代概念一样,不能失去人与人适当的平等关系,不能置道德于不顾,不能任凭不理性的心理所驾驭,使它们失去平衡和相对性.改革的初衷是不能违背的.中国需要做的是开辟一条新道路,而不是返回恶性循环的陈旧模式.中国要发展,要生产力发达,但不能扔掉道德、失掉平衡.现在要做的应当是积极采取措施,建立社会的道德机制,约束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与道德分离所引起的不平衡和混乱,使市场经济朝着更健康、成功的道路发展.

以人为本就是以仁为本

西方自古希腊传承下来的是一个本体超绝的宇宙观,根据这个宇宙观,世界后面有个本体的东西在操作,世界在按照一个单一秩序运动、遵循具有先验目的的直线轨道前进.在这种思考下,起主导作用的是一种二元对立单向单线思维,它将自然与人、时间与空间、精神与肉体、本体论与认识论等等,都对立、分隔开来.在这种思维下,先进入人意识的是事物的对立性、割裂性或分离性,进而是冲突性或不相容性.

中国的人本哲学是建立在对西方主流思考方式具有结构性差异的互系性思考方式之上的.儒家或者中国传统的世界是一种“自然”的,即自己然也.这样,看待世界万物时,先进入人意识的是事物之间的互系和连续.以人为本的哲学或者说“以仁为本”的观念,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体系的基石,要实现的是一种人和社会的适当互系、人与人的相互尊重,是一种朴素的人人平等的意愿.此外,正因为中国思想将世界万物看成是互系性的,才产生出它追求和谐的倾向.世界万物的和谐,既是天事也是人事的,即人和自然、人与人之间的.

今天,以人为本的哲学对人事和谐的追求和人人平等的朴素思想,可以启发我们在理顺社会内部不同族群、阶层、个人之间,甚至国际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时,从一种寻找适当关系的方面思考.道德的反面是不合天理（自然规律）和违反纲常（正常关系）.自然拥有养育人类的资源,人类不正当对待,对资源进行不适当的滥用和浪费,自然就会危及人类的生存.人与人是互相支持生存的关系,如果不正确对待而产生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不平等,使另一部分人把一部分人当成对立的、攻击的或者攫取利益的对象,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适当,就会由互相支持生存转化为互相仇视、互相恶斗.

上述讨论旨在表明,向现代企业引进人本哲学,是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变,是克服后现代社会问题的重要思考和实践,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后现代问题的举措,具有全球意义.

向现代企业引进人本哲学,主要表现在人的责任感上.人只要活着,就有责任,责任是与人在世间存活的角色分不开的.人在哪个角色上,就有哪个角色的责任,如家庭责任、职业责任、岗位责任等.人走到哪儿,责任也跟到哪儿.然而,现在人们讲利益、讲权益多了,讲责任、讲义务少了.责任、义务与利益、权益其实是互系的偶对体.讲责任对光讲利益是一种平衡,没有平衡就会翻车.当下社会为什么不和谐,就因为相当多的人只讲利益,不讲责任.因此,后现代人性化企业的发展,需要讲责任,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最基本的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