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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业社会形态是一个国家的基础社会形态,它对一个文明最终的社会结构、政治文化的取向起着决定性作用.认清农业社会对政治文化的影响,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国家现行政治文化形成的根源和必然性.
关 键 词 ：农业社会；政治文化；影响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3-0045-02
美国乡村社会学家罗吉斯在《乡村社会变迁》中说：“一个国家要发展就必须研究农民,对农民缺乏了解是造成很多发展规划失败的原因.”农业社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最原始、最基本的社会形态,它决定了一个民族对文化、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的选择和取向.现代社会,一个国家农民的价值取向对这个国家的发展进程起到重要作用,有时甚至决定着这个国家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基本面貌,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深受其所处的农业社会影响,了解农业社会形态便可知晓该国的政治文化根源.
一、农业社会与政治文化
农业社会即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经济的社会,又称传统社会.当代美国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丹尼尔·贝尔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农业社会是前工业社会的一种形态.本文将农业社会界定为两层意义：一是时间性的,即丹尼尔·贝尔所说的前工业社会；二是空间性的,即经济上尚未步入工业化,文化上尚呈现典型农业社会文化特质,政治取向上尚趋向于本国本地区封建主义或专制社会时期特征的区间和地域.空间性的农业社会与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具有内在相关性.
“政治文化”是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率先提出的概念,阿尔蒙德认为,“深入到具体的政治行为的政治系统有着特殊的取向模式,这种特殊的取向模式就是该系统的政治文化.”国内学者在梳理国内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概念：政治文化是主观意识范畴,属于政治社会的精神范畴,是一个社会的人们对政治生活的价值取向模式,主要体现在政治认知、情感、态度、信念和价值观的总体倾向上.综上所述,政治文化是影响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引领公民的政治价值取向,引导着公民的政治行为,反映着每一个公民对其存在的政治环境和政治体系的基本情感以及态度,对于稳定政治环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农业社会的两种文明类型
18世纪以前,人类社会处于农业社会,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生产技术发展缓慢,农业生产方式较为固定.本文按照生产方式的不同,将其划分为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两种类型.
农耕文明是指以大陆、大河为依托,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社会,多体现为小农经济,是指以个体家庭为单位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其特征主要有：社会分工不够发达,社会分化程度低下；各阶级阶层由血缘和地缘来确定社会关系,不同阶层几乎没有来往,社会流动性不强；社会管理制度实行权力高度集中的家长制,其权力完全由最高领导者的个人意志支配；人们的思想观念落后,拘泥陈规,迷信权威,安于现状,惧怕变革.农耕文明下,人们有着较为固定生存空间,缺乏完善的竞争机制和环境,因此人们在引领政治进步变革时显得非常的迟缓和无章法.
与农耕文明不同,海洋文明往往出现于人口稀少、地域狭小、土地贫瘠不利于耕作的沿海地区.这些地区农作物单一、农产品匮乏,使得商品交换成为必然,而海洋探险就成为必须.海洋文明往往更趋于多元化,这源于长期海外冒险积累的探索精神和开眼看世界带来的理性认识.这样的社会不屈从于权威和传统,具有自我和独立意识.相比农耕文明,海洋文明是更具有开拓和创新精神的文明形态.
三、农业社会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作为农业社会的两种文明类型对政治文化的影响显著.
(一)中国与日本
大河—平原的地理形态使中国养成了稳固的农耕文明.父子相承的生产技术传承方式决定了中国古往今来对君父的崇拜、服从心理；而以大规模水利建设作为农耕生产的重要生产条件,需要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政权的统一调度才能实现,无论是郑国渠、都江堰、大运河还是如今的南水北调、小浪底、三峡皆是如此.综上原因,促发了中国长达四千多年的以君主为核心的专制主义集权的长期稳固,这种稳固不仅是形式上的,更是意识形态上的.由此衍生的“真人崇拜”（“明君情结、清官情结、侠客情结”）、朴素平均主义（仇富心理）、“人情化”（熟人社会、“村屯效应”）等等构成了中国人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中国一海之隔的日本,历史上长时间确立了“唐化”路线.但由于封建制度的确立和技术的进步,松散的邦国体制和航海、渔业的发展使其越来越凸显出海洋性特征.由此,小农经济和长期“唐化”造成的农耕文明属性与远洋探险和渔业生产形成的独立意识、冒险精神相融合,逐渐催生了商业传统、“拿来主义”、自由精神和扩张意识.正是基于这种社会心理,促成了明治维新时代“重商主义”、“片面”和全面否定自己学习西方的政策,以至于后来走上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也为当今日本政坛的乱象埋下了伏笔.
(二)英国与法国
英国与法国虽只一峡之隔,但二者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过程和现状却有很大区别.除了两国地域上的海洋和大陆属性的差异外,两者分化的更直接刺激还在于经过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之后的农业社会形态差异.
在英国,“圈地运动”是英国历史上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业社会组织的一次剧变.“圈地运动”导致大量的农业人口离开土地,成为自由劳动力,为工业革命积累了人力资源条件,同时大农场畜牧业的发展也催生了资产阶级农业生产方式,使得英国社会彻底与农耕文化分离.以至在此之后的英国,无论城乡都基本荡清了农耕文化下的思维模式和文化牵绊,为英国彻底步入现代社会和工业文明铺平了道路.
而在法国,尽管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轰轰烈烈”的、被后世称为“政治上最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但由于平民色彩过重,加之小农经济在法国处于垄断地位,以及法国大革命对小农经济的保护和扶植力度过大,导致法国农业生产和农业社会长期难以摆脱小农经济和农耕文明的特征. 不同的农业社会条件导致不同的政治结果,二战结束后,同样是践行制度的两个国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1945年,英国的绅士们用自己手中的选票送走了他们“用来”打赢反法西斯战争的强权派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走上了战后秩序恢复、经济复兴的道路.而法国,1946年,戴高乐总统因不满法国政坛的乱象愤然辞职,这种混乱直到1958年国会赋予总统更多的权力之后才得以缓解.结论是：英国人更懂得有效、有限地使用手中的政权,而农耕文明下小农经济主导的法国则更习惯于一个强权者来操纵一切.这种社会心理的影响延续至今,我们在今天的英法两国的政坛仍可以看到这样的影子.
(三)俄罗斯
在俄罗斯,土地广阔而贫瘠,耕种需要大面积的毁林开荒和土地处理,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繁冗的毁耕工作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劳动力恰恰是俄罗斯家庭一直缺乏的.因此,团结协作就不可避免,集体主义精神由此产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集体农庄可以在俄罗斯长期存在,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中国就带来了灾难的道理.
丰沛的河流和冲积平原带来的农耕作业催生了以河流耕作地为核心的政治文化聚落,俄罗斯公国的建立就以此为基础.与中国相似的情况出现了,沙皇对河流和水利的支配权导致人们形成了绝对服从和依赖的社会意识.19 世纪俄国历史学家卡拉母津说：“俄国人所引以为荣的事,却正是外国人所非议的事——盲目地、无限地忠于君主的意志,甚至当君主狂暴地把正义和人道的法律都踩在脚下时,他们仍然忠诚不渝.” [1] 时至今日,经过宪政改革的俄罗斯始终没有摆脱专制集权的怪圈,人们仍然更倾向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强权派的统治者主持整个国家.农耕的生产方式导致了俄罗斯人天生对土地的向往和依赖,侵略性的政治取向由此而生,这也促使俄罗斯人建成了世界上领土最广阔的国家.
(四)地中海沿岸国家
以古代的伯罗奔尼撒各城邦、伊比利亚各城邦和各个岛屿城邦国家为代表的地中海沿岸地区是典型的海洋文明区域.地中海式气候、狭小的地域和贫瘠的土地导致该地域各城邦普遍农业生产品种单一、农产品供应量不足（主要农产品如小麦、橄榄、葡萄等都各有分布）.农业基础薄弱使得商品交换成为人们生存的必然需求,加之人们平等的观念和地中海特殊的地缘结构,航海也就成为古代地中海地区人们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在这样的农业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小国寡民和独立、理性、平等的人格促使该地区产生了最早的直接和代议制,以及独特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文化.这些文化不仅成为后世人类文明多次进步运动的旗帜,也成为当今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的立国之本.
历史证明,农耕文明主导的经济形式很难催生精神的发展,近代制度的发展源于特殊的农业社会基础——海洋文明.“市场经济产生权利观念,权利意识促使政治法治化,化.限制政府权力,保护公民权利,产生宪法观念和宪法,培育宪政存在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没有市场经济促进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没有市民社会产生的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也就没有宪政.”[2]
每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都是长时间的历史发展和文化积淀形成的,农业社会的行为方式从远古而来,投射到我们每一个个体身上,组合成了我们社会现有的形态.一个国家的政权组成形式是每一个组成他的公民共同意志和政治文化影响的结果.我们要践行政治现代化,就必须正确地认识自身,摒弃每一个个体农耕文明传统的桎梏,汲取和接纳海洋文明政治文化中更加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思想理论和行为方式,而不是一味地激进照搬、攻讦他人.因此,我们在看待一个政治形态的时候,一方面要有历史之同情,考虑到其现有的形态有着历史之必然和无奈；另一方面也要放眼长远,真正从自身做起,从根源上理解它、改造它.这才是现代社会,一个负责任公民的应尽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