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思独伤心——阮籍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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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阮籍身处中国历史上特殊的魏晋时期,朝代更替使得他处于矛盾的漩涡之中.阮籍的政治思想历来被人们分割成亲魏和亲晋,但从当时看来,阮籍具有一种独立不倚的人格,对许多政治是非问题,并不作简单的情感化判断.

关 键 词 ：魏晋 阮籍 政治思想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正始、嘉平间先后任太尉掾、尚书郎、参军、太傅等职.正元初,受关内侯散骑常侍.后又任步兵校尉,人称阮步兵.他处于魏晋之交,世道衰乱,许多文士对现实失望却在社会的种种逼迫中无法逃避,只好选择放浪、纵酒的生活.其中以“竹林七贤”最为出名,阮籍是为其首.阮籍曾自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1]表面上他狂放不羁,蔑视一切礼教,不受约束,骨子里却深受儒家思想影响.

儒家思想强调积极用世、兼济天下,《晋书·阮籍传》称“籍本有济世志”.他向往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在他的作品中也有所流露.如《咏怀》其三十九：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这首诗里阮籍描述了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壮士形象,将自己的济世之情注入其中.即便后来处易代之乱,其政治热情依旧高涨.《晋书·阮籍传》记载：

尝登广武,观楚、仪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苏轼曾道“竖子指魏晋间人耳.等嗣宗虽放荡,本有意于世,以魏晋间多故,故一放为酒,何至以沛公为竖子乎”[2]明人杨维祯认为阮籍“广武之叹,盖以英雄自命,不在刘、项之下,慨然有济世之志者也”.[3]为何这样一个俊才最终选择纵酒一生,为何作为曹及司马两方青睐的“红人”却无法兼济天下,最后抱恨而终.以下将通过阮籍所处的社会背景,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抱负几方面的影响来阐述阮籍的政治思想.

一、魏晋交替,名士多难

《晋书·阮籍传》记载：“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阮籍志气非常奔放,却将喜怒之情克制隐匿在内心.而与其同时代的嵇康,则表现的龙性难驯.嵇康文辞激烈,态度强硬.批判、讽刺之意表露无遗,最后都集中表现于《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由于嵇康既借‘非汤武而薄周孔’之语,揭露了司马氏的无耻之行,又公开宣称‘不堪流俗’,表明了自己绝不用世的不妥协态度,在两方面招致司马氏的深深记恨,最后终于被杀.”[4]相之于嵇康,阮籍的政治态度则要隐晦含蓄的多.《晋书·阮籍传》说他“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阮籍口中不轻易品评人的善恶,当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想让阮籍评论时事,从中得到阮籍的把柄并加害于他,但阮籍“皆以酣醉获免”.这些都表现了阮籍自我节制的一份苦心.为什么一个本有着济世之才,经世之愿的阮籍却要委曲求全,“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呢?

阮籍身处魏晋之交,这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冲突最为尖锐集中的时期,而这个时期也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期.在这个险恶环生的环境下,刚刚开始自我觉醒的士大夫,为自身生命或思想信仰的存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晋书·阮籍传》中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正是这一时期最真实的写照.“仅根据对魏晋时（包括建安时期）比较著名且史书中记载生平较为详备的五十多位诗人的遭遇统计,他们中被杀死的有19人,占全部统计人数的1/3以上；直接因为战乱、时疫、饥馑、忧病而丧生的有15人.这两大项原因加起来,此时期诗人死于非命的人数,约占统计人数的60﹪左右,而在史书中不见记载的死于某些间接、隐蔽的加害因素的诗人,尚不知有多少.就已知的诗人死亡年岁来看,绝大部分人卒年不满60岁.尤其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诗人,几乎全非善终.”[5]这一系列数字说明了当时士大夫所遭受的苦难.阮籍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在坚持儒家道义和保全自身中焦虑困苦.

司马氏之篡魏与曹氏之篡汉,两者并无不同.但司马氏在“礼法”和“名教”的名义下,为实现其野心而实施的各种阴狠毒辣的手段,比之曹氏有过之而无不及.赵翼《廿二史札记》中认为“操起兵于汉祚垂绝之后,力征经营,延汉祚二十馀年,然后代之.司马氏当魏氏未衰,乘机窃权,废一帝,弑一帝,而夺其位,比之于曹,其功罪不可同日语矣”.[6]表面上司马氏信奉儒家经典,打着礼教的旗帜,实际上则篡位弑君,违背儒家忠君原则.司马氏借儒家之“道”来达到自己篡位之“盗”的目的,对一直遵循道义的士大夫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无法用道义来批判司马氏,也没有勇气去反抗司马氏.处在政治漩涡中心的何晏曾作一首五言诗,充分反映了当时士大夫的心态：

双鹤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恐天网罗,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顺流唼浮萍.逍遥放志意,何为怵惕惊?[7]

何晏身为魏戚,与曹氏有着很深的渊源,即便他已感受到危机,但已无法抽身.一般士大夫以他为鉴,开始谨慎地思考处世之道.而这时的阮籍,先是拒绝了曹爽集团的邀请,后虽接受了司马氏授予的官职,但多以醉酒佯狂推脱.阮籍的政治思想历来被人们分为亲魏或亲晋,一是阮氏为陈留大族,不能说与曹氏集团毫无渊源.《咏怀》第十一首则可认为为高平陵事件而作：“湛湛长江水,上有枫树林.皋兰被径路,青骊逝骎骎.远望令人悲,春气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朱华振芬芳,高蔡相追寻.一为黄雀哀,泪下谁能禁.”.前人尝云,“此诗全用《招魂》意”.[8]二是阮籍乃建安名士阮瑀之子,声名显赫,司马氏当然不会放走这样一个可以标榜其礼教的名士,而阮籍也并未像嵇康那样断然拒绝并用激烈言辞痛斥司马氏.于是就造成了阮籍身为曹臣却侍司马,身在晋营心在魏的形象.其实则不然,阮籍心怀天下,可曹氏昏聩,无以治天下；司马氏暴戾无道,但为保性命只得委曲求全.他痛曹氏的智庸,作《咏怀》来聊以慰心；他恨司马氏的篡上,借《通易论》来暗含批判.无论曹氏亦或司马氏,两者都与阮籍的政治抱负相去千里,他在对现实的失望中又不得不屈从于现实,最后在孤独中终其一生.

二、阮旨遥深、寄蕴幽远

阮籍的咏怀诗共八十二首,其“咏怀”之诗题就是抒写怀抱的意思,内心所感动的,内心之所想的,都可以抒发出来.这八十多首咏怀诗并非作于同人时间,而是“因物因事,情动于衷而见于吟咏.内多忧时激愤之言,而出于隐喻象征,迂回吞吐,耐人寻味.”.沈德潜曾说阮籍的这八十二首诗是“反复零乱”的,这正反应了阮籍内心反复零乱的感情.阮籍在咏怀诗中大多表现的是对当时时代的忧思愤激之言,然而,他并没有把愤激之言明白的写出来,而是用非常幽隐的比喻,模糊地象征笔法写出来的,写得迂回曲折,吞吞吐吐,非常耐人寻味.钟嵘的《诗品》中就曾说：“《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又说：“厥旨渊放,归趣难求.”.晋宋之交的诗人颜延年在他的《咏怀诗注》中也说：“嗣宗身事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阮籍当时所事奉的是如此危乱的朝廷,常常忧虑招致罪名而遇到杀身之祸,内心的忧思在徘徊与矛盾之中,一方面耿介放纵的个性,不甘心如此事奉权奸,而另一方面又有一种明哲保身、委曲求全的苦心.相之于嵇康的言辞激烈,阮籍的迂回和幽隐使他得以在司马氏的淫威中保全自身,换来的则是一生的郁郁不得志和苦闷.

《晋书·阮籍传》记载：“当其得意,忽忘形骸.”.阮籍平素所快心的,也是“得意忘形骸”,而“得意忘言”乃至忘形,不仅为玄学清淡的基本要旨,更是老庄哲学的最高境界.从阮籍《乐论》中的析论礼乐刑名的关系,也可以看出阮籍不仅能研治礼法之学,尤其还善于综核名实.由此入手,阮籍进一步精研三玄,著《通易论》、《达庄论》和《通老论》.《通老论》中,阮籍对道家天道无为之说作了诠释阐发,颇能通融：

道者,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易》谓之“太极”,《春秋》为之“元”,《老子》谓之“道”.[9]

在《达庄》中,阮籍表现出对庄子齐万物、一死生哲学的透彻理解：

以生言之,则物无不寿,推之以死,则物无不夭.自小视之,则万物莫不小,由大观之,则万物莫不大.殇子为寿,彭祖为夭；秋毫为大,泰山为小.故以死生为一贯,是非为一条也.[10]

由此出发,阮籍羡慕“至人”的“恬于生而静于死.生恬则情不惑,死静则神不离.故能与阴阳化而不易,从天地变而不移”.[11]希望自身亦能于应世之际,保持心神,不惑于物.尤其体现阮籍的内学外迹的,是他所著的《通易论》.《通易论》是阮籍以传统儒学为基础,兼吸收老庄无为之说,以阐明圣人“独善”之义之作.“其宗旨所在,是贤人君子在天道人事盛衰不同时的不同出处大节,而归根到底,仍属儒学之士在非常之时处世的变通之法.”[12]其论中言：“君子者何也?佐圣扶命,翼教名法,观时而行,有道而臣人者也.因正德以理其义,察危废以守其身”.《易》之所通者,在于“圣人独立无闷,大群不益,释之而道存,用之而不可既”.[13]这些论中所言,尽为阮籍哲学思想的深层部分,也是他一生政治进退全部选择的指导.何启民《竹林七贤研究·阮籍研究》对此亦指出：“以君子生于衰难之时,卓尔独立,不有畏惧,心以为乐己则行之,心以为忧己则违之,逐物推移,而心志不变其操.此潜龙之义,亦嗣宗所以自况也”.[14]

根据《通易论》可看出,阮籍的所信奉的哲学,是内儒外道.正因阮籍哲学上有如此造诣,所以他平日的行为放诞不羁,完全无视流俗,但却并非不是完全没有原则,所谓“外坦荡而内淳至”者.阮籍的处世,固然不拘于礼,又常作青白眼.凡言与行,均极谨慎.对己不喜者,每终日不言,令人以为其“不可测”；不得已而发言,则言及玄远,不涉世事.且又以酣饮不止避事免祸,而事急之时,或不辞妥协之计.阮籍在魏晋之世,能够保全,也得益于他的人生哲学.

同时,我们也该看到,阮籍在当时之世,特别具有一种独立不倚的人格,对很多政治是非问题,并不作简单的情感化判断,陈伯君先生在《阮籍集校注》的序言中,论及《咏怀》诗的政治倾向时说：

《咏怀》诗里如果有所谓“刺”,那是以他自己的是非、善恶的标准来作衡量,决不是站在忠于曹家的立场而痛心于司马氏的篡逆.

确实,作为社会最杰出的士人,阮籍对魏晋时统治层中各势力集团及有关的政治派别,其情感态度相当复杂,难以一概而论.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阮籍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原则,无论是对曹氏怀有故国的情感还是迫于司马氏的淫威,阮籍都用自己的方式拒绝着统治者,这一切都得益于阮籍的哲学思想.内儒外道的哲学理论,使得他在乱世中的得以保持自己的品格,并游离在政治权势的边缘.

阮籍作为魏晋动乱时代的一位杰出士人,在那个“名士少有全者”年代,他得以保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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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也充分说明了阮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软弱性,他在现实中从未完成他的超越,由于外界的高压和他自己名高于世的特殊地位,使得他从未逃脱出在黑暗政治中自己所面对的牢笼,达到身心自由.因为,阮籍至死都是惶惑和痛苦的.尤其不幸的是,他本已在自我人格意志上有了很深的觉醒,但却仍然不得不面对人的可悲境遇,忍受非存在力量的摧折,他所承受的痛苦,远胜于其他人.

综上所述,阮籍作为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一方面执着于理想,以独立的理性和良知关怀和批判现实政治,一方面为全身自保,不得不在现实政治中痛苦依违.他既不亲魏,也不亲晋.他的政治思想,深刻地反映出知识分子的觉醒和软弱,亦反映出知识分子可贵复可悲的性格和命运.

注释：

[1]《曹子建诗注（外三种）；阮步兵咏怀诗注》,黄节撰；中华书局,2008年1月.下引阮籍诗文,均自此书.

[2]《东坡志林》卷一,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

[3]《竹林七贤画记》,《东维子文集》卷十八.

[4][5][13]《魏晋诗人与政治》,景蜀慧；中华书局,2007年10月.

[6]《廿二史劄记》卷七,《廿二史劄记校证》,第148页.

[7][12]《艺文类聚》卷九○引,第1566页.

[8][9][10][11]《阮籍集校注》,陈伯君；中华书局,1987版.

[14]《竹林七贤研究·阮籍研究》,何启民；学生书局,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