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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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与西方制有着根本区别的新型制度形式.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反对制.这是因为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扎实的政治文化基础.

【关 键 词 】中国；合作；政治协商

一、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决定的,与其所处的时代和国际格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政治经济状况和民族文化传统密不可分.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无数仁人志士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应运而生.中国在成立后的实际斗争中发现,无产阶级要想取得革命胜利,必须联合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性政党.二大明确提出了联合党派、组织联合战线、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纲领.在多年革命战争中,中国团结领导各党派、团体和无党派人士,互相支持、彼此配合、共同奋斗,一道致力于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建立了彼此尊重、互相信任、密切合作的亲密关系和牢不可破的革命友谊.党派也愈发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接受中国领导、不断加强同中国合作,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从而由自发转变为自觉接受中国领导.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隆重召开,标志着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

二、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扎实的政治文化基础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马克思的这个重要论断启示我们,任何成功的政治制度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尽管在政治制度形成过程中,人的理性和主观能动性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绝不应无限夸大这种作用.如果一国的政治制度与本国的文化传统不相符合,产生摩擦和断裂,该国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就会扭曲和变形.因此,本土文化资源的支持是政治制度巩固的必要条件.20 世纪前半叶,幻想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人士把西方的总统制、内阁制等制度形式移入中国,但由于缺乏本土文化资源的支撑,这些制度移植的结果是淮橘为枳.这种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契合了中国政治文化中的“贵和”、“和而不同”等传统.“贵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见之于许多中华文化典籍.例如,“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贵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见之于许多中华文化典籍.这说明,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深厚的政治文化基础.

与中国政治文化一贯强调和谐、合作、稳定、协商、共识不同,西方政治文化强调冲突、竞争、对抗、分裂.众所周知,古希腊是西方文化的发源地.古希腊文明属于海洋文明,受地理位置的影响,古希腊形成了分散的政治实体,“共出现了二百多个城邦国家,贸易在城邦之间日益盛行”[2].商业贸易的发展必然会产生契约精神、个人主义价值观和自由竞争意识.因此,在古希腊,各利益集团为控制城邦政策,频繁进行党争.“尖锐的党争加之公开的阶级冲突,便成了希腊政治生活经常可见的危险”[3].经过中世纪的偏离后,通过文艺复兴,西方政治文化又回归到古希腊的传统,由古希腊商品经济决定的契约精神、个人主义价值观和自由竞争意识成了西方政治文化的主流传统.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西方社会把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分裂和冲突看作是普遍存在的,竞争型政党制度正是为了适应这种分裂和冲突而建立的制度,“它承认冲突是合法的和必要的,并使它的公民有机会参加和支持为各种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观而斗争的组织”.由此可见,制是西方特定文化传统的产物.

三、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政党制度与制度形式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的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尽管中西方社会的上层建筑差别很大,但是用马克思的这个基本观点分析,我们就会把握各个社会上层建筑的本质规定性,即西方制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之上,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则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之上,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

上述分析表明,西方式的议会、制从西方的历史和文化中产生,适合西方社会发展的需要,但并非是政治建设的惟一模式.相反,它们从西方传入中国后,并不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相适应,因而,在中国失败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选择了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它是具有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政治形式,既避免了竞争、相互倾轧造成的政治动荡,又避免了、缺少监督导致的种种弊端.中国政党制度的巨大优势就在这里,同国外制和制的根本区别也在这里.当然,目前中国的政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也有许多不够完善的地方,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在坚持这项基本政治制度同时我们要积极完善和发展这项基本政治制度,把这项制度所蕴含的潜在的价值开发出来并转化为现实的政治优势.这不仅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可以为人类的政治文明发展做出中国的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5.

[2]韩福国.制度中轴和伦理中轴冲突下的政治文化结构[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3]沃特金斯.西方政治传统[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