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如何塑造国民的政治文化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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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自豪与服从 政治文化是指政治体系内的人们对于政治的态度、信仰和价值观,也包括关于政治目标的知识和信息.政治文化分为主流文化和亚文化.政治亚文化在每一个国家都存在,但如果亚文化过于强大,国家的政治稳定、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制度运行和政策执行就都会受到影响.因此,每个国家都会采取措施以实现公民的政治社会化,塑造国民的政治文化共识.作为一个民族、种族众多的移民国家,美国在保留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同时,较为成功地宣扬了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相吻合的主流政治文化,构建了国民的政治文化共识.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美国人的自豪感和对体制的服从. 美国人对于自己的国家、民族和政体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自豪感.尽管美国目前经济复苏乏力、贫富分化加剧,对政治表示不满的人也越来越多,弗朗西斯福山等学者对美国政体导致的效率低下、政治交易、财阀统治等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美国人仍然自信他们是“山巅之城”里的上帝选民,认为目前的问题和困难都是暂时的.美国人对他们的历史和文化仍然感到十分骄傲,对他们所享有的自由权利深感自豪和满足. 同时,这些为自己所享有的自由倍感满足和自豪的人们对于公权力又十分服从.这个逻辑――“不论（代表公权力的人）对不对,我都要听他的”――是美国人政治生活中的共识.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美国人对2000年总统大选结果的态度.在美国最高法院做出小布什胜选的裁决之后,尽管包括戈尔在内的许多美国人对此并不心服口服,但他们接受了该裁决.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美国人对制度的绝对服从正是基于他们对制度的认同.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制度是由我们自己选择的,所以,遵守制度就是遵守自己的选择.遵守制度,是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应有的素养.美国人没有深究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的制度实际上并未经过他们自己的选择,他们两百多年前的先辈替他们做了选择.当然这个问题未必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形成这样的认识,也就是说,美国人对制度的认同、他们的政治文化共识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美国国民政治文化共识的塑造 美国国民政治文化共识的塑造的基本途径是教育和宗教,公益文化机构、非政府机构、志愿者组织、家庭、工作场所则在塑造政治文化共识的环境和氛围方面起辅助和支持的作用. 一、 美国国民政治文化共识的塑造从学校开始 从两百多年前立国起,美国就一直将教育作为帮助公民做好准备以参与共和政体、维护有序自由的首要方式.美国开国元勋接受了一个悖论：“自由的美国,必须是一个在政治信仰上保持高度一致的美国.”这个悖论的解决有赖于通过教育塑造品德高尚、守秩序的公民.[1]一个与政体保持一致的教育体系,是美国塑造国民政治文化共识的基础. 当前美国中小学教育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开设社会科课程,开展公民教育.社会科的课程内容综合了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法律的基本知识,帮助学生理解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经济的运行方式和全球化变革,引导学生领会并认同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培育学生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公民教育的内容围绕《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展开,涉及立宪制度,政治传统,联邦、州和地区的级别体系,公民参与以及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等.公民教育以培育学生的公民知识、技能和品性为目的.为了保证教学质量,社会科课程和公民教育都有明确的考察标准. 在所有标准中,历史和实践都是社会科和公民教育的核心内容.历史是培育青少年民族自豪感最重要的来源,实践则帮助他们锻炼才干,内化价值观.在课程设置上,依据儿童的心理和思维成长特征,各年级教学内容取向呈现循序渐进的特征.以历史教学为例,在小学阶段,主要教授学生认识代表美国的标志,学习美国历史中的经典故事；在中学阶段则要系统学习美国历史,学习美国宪法和政治制度及其由来. 由于以“培养公民”为导向,美国中小学学生的历史学习指向实践,以“激发孩子们的爱国心”[2]为目的,美国的历史教科书以美国的“成就和价值”为主要内容,对于失败或与美国价值观不相吻合的史实通常缄口不言.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洛温的著作《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以丰富的例证批判了美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对史实的刻意隐瞒和歪曲.固然,《老师的谎言》的出版说明美国并不禁止学者和历史爱好者抛开教科书去探求历史真相,但事实是,六分之五的美国人除了在高中阶段外没有上过美国历史课,中学历史教科书给他们的关于美国一向光辉灿烂的印象已经根深蒂固,青少年对国家、制度的认同已经形成.只要不是出现重大的社会变故,这种印象和认同注定要伴随他们一生. 在实践方面,美国政府、学校和公民教育非政府组织鼓励学生参与学校和社区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参与公共事务,有的州还将学生参与社区服务作为必修内容.通过将课程学习与社区服务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和合作精神.通过鼓励学生参与公共事务和对公共事务发表见解,增强学生的政治效能感,帮助学生掌握成为积极公民必备的技能,促进学生对美国政体及其所依托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的理解,培养遵守规则的习惯和运用规则能力,使学生能够应用合法程序管理冲突. 二、 美国国民政治文化塑造的第二个基本途径是宗教 美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基督教国家,至今仍有将近80%的居民信奉基督教.像塞缪尔亨廷顿这样倾向保守的学者甚至认为,离开了“盎格鲁―新教”文化,美国的国民认同、国家特性就将不复存在.虽然美国宪法确立了 “政教分离”原则,但分离开的仅仅是作为机构的“政府”和“教会”,美国宗教和政治间的密切关系仍然存在.在政治生活中,美国的政治家与媒体经常借“上帝”的名义来推动世俗政治事务.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上,新任总统要手按《圣经》宣誓.在就职演说里,新任总统也总是力图借用宗教表述,来描述其施政纲领.在美国面临危难时刻时,上帝更是政治家用以鼓舞士气,动员民众的法宝. 上帝在美国的政治影响力源于美国历史的赋予.在殖民地时期的新英格兰,教会是指导社会生活的权威,控制着城镇议会、政府、教育等重要公共事务.在独立战争时期,上帝是殖民地人民反抗母国的信心来源.清教传统至今是美国主流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山巅之城”和“第五幕”[3]的自我期许激励美国人遵循《圣经》的启示,孜孜不倦地追求一个享有充分自由的共同体（monwealth）并认为自己确实做到了.在这个意义上,维护上帝的地位同时也是维护美国的自我神化,维系美国民众对国家、对美国制度的认同.离开了上帝,“美国例外论”就无以为继,美国对内的凝聚力和对外的领导地位就失去合法性.正如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美籍专家香农凯利所指出的：美国绝不可能允许“宗教革命”的存在. 防止宗教革命的方法,一是巩固基督教在国民日常生活中的主导地位.除了传统的教会礼拜之外,宗教还运用现代传播媒介渗透人们的生活.在美国不仅有专门的宗教电台,一天24小时播放各种宗教节目,各类电视节目、娱乐中也有宗教的广阔领地.宗教势力无时无刻地以上帝的名义向大多数美国人灌输符合现代资本主义需要的宗教信条和基本道德规范.二是将政治的宗教化需求与宗教的政治化传统相结合,在“宗教自由”、“政教分离”的原则下构建美国“公民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公民宗教”介于宗教的神圣性与公民的世俗性之间,它汲取了不同宗教派别的共同点,并结合美国自身的历史而形成,表现为以“上帝选民论”为中心的为美国人所共享的民族自我想象.“上帝选民论”一方面支撑起美国人对于美国社会发展历程和国家体制的崇拜,消解了公民对美国基本价值观和政治、经济制度的质疑；另一方面要求公民勤奋、努力,遵守法律和道德规范,培养了公民对体制的服从.以“上帝选民论”为核心,融合美式个人主义、实用主义价值观的美国“公民宗教”超越了教派界限,避免了宗教政治容易导致的派别冲突,在多元的美国起到了体制合法化、社会秩序维护和民族精神凝聚的作用.[4]三、 美国国民政治文化共识塑造的其他途径包括公益文化机构、非政府机构、志愿者组织和家庭等 美国仅有两百多年历史,但美国人对历史的重视使得美国的历史景点、展览馆、博物馆分布非常密集.美国各级政府也都有游人开放日.在首都华盛顿,博物馆星罗棋布,展览是政治之外最重要的城市功能.像美国历史博物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美国艺术博物馆、航空航天博物馆、美国国会大厦、国会图书馆、白宫、华盛顿纪念碑这样的规模宏伟、建筑精美、搜罗极致的场所所展现的美国文明,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人们认同美国的优越性、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美国的这些公益文化机构大多免费向游人开放,或有免费开放的日期.这扩大了展览的受众范围,也提高了参观者的主人翁感受. 美国的非政府机构和志愿者组织在公民教育和移民同化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社会科课程和公民教育的标准是由非政府组织制定的.非政府机构还开展公民教育项目、提供相关师资培训、参与学校公民教育过程.非政府机构和志愿者组织还在传教和移民同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美国的大学校园或街头,经常有教会志愿者向行人发放《新约》小册子、关于世界末日的警告,或教会活动的邀请函,提请接受者“亲近上帝”.志愿者组织还承担成年移民的同化工作.他们为成年移民开设英语、会计、保险、法律等方面的知识培训,在帮助移民融入美国生活的同时熟悉美国历史和美国宪法,以促进这些移民接受美国价值观,从心灵上忠诚于美国. 家庭成员、同龄人、工作伙伴之间往往分享共同的政治文化.虽然美国公民在个体层面上对具体公共政策、党派、政治领导人可能有不同见解,但对于美国制度的核心部分：公民权利、原则和美国宪法基本少有分歧.在人际交往中,这些已经形成的共识容易通过代际关系和伙伴关系得以延续. 美国塑造国民政治 文化共识的经验 探究美国塑造国民文化共识的方式,可总结如下经验以资借鉴： 其一、求同存异,达成多元文化与一元意识形态的统一.美国在塑造国民政治文化共识的过程中,并不要求移民、少数族裔、非基督教徒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信仰,相反,文化多元原则鼓励不同民族、种族保留自己的传统语言、风俗及文化.美国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能力,消除民族、种族、性别、宗教、社会阶层等方面存在的偏见和歧视,创造更为平等的社会环境列为社会科教育的目的之一,并在立法上予以保障.1964年的《公民权利法》,规定公立学校不能实行,1968年的《双语教育法》要求为移民子女设置双语教学.2001年的《初等与中等教育法》,即《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要求学校为少数族裔学生提高学业成就.文化多元原则在美国国民政治文化共识的塑造中是一个“一箭双雕”的策略选择,它一方面顺应美国多民族的社会特征和全球化趋势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体现了美国的个人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多元是人人平等和天赋 “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信仰的必然逻辑结果.此外,“追求幸福的权利”在给予各民族保留传统文化权利的同时,更给予少数族裔的个人不受其种族文化背景限制,自愿融入美国主流文化的权利.藉此,美国在多元文化基础上达成了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在尊重公民选择权的基础上塑造了政治文化共识.美国“公民宗教”的构建,也体现了多元文化与一元意识形态统一的原则. 其二、突出公民的主体性,将共识塑造的过程隐蔽化,令公民“自主地”选择主流价值观.这一点首先体现在中小学社会科课程当中.美国的教育理念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自我鉴别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并不给出关于价值判断、道德选择的答案,而是通过案例引导学生做出自己的选择.当然,案例可以经过选择,这一过程已经足够引导学生做出符合美式道德观和价值观的“自主”判断.另外,如上文所述,美国注重以实践的方式进行公民教育.由于发挥了学生的主体性,学生在课堂上“自由”思考和在实践中身体力行得来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判断,更像是自由选择而非被动社会化的结果.其次,在共识塑造的修辞上,美国公民能时刻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美国宪法的开首语“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在美国随处可见,它出现在费城宪法大厅这样的历史景点上,出现在各个历史博物馆,也出现在非政府机构美国公民教育中心的项目命名上（该中心开展的六个项目中,有两个以“我们人民”命名,分别是“我们人民：公民与宪政”、“我们人民：公民养成”,另外还有一个项目与“我们人民”有关,为“代议制在美国：人民的声音”[5]）.在英雄历史人物的宣传上,英雄总是被接受为全民族的骄傲,是属于每一个公民的先辈,而不仅仅是某一个党派的杰出人物.共和党人对杰斐逊的认同与党人对华盛顿的认同没有什么区别.再次,美国政府不直接参与共识塑造过程,只提供经费支持.如美国教育部、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发展署等机构共同为美国公民教育中心提供资助.学校、非政府组织、公益文化机构、教会、志愿者在共识塑造中起主力军作用,这是公体性的体现,也使共识塑造过程显得更为“中立”、可信.共识塑造过程中凸显公民的主体性这一点,与美国的核心价值观“自由”相符,在增强了公民的政治效能感和制度认同的同时,巧妙地将共识塑造的过程隐蔽化为公民的“自主”选择,有效地内化了公民的制度认同和服从. 其三、政治宣传与的统一：通识教育与学术研究的分野.上文提到,作为社会科的核心课程,美国的历史教育以树立未来公民的“爱国心和自豪感”为取向.因此,美国的历史教科书并不严格遵照史实来编写.它们美化英雄人物,编造传奇故事,渲染杰出人物的自我奋斗史,砍去历史的枝枝蔓蔓,闭口不提阶级差别和不平等,只挑选反映美式价值观的事件和人物来教化学生.通过历史教学,美国的公民普遍相信美国是一个自由、平等、充满成功机会的开放社会.关于美国是自由竞争、充分流动的社会的想象为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学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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