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俄华工接受和传播马列主义过程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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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帮助下,旅俄华工逐步接受了马列主义,成立了旅俄华工联合会,并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旅俄华工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北方的广泛传播,在沟通共产国际帮助建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关 键 词:布尔什维克;旅俄华工;马列主义;工人阶段

中图分类号:D85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07)05-0060-04

旅俄华工受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同俄国工人阶级并肩战斗,捍卫十月革命胜利果实.在布尔什维克的帮助下,旅俄华工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立了旅俄华工联合会的党组织.他们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北方的传播,并在沟通共产国际帮助建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一、旅俄华工接受马列主义

旅俄华工是沙俄侵华政策的产物.19世纪末俄国攫取了中东铁路的修筑权,从此开始大批招募华工.从1898年到1900年7月,据有关史料估计,至少有20万华工散布在伊尔库次克、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阿穆尔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等地.1906―1910年,约有55万华工到达俄国,其中一部分成为常住居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沙皇政府为弥补劳力不足,又掀起一次招募华工的.据苏联史学家的考察,在大战期间从中国运往俄国的劳工不下20万.这样,从19世纪末到一战期间,有近百万华工到达俄国Ⅲ.旅俄华工在十月革命前大多分布在摩尔曼斯克铁路、乌拉尔矿山、顿巴斯煤矿和白俄罗斯、卡列里的林场及彼得格勒、叶卡捷琳堡、敖德萨、卢甘斯卡、马里乌波尔等地的工厂中做工.

旅俄华工的境况十分悲惨,除了受到俄国官员和业主的残酷剥削和,还要遭受中国大小包工头的任意盘剥.他们每天工作12小时,没有休息和节假日,生活在土窑和木房中,不能享受起码的医疗服务,而获得的工资却比俄国工人少20%~30%,“每天只付给中国工人10戈比的生活费”.1902年6月至9月间中东铁路沿线霍乱蔓延,工人患病者死亡率高达62%以上.这种状况是促使旅俄华工接受马列主义、踊跃参加十月革命的最深刻的阶级根源.

在俄国二月革命斗争中,列宁关于反对阶级和民族压迫、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思想,已经深入到部分旅俄华工的心中,旅俄华工的阶级意识不断觉醒.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报刊还经常发表文章痛斥沙皇政府剥削和屠杀华工的暴行.旅俄华工把布尔什维克党看作自己的保卫者,他们响应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号召,拥护俄国工兵代表苏维埃,同俄国工人阶级一道,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俄国十月革命后,广大华工结束了受剥削受压迫的屈辱史,目睹了求得自身解放的光明前途.在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府的教育下,他们“像对待自己的事情一样,热情地欢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彼得格勒、莫斯科、基辅、巴库、叶卡捷林堡、彼尔姆等城市的许多华工加入了工人赤卫队、游击队、红军,为创立苏维埃政权而战斗.还有相当一批华工加入了俄共党组织,成为俄共华籍党员.如,截至1920年年中,华籍党员在彼得格勒有20人,在鄂木斯克有100人,在秋明有61人,在莫斯科、叶卡捷琳堡、萨拉托夫等地也有很多华籍党员.

为了让旅俄华工理解布尔什维克的方针政策,以及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根本性转变,俄共(布)有针对性、有意识地在他们中间开展了广泛的政治宣传,对他们进行无产阶级教育和国际主义教育.旅俄华工在布尔什维克的帮助下,阶级觉悟不断提高.旅俄华工齐杨戚回忆说:“一开始我们弄不清激动俄罗斯的事件,但是后来就懂得了.出现了用中文写的传单,宣传员也常到我们这里来”.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日子里,“中国工农的先进部分就积极参加政治生活,与俄国组织建立了密切联系,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叶卡捷琳堡、哈尔科夫、彼尔姆和苏俄的其他城市建立了自己的社会团体.”

在斗争考验中,旅俄华工中的积极分子接受了马列主义,为以后宣传马列主义准备了人员基础;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旅俄华工积极参与捍卫十月革命胜利果实的伟大斗争,并与俄国工人阶级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这有利于马列主义在华工中的广泛传播.

二、旅俄华工组织宣传马列主义

俄国二月革命后,为了救助旅俄华工,中国工人自发地组织起来.1917年4月18日,在彼得格勒留学的中国学生们成立了中华旅俄联合会,其宗旨是:“联络旅俄华人,保护华侨的合法行动,辅助旅俄学商工三界.”该会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领导的管理侨务的民间组织.十月革命后,中华旅俄联合会的工作得到苏俄政府的支持,苏俄认为:“它是合法登记的、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土上活动的无产阶级组织,这个组织内部设有党支部,出版党的机关报《华工》,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中国,开展宣传活动,并与工农政府携手合作.”

随着俄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华旅俄联合会这个名称已经不能真正反映广大旅俄华工的政治要求.经讨论,一致通过将该会的名称改为“旅俄华工联合会”,并对原来的章程做了相应的修改.1918年12月初,旅俄华工联合会在彼得格勒建立,并在有华工居住的城市彼得格勒、萨拉托夫、萨马拉、叶卡捷林堡、基辅以及西伯利亚和中亚一些城市设立了分会.该会“是无产阶级组织”,“越出工会的范围”,“具有进行广泛宣传的革命组织的性质”,其任务是“组织华人劳动者与俄国工人阶级共同进行反对外国干涉者的革命斗争”,进行文化教育和政治工作,促进华工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形成.

为了宣传马列主义,早在1918年10月,中华旅俄联合会就创办了中文周刊《华工报》,该报“以在旅俄中国人中间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为宗旨”,在旅俄华工、特别是在华工红军部队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随着红军中华工人数的增加.对中文出版物的需要越来越迫切.旅俄华工联合会成立后,决定创办《旅俄华工大同报》,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取得俄国苏维埃政府的革命支持,在中国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呼吁全体中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中国人民“继续进行反对中国北方卖国政府的英勇斗争”.苏维埃政府对出版《大同报》给予了大力支持,派出波里瓦诺夫参加编辑工作,责成彼得格勒兹洛特尼可夫石印厂承印,所需纸张由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转请苏俄国家出版局调拨.

联合会还办了多种中文报纸,如《震东报》、《共产主义之星报》.各地的旅俄华工联合会分会,几乎都有自己的报纸,如赤塔有《华工醒世报》,阿穆尔有《社会警钟报》,以及《工人之路》等,办的比较好的是《华工醒世报》.联合会将列宁的一些著作和其他一些革命书籍译成了中文,并将各种报刊和中文小册子在华工中大量散发.从1920年5月至11月1日,仅俄阿穆尔地区就散发各种号召书、传单3000份,中文小册子5000册,《共产主义之星报》5800份.华人党组织还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演讲会、报告会、讨论会,在华工中掀起了研讨中国革命问题的.旅俄华工联合会还开办了华工政治学校,对华工进行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华工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


为了加强对旅俄华人人的领导,1920年6月20日,旅俄华工第三次全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旅俄华人组织的领导机构――俄国华员局,大会通过了《旅俄华人员组织章程》.为把在苏俄的华籍俄共党员组织起来,章程规定凡有华籍党员的地方都要建立俄共(布)各级党委领导下的华籍党员支部,并开设“党校”(直属华员局)和“教育培训班”(华人党组织地方分部主办),讲授国语、外语、共产主义史、宣传员实践等课.优秀党员要入党校或培训班学习.据北洋政府档案,培训班的学员“皆系投入俄营当兵之人等六个月速成毕业,分往中国,专事传布社会主义”.

为了加强与国内革命者的联系,会议发出了《告孙中山先生、全中国人民、全社会组织、协会和政党呼吁书》,呼吁书中不仅提出了对华工遣返给予帮助的请求,而且呼吁为承认苏俄开展运动.孙中山对此给予了积极回应.1920年夏天,华员局派刘江(化名费多尔)回国同孙中山联系.10月5日,他向俄共(布)阿穆尔州委汇报了上海之行,指出孙中山与其达成了许多共识,其中包括“立即把华南、俄国中部和远东地区的中国革命力量联合起来”.一封来自驻布拉戈维申斯克总领事的急电可证明这一点,“今年夏天来了几个大学生,孙文先生委托他们联合华工联合会并出版《北风报》.目前该联合会负责人建立了一个新团组,其中大约有1000人参加.等他们从事间谍活动,不时把自己耳目派到我方各省市,宣传共产主义.”

在中国成立前,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将旅俄华工组织,看作代表中国的前进力量和革命发言人.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旅俄华工负责人刘绍周以“中国工人党局”的名义参加了大会,并当选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成员.在7月28日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第五次会议上,刘绍周在发言中分析了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政治、经济状况,赞扬了中国学生和工人们的五四爱国行动,诚恳地指出:“目前中国是进行革命宣传的广阔天地,第三国际的代表应该极其严肃地注意这一事实.支持中国不仅对中国本身,而且对全世界的革命运动都有重要意义.”

三、归国华工对马列主义的宣传

俄国十月革命后,中俄断交,旅俄华工联合会根据广大华工的要求,曾与苏俄政府谈判华工回国问题,苏俄政府答应免费运送华工回国,并拨款3000万卢布办理救济.当时北京政府惟恐华工回国带来过激思潮,曾设法阻拦华工回国,但仍有约4万华工通过中东铁路陆续回国,这4万人成为中国组织苏维埃运动的第一块基石.

归国华工不仅带回了《旅俄华工大同报》、《华工醒世报》、《社会警钟》、《社会星》等报刊和大量宣传十月革命的书籍,而且还将亲眼目睹、亲身经历和亲耳听到的有关俄国革命和马列主义思想.传播给周围的人.归国华工的宣传,使俄国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向往的地方,在开滦煤矿、京奉路唐山制造厂、启新水泥厂等北方工人聚集的企业,工人组织起来开展罢工斗争.唐山的华工家属在归国华工的鼓励下组织斗争;归国华工向所在地方当局,如唐山、开滦矿区,提出复工条件.京津《泰晤士报》对此评论说:“以往中国普通工人要求加薪一事还是极少见的事情”,“我们也可以说,从法国、俄国回来的大批苦工,带来很多激进思想,极近于布尔什维主义,把这种思想大大散布在矿上.”英国公使馆多次提醒开滦煤矿当局要特别注意“赴俄返回之华工,或者他们携带回国的妇女与这次罢工有无活动关系”.归国华工已经形成一种革命力量,引起中外反动势力的担忧.早在1919年1月29日,黑龙江省督军鲍贵卿密电北京参赞处称:“欧俄华工附和激党(布尔什维克),回国鼓吹社会主义”.鲍贵卿命令哈尔滨当局想办法驱散留在哈尔滨的华工,对个别过激者可抓起来;1月30日,中东铁路督办郭宗熙致电吉林省各道尹,“闻有阻留欧俄之华工万人,已附激党”,苏俄政府派其回国,鼓吹社会主义,请各道严密防范;2月5日,北京政府国务院电令东北三省督军、省长,由俄回国之华工要“设法从严检查,分别遣归原籍”,以防止受“过激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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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华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先驱者的朋友.归国华工革命者欧阳强、陈友茹、王德振在唐山.王德山在开滦煤矿,瞿永棠在秦皇岛,张华清在丰南县,刘绍周在中东路.张含光在北京,介绍俄国苏维埃政权、列宁和十月革命,传播无产阶级革命思想.邓培、梁鹏万通过归国华工了解了十月革命、欧洲见闻、社会主义运动和法英工人斗争,知道了同资本家斗争的方法和手段.他们希望中国出现“像列宁这样的人”,并相信“早晚会出来”.他们组织职工同人会、乡农爱国会、讲演团、开滦工人大同社等进步团体.在归国华工影响下,李大钊、邓中夏等组织的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城市、乡村、学校、工厂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归国华工一起,从事各种革命活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把目光转向国内劳工阶层”,开始从事“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的工作.

归国华工成为共产国际和俄共在中国从事革命的中坚力量、桥梁和纽带.在归国华工的努力下,共产国际与国内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建立了联系.1919年前后,俄共派鲍立维、缪勒、布尔特曼等人来到天津,秘密从事推动中国革命的活动.旅俄归国华工介绍俄共和共产国际代表“与天津的纺织和码头工人建立密切的联系”,并按他们的指示“组织当时还没有的工会”和小组.1920年初,归国华工杨明斋陪同维经斯基、马迈耶夫、库兹涅佐娃来到中国,通过北京大学的两位俄籍教授鲍伟烈、伊万诺夫的介绍,同李大钊会晤,并在李大钊的主持下,与北京的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进行了多次座谈.杨明斋还积极“向维经斯基建议立即去上海找陈先生”.维经斯基接受了杨明斋的建议,“拿着李(大钊)先生的介绍信到上海找陈独秀”.在探讨组织问题上,共产国际通过华工杨明斋联系了北京、天津、山东、上海等地的中国先进分子,杨明斋“成为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建党工作组的合适人选,在共产国际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间起了最早的桥梁作用;并在建党前后,为开拓党的革命文化事业宣传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上海组织外国语学社,将各地大批青年送往莫斯科学习,并向他们传授俄语和革命理论,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柯庆施、吴芳等都在杨明斋影响下,通过杨明斋的关系,分批前往俄国.北方党组织还派遣唐山归国华工王德山回到俄罗斯学习.中国接受马列主义的队伍通过归国华工这条渠道,实现了国内、国外两大群体的初步结合.

中国成立并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以后.为了解决跨党问题,大批华员局党员转为党员,其中一大批华员局党员成为中国的地方组织负责人,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骨干力量,继续履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运动相结合的历史使命,推动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向前发展,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责任编辑:刘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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