崎岖的西行之旅:《红楼梦》早期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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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一株阆苑仙葩”,但该书何时何地漂洋过海,流传到西方各国,直到目前学界还没发现确切的文献记载.据日本著名汉学家大庭和著名红学家伊藤漱平先生的研究,早在1793年（乾隆58年,日本宽政5年）,就有中国南京王开泰寅贰号船载9部18套《红楼梦》,从浙江乍浦港运往日本长崎.

《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较晚,据可考察的文献资料记载,《红楼梦》始于19世纪初（1812年）由英国来华的传教士零星译介成英文,这是《红楼梦》在英语世界传播的开始.这一时间距今已有190多年的历程,如将早期的摘译计入译本计算,迄今英文译本已达到16种,其中摘译片段7种,节译本6种,全译本（计邦索尔电子本）3种.整个译介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也可称为摘译阶段：为19世纪初―20世纪20年代,《红楼梦》译介在英语世界的滥觞；第二阶段也可称为节译阶段：20世纪20年代―20世纪50年代,《红楼梦》译介在英语世界的兴盛期；第三阶段为全译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也是《红楼梦》在英语世界译介的高峰时期. 一、《红楼梦》初涉重洋

《红楼梦》在英语世界最早的译介始于19世纪初由英国派往中国的传教士罗伯特莫里森（Robert Morrison,1781―1834,又译马礼逊）.莫里森1781年生于英国诺森伯兰郡,他出生的时候正是英国大肆在海外进行殖民活动的时代,英国在海外致力开拓航运、扩大贸易和拓展疆域.他的双亲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受家庭的影响,早年的莫里森勤读《圣经》,17岁时接触当时英国两份颇有影响力的宣教刊物,于是产生到海外传教的念头,并很快获得接受,被派往非洲传教.由于在赴非洲途中屡次遇险,他最终放弃了非洲之行.于是,莫里森决定前往中国传教.

1807年,年仅26岁的莫里森受伦敦教会的派遣,孤身一人,远渡重洋,几经辗转,后经纽约于该年9月来到中国,为了传教需要,莫里森勤学汉语并颇有成效.1810年,莫里森着手将《圣经》翻译成中文,并于1813年完成《新约》全部翻译工作后在广东出版.这是历史上第一部中文版《圣经》.莫里森在将《圣经》译介成中文的同时,也积极进行中国文化经典的英译.在这方面,莫里森成就卓著.他先后英译并出版了中国的《三字经》（The Three-Character Classic）、《大学》（The Great Science）、《三教源流》（Account of FOE）、《太上老君》（Account of the Sect TAO-SZU）等.1823年,莫里森又出版了第一部英汉对照字典《华英字典》,并创办了第一份由外国人编辑的中文杂志《察世俗每月统计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和后来的《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让中国人进一步了解和接受圣经教义的同时,也让西方人更多地了解中国的人文地理.可以说,莫里森为中英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奠基者.

莫里森与《红楼梦》的渊源始于1812年.是年,莫里森在和友人的书信中,将《红楼梦》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贾雨村和门子关于英莲被拐一事的议论翻译成英文,将译文附在一封信里寄给英国友人,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红楼梦》走向英语世界最早的足迹.

1815年,莫里森在《华英词典》614页解释“妙”字时,以《红楼梦》书中人物妙玉和史湘云一句话作为例子来解释,说妙玉是上好的宝石,是一本叫作《红楼梦》的小说中的一个女性人物.该句原文为：Meaou Yǔh,the admirable gem,name of one of the femal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called “the Dreams of the Red Chamber”.这也是迄今能找到有文献考证的最早的《红楼梦》书名英译.史湘云这句带“妙”字的话是这样的：湘云笑道：“这山上赏月虽好,总不及近水赏月更妙等”他将这句话译成： Seaouyun laughing said：“although on the hill the moon shine is good,it is not at all to be pared to the moon shine by the side of water,that is more admirable...”

1816年,莫里森又在澳门出版了《中文会话及凡例》（Dialogues and De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with a Free and Verbal Translation in English）,该读本为当时供西人学习汉语的语言教材.书中的会话第5篇与第25篇选取了《红楼梦》第31回贾宝玉和袭人的对话,莫里森将这些对话译成英文附后.现摘录几句为例：“袭人见了自己吐的鲜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着往日常听人说,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纵然长命,终是废人了.想起此言,不觉将素日想着将来争荣夸耀之心,尽皆灰了；眼中不觉滴下泪来.等二则定要惊动别的人,不如由他去罢.”英文译文：“Seǐh-jin,seeing that she vomited blood on the ground,became half cold, She recollected what she had former heard people say,that if a young person spit blood,their lives could not be ensured for a month or a year. Though life should be prolonged,a person was rendered useless. When this occurred to her,she suddenly recollected her former thoughts of future grandour； and seeing them blasted,ere she was aware,the tears started from her eyes,等 and another thing,she would alarm other people,―it was better to let him go.”这是有文献考证的《红楼梦》最早的一个正式发表在出版物上的摘译片段.因此,准确而言,《红楼梦》的英译始于1816年,而非目前普遍认为的1830年,莫里森是英语世界第一位译介者.1824年,莫里森回英国时带回4000册中文书籍,其中就有一套《红楼梦》共24册.至此,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旅程真正开始. 二、英国驻华使节与《红楼梦》西行

19世纪初,尤其是战争前后,随着满清王朝门户的打开,欧洲列强纷纷在中国沿海建立通商口岸,设立使、领机构,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来到中国,他们当中大多数是传教士、海关官员、驻外使节以及留学生.这一时期,《红楼梦》的片段摘译逐渐增多.对《红楼梦》在英语世界做出贡献的就有英国驻香港外交官,有名的中国通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John Francis Dis,1795―1890,又译作爹核士、德庇时、大卫斯、德俾士）.戴维斯18岁时就到中国广州,供职于东印度公司.此后戴维斯又任职于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署,司职商务监督.1844年,戴维斯赴香港就职,为第二任英国派驻香港总督,并兼任英国驻华公使至1848年.

戴维斯中文天分极好,热爱中国文化与文学.在中国履职期间,戴维斯用翻译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如《好逑传》（The Fortunate Union,1829）、《中文诗解》（Poesis Sinicae Commentarii,1834）以及《汉宫愁》（The Sorrow of Han,1829）等,并用英文写了五部关于中国人文、地理、历史等的著作.

《红楼梦》第二个、第三个正式发表在出版物上的摘译片段皆由戴维斯完成.1819年,《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于伦敦出版,在该期刊物上, Clarke Abel发表了一篇文章《1816和1817年中国内地旅行与往返航行记事》,里面选用了戴维斯英译的《红楼梦》第三回中描写王熙凤和贾宝玉穿戴与外貌的一段文字：“...From his head to the end of his tail,which dangled to the ankles,hung from strings of precious stones set in gold.His upper tunic was pink spangled with flowers,his trousers and stockings were embroidered,and his shoes were of a deep red colour,with thick white soles.This irresistible youth is said to he ‘ten thousand thoughts of love collected in the corner of his eye’.”该文对应的是第三回林黛玉初进贾府第一次见到宝玉的情景,这段文字的中文为“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攒花结长穗宫绦等虽怒时而若笑,虽视而有情”.

《红楼梦》第三个正式发表的摘译片段是戴维斯翻译的第三回中描写贾宝玉的两首《西江月》词.1829年,戴维斯写了一篇长文《中国诗歌》（“On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又译《汉文诗解》）,于1830年发表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第2卷第393―461页上.戴维斯在翻译时力求忠实于原诗,几乎逐字对应,从韵律上看,也很好地体现出了aabbccdd韵式,读起来也比较有韵感.而在译作中多处使用了惊叹号来加强语气,表达强烈感情.从意义到形式都可谓成功的译作.赵长江撰文赞为：“这种直译的策略并未影响德庇时的翻译质量,译文不死板,不僵硬,用词典雅,读起来抑扬顿挫,明显带有英国维多利亚早期浪漫诗人作品的特色：抒情性强,诗句长短错落,多用感叹号表现强烈的情感.”

1846年,时任英国驻宁波领事的驻华外交官罗伯特汤姆（Robert Thom,1807―1846,又译罗伯聃）摘译了《红楼梦》第六回中的一些对话片段,共27页,取英文名为Dream of Red Chamber.这些译文被收入当时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杂志《中国话》中,该刊由宁波基督教长老会出版社发行.罗伯特生于苏格兰,1834年来华后,勤学汉语,1840年入英国领事馆任翻译,1843年任宁波领事馆首席领事.罗伯特在中国任职期间,倡导汉语学习,积极编纂汉语学习资料,对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红楼梦》早期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罗伯特热心于翻译及编撰工作,先后编写了《英汉词汇》（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1842）以及《中国话》（The Chinese Speaker,1846）等书.罗伯特译文片段刊于《中国话》第62页到第89页,并在每页后附上相对应的汉语原文.罗氏完全严格机械依照中文的字句排列顺序进行直译,力图做到字句对应,译文中所增加词汇还加上括弧以表示增加的词汇.和前几位摘译者如莫里森和戴维斯一样,《红楼梦》的早期译介中,字面直译是最为通常的方式.罗伯特是英语世界里早期摘译《红楼梦》篇幅较长的人,也有学者认为罗伯特是最早英译《红楼梦》故事情节的译者.

19世纪中期另一位摘译《红楼梦》的译者是英国人爱德华查尔斯麦金托什鲍拉（Edward Charles Macintosh Bowra,1841―1874,又译作包腊）.鲍拉1841年出生于英国肯特,22岁被派往中国天津海关任职,曾担任广州、宁波海关税务司官员及翻译等多项职务.鲍拉精通中文,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具有较为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广博的历史知识.在华期间,还从事中国的博物学尤其是植物学研究,著有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另外还有许多关于广州地方史的文章,如《满族人征服广州》（The Manchu Conquest of Canton）、《林氏家族,或五代时期的广州》（The Lin Family or Canton under the Period of Five Dynasty）.鲍拉还英译了《红楼梦》前八回,并将其译作刊发于19世纪中叶发行的《中国杂志》上,书名译为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该杂志1868年的 “圣诞节卷”（Christmas Volume）登载了鲍拉所译《红楼梦》之一至五回,“第三卷”（The Third Volume）登载了鲍拉所译《红楼梦》之六至八回.鲍拉是英语世界将《红楼梦》整回英译的第一人. 三、英国汉学家初评《红楼梦》

19世纪前期至20世纪初,著名汉学家赫尔博特艾伦吉勒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又译翟理思、贾尔斯）与阿瑟韦利和大卫霍克思并称为英国汉学三大星座之一.吉勒斯出生于英国牛津的一个文人世家,父亲是一位牧师,也是著名作家.由于家庭变故,吉勒斯被迫过早辍学.1867年1月吉勒斯经过英国外交部门的选拔,被使馆录用为翻译.此后,他被派往中国天津、上海、宁波、广州等多地任职.1893年因健康原因辞去领事职务返回英国,前后在中国生活25年.1897年,吉勒斯全票被选为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

吉勒斯一生致力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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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书中,关于《红楼梦》的作者及其内容,吉勒斯用了两万多字的篇幅来进行评介,既有小说的内容介绍,又有编者对该书的评论.学界公认,这是英语世界早期评述《红楼梦》的一篇最有深度、较为全面的文字.吉勒斯认为,“《红楼梦》已达到中国小说的顶峰.该书作者不详,大约成书于17世纪后半期.该书共描写了四百多个主次人物.作者对人物的描写使人想起西方最伟大的小说家的佳作.本书完全可以与英国18世纪著名小说家亨利 菲尔丁的著作媲美.作者把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每一种特征淋漓尽致地展现给读者,构成中国社会当时的全景图.书中所描写的爱情故事手法独创、内容深刻,几乎完全用口语体写成,人物的言语对白充满日常生活的幽默与哀伤.书中穿插着较多的诗词歌赋,具有高度的文学性.该小说在一开始有意构建神灵世界与世俗凡间的巧妙联系,具有超现实的特性.此后,整个故事沿着尘世的方向一一展开.这也是作者有意要表达的某种思想.因此,在这一点上,《红楼梦》是无与伦比的.” 四、英语世界最早的《红楼梦》译本问世

19世纪英语世界《红楼梦》篇幅最长、最有影响的译介者要数英国驻华外交官赫利本克拉夫特乔利（Henry Bencraft Joly,1857―1898,又译作裘里、周骊）.经过十年努力,乔利完整翻译了《红楼梦》前56回的内容,中间无任何删节.该译本分两卷,共961页,大开本,褐色绸面精装,印刷纸张十分精美.第一卷24回,378页,1892年由香港凯利沃尔什（Kelly & Walsh）出版社出版发行；第二卷32回,共583页,1893年由澳门商务排印局（Typographia Commercia）出版发行.乔利先司职为澳门副领事,后赴韩国任领事.乔利原计划翻译该小说的全部章回,但因病中年亡故,享年41岁.

由于乔利只有汉语学习经历,却毫无汉学研究背景,对照译本和原著之后,我们发现译者过于固守原文的字面意思和语法结构,忽视了英语表达习惯.关于乔利译本的质量,学界普遍认为不高.英国学者爱德华查尔默斯沃纳曾在《中国杂志》1927年第4期撰文《论中文翻译》（“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评价乔利的翻译为“蹩脚的英文”“纯粹的中文”以及“充满中国腔调” （指译文完全按照中文结构、风格）.

乔利译本是19世纪英语国家出版的最早一部《红楼梦》单行本,也是西方各国中最早的一部《红楼梦》节译本.较之此前的各种零星的摘译,乔利译本是当时最完整、篇幅最长、最忠实于原著的译本,被学界公认为当时《红楼梦》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较为系统的英文节译本.即使译本质量不高,但乔利的历史功绩不可抹杀.乔利以病弱之躯,前后花了十年心血,第一次翻译并出版了两卷英译《红楼梦》.因为乔利英译本的问世,英语世界读者不仅知道有《红楼梦》其书,而且得以窥见《红楼梦》的梗概.这对《红楼梦》在当时的英语世界里的传播,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

王金波曾在《明清小说研究》撰文称：“乔利《红楼梦》英译本是第一个带有真正的全译性质的译本,不但大大超越了此前零散的摘译片段,而且对后来的英文全译本译者霍克斯和闵福德翁婿、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有所启示,为他们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和应该注意的问题.因此,乔利《红楼梦》英译本在英译史上起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其历史贡献不容忽视.”该译本至今仍不断再版发行,其电子版也能在搜索引擎上检索到.

从《红楼梦》成书至20世纪初,共有六人进行了译介.除以上介绍的乔利译本外,其他五种译介均为摘译性质.根据以上介绍的译介情况,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这部小说并没有被当作一部伟大的小说得以译介,译介的动机主要是为了满足来华的外国人学习之用,并非是为了从文学上阅读欣赏.之所以选择该书摘译,是因为这部小说有大量的北方官话对白,因此,它可以作为在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材料.这些理据可以从早期这些译文发表的刊物以及译者的序言中找出；其次,初期的译介者大多是早期来华的传教士或驻华外交官员,而非精通汉语的学者或汉学家；其三,除乔利的翻译外,从篇幅上来看,早期的翻译大多是零星的片段,篇幅很小,译者根据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局部摘取书中的人物对白或诗词、或其中一段故事,译作根本不能反映《红楼梦》的面貌,且多刊发于汉语学习刊物上,而不是以单行本形式出现,较少引起读者关注；从翻译的质量上来看,由于译者汉语语言的修养,尤其是对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以及习俗、传统等理解的局限,这一时期的译介大多质量不高,带有改编,甚至误读的成分.尽管如此,19世纪这些译介活动的出现,对推动《红楼梦》在海外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开启了英语世界红学研究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