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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赫尔岑的《彼岸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主要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日本为中介,随着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而被介绍到中国.第二阶段以俄国为中介,主要是通过对俄国文学史的翻译而在中国得到传播.由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实际上也是一个由思想史向文学史渗透的历程.
关 键 词 ： 赫尔岑 《彼岸书》 传播 接受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岑（1812-1870）是俄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作家、革命主义者.少年时代深受十二月党人的影响,毕生致力于争取俄国人民的自由与尊严的斗争.作为革命家和作家的赫尔岑很早就为中国读者所熟悉.但相对于其文学作品的盛名,国内对于其最值得称道的政论作品,比如《彼岸书》等却关注较少.本文试图就赫尔岑的《彼岸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来做一简单的梳理工作.
一、赫尔岑《彼岸书》在中国的早期接受史
《彼岸书》又被译为《来自彼岸》,收录了赫尔岑写于 1847-1850 年革命前后的文章,是赫尔岑在1848年法国大革命前后精神探索的叙事.他在《彼岸书》中自称这本书是他“斗争的纪念碑”.在《彼岸书》的序言即赫尔岑写给儿子的信中,他说：“我把这本书献给你,因为我从来没有写过比这更好的书,以后也不会写出更好的书了；因为我喜欢这本书,它是我斗争的纪念碑.”[1]175
在此之后近半个世纪,赫尔岑的名字开始进入了国人的接受视野.最早是1902年,岭南羽衣女士（即罗普）的《东欧女豪杰》,该小说以俄国女革命党人苏菲娅刺杀专制君主的事迹为题材.作者假莪弥之口谈论俄国革命的发展,讲到虚无党人时提到赫尔岑：“因奉耶尔贞、遮尼舍威忌（车尔尼雪夫斯基）、伯格年（巴枯宁）诸先辈的微言大义,立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民党.”[2]11此书将三人同作为虚无党人来接受.此后,又有梁启超在1903年《论俄罗斯虚无党》中,也从革命的角度提到了赫尔岑.但两者都没有具体地提及他的作品.
国内最早提到赫尔岑的《彼岸书》的实是金一.金一（1874-1947）,原名松岑,清末著名的进步知识分子.他在1904年编译了《自由血》一书,据考证,该书是日人烟山专太郎的《近世无政府主义》的意译本.[3]178在《自由血》第二章《虚无主义之导师》中有一篇《赫辰传》.赫辰即是赫尔岑.金一称他为“著名之革命诗人”,“虚无主义的导师”. 金一在编译该书时,首次涉及赫尔岑的作品.其中提到一篇文章《暴风后》,称该文写于法国二月革命失败之际,此时的赫尔岑正处于深深的绝望当中.金一这里提到的《暴风后》其实正是赫尔岑《彼岸书》中的第二章.这是《彼岸书》首次出现在中国读者的视野中,虽然只是寥寥数笔,但是对于《彼岸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而言,实有开创之功.
继金一之后,再一次提到赫尔岑《彼岸书》的是郁达夫和郑振铎,郁达夫1923年8月26日在《创造周报》第十六号发表了《赫尔惨》,同年,郑振铎在《小说月报》第14卷第7-9号登出了《俄国文学史略》,都有对赫尔岑的专门论述,他们同金一一样,都指出了《彼岸书》的写作背景,即该书是赫尔岑亲眼目睹了欧洲1848年革命失败,无产阶级被屠杀期间写的,“伤心失望之余的赫尔惨,只把他的一腔热泪,洒向简端,我们读到他的《异岸之声》,谁能不为他所感动?这是对西欧文化绝望的判决,这也是大政治家借了诗人的美文所发的预言”.[4]166“深刻的失望占据了赫尔岑的心上,一切被革命所引起的热情,及希望几乎蒸散净尽.可怕的反动蔓延于欧洲等赫尔岑于是对西欧文明也失了望.他表示他的这个意思在他的《从海外》.”[5]485二人之所以都不约而同地写《彼岸书》的创作背景,与其共同的参考资料――克鲁泡特金的《俄国文学史》大有关系.然而可惜的是,国内对赫尔岑《彼岸书》的接受在金一、郁达夫等人之后,很长时间之内就再没有得到更多的发展了,因此对《彼岸书》的接受一直都停留在早期的阶段.
二、以日本为中介对赫尔岑《彼岸书》的接受与传播
从金一到郁达夫和郑振铎,他们三人最早将《彼岸书》介绍给国人,此后,再没有人做过更多实质性的介绍.在此期间,赫尔岑《彼岸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这两种接受途径同时也是《彼岸书》在中国传播的两个阶段.其一便是以日本为中介.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传入日本,随即风行全国,并对日本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俄国的无政府主义也通过流亡到日本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开始在日本传播.当时,克鲁泡特金是继巴枯宁之后的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领袖,在日本自然有不少的追随者,他是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大思潮中绕不过的关键性代表人物.且以日本近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杰出领袖幸德秋水为例,就是在克鲁泡特金的影响下开始转向无政府主义的.而有趣的是克鲁泡特金本人则是对赫尔岑推崇备至,他曾在《俄国文学史》中提到：“黑尔岑（赫尔岑）笔下的主要论文,也是以一种在政治文学中所少见的力量,内在的热情,与形式的美丽写出来的.我简直不知道有任何西欧的作家我可以拿他来和黑尔岑相比.”[6]81与此同时,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革命活动家与这些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日本社会的进步人士往来密切.例如革命活动家章太炎、张继等就与后期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幸德秋水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当时的中国同日本一样,处在专制政府的统治下,加之西方列强的入侵也使得许多中国人不得不开眼看世界,开始向外寻求救亡图存之道.这也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会掀起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内在政治原因.这些都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无政府主义在1902年至1905年经日本和法国正式传入中国,其中日本的中介作用不可忽略,在中国兴起的这一思潮中,介绍和鼓吹俄国虚无党的独占首位.赫尔岑也正是随着这股无政府主义浪潮进入中国的.1902年罗普的《东欧女豪杰》, 1903年梁启超在《论俄罗斯虚无党》,1904年金一编译的《自由血》中,均将赫尔岑作为虚无党的创始人来接受.当时,虚无党与无政府主义者基本是同义词而不作区分.由此可见,赫尔岑及其《彼岸书》最初为中国的知识界接受与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并且主要是以日本为中介的.这是因为无论是梁启超还是罗普或是金一,他们作为20世纪初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进步人士,或是自己流亡日本或是曾留学日本,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与近代的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他们政治活动家的身份也决定了国内对赫尔岑的最初的了解与接受是以其社会思想、革命思想为主. 三、以俄国为中介对赫尔岑《彼岸书》的接受与传播
赫尔岑《彼岸书》在中国的第二条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俄国.如果说以日本为中介,对赫尔岑及《彼岸书》的接受主要是侧重于社会思想方面,那么以俄国为中介,对赫尔岑的接受则是侧重于文学史方面.但是无论是通过俄国还是通过日本接受赫尔岑,都有一个避不开的重要人物,就是上文所提到的克鲁泡特金.这一时期,所有的西方无政府主义者当中,克鲁泡特金在中国最受推崇.此后,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更加激发了国人对俄国的学习与研究兴趣,五四时期,国内掀起了一股俄罗斯文学热.1905年克鲁泡特金的《俄国文学史》在伦敦出了英文版,为国内文坛进一步关注俄国文学提供了有利的契机.1919年,田汉在《民铎》上发表了中国第一篇较为完整地介绍俄罗斯文学全貌的论著《俄罗斯文学之一瞥》,这也是国内知识界第一次从文学入手,提到赫尔岑.不过,论著中并没有提到他的《彼岸书》.四年之后,也就是1923年,在郁达夫和郑振铎的文章中,赫尔岑的《彼岸书》才得以再次出现.他们延续了田汉的思路,也是从文学入手来介绍赫尔岑.受克鲁泡特金的《俄国文学史》的影响,他们都提到了《彼岸书》的写作背景――即该书是1848年法国大革命失败后,赫尔岑对西欧文明失望的情境下写作而成的.与第一阶段,金一对赫尔岑《彼岸书》的介绍相比,虽然并没有增加更多实质性的内容,但对赫尔岑介绍的立足点开始转移了,金一是由虚无主义导师赫尔岑入手涉及赫尔岑的一些作品,而郁达夫和郑振铎是从文学家赫尔岑入手涉及其革命思想的.由第一阶段以日本为中介对赫尔岑社会思想、革命思想的关注,到第二阶段以俄国为中介对赫尔岑文学作品的关注,可以说是一个思想史渗透影响文学史的历程.
此后,中国学界对赫尔岑文学作品的关注也越来越多,但却相对忽略了其政论色彩鲜明的一些作品,比如《彼岸书》等.也许是由于这些政论文独特的文体与多样化的思想以及鲜明的时代印记给翻译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而另一方面,也可能《彼岸书》的价值并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到,所以,《彼岸书》在赫尔岑的文学遗产中一直默默无闻,至今还没有完整的译本.
四、结语
最近几年,学界已经陆续有人开始注意到《彼岸书》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中的空白.2013年,许凤林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俄国哲学》一书,完整地节译《彼岸书》的第一章《暴风雨前》和第七章《我的财富都在我身上》.此外, 2001年赛亚伯林的《俄国思想家》在中国的成功译介,为我国重新了解和研究赫尔岑的《彼岸书》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2012年,苏州大学文学院的教授朱建刚老师的论文《于绝望中寻找希望――从<彼岸书>看赫尔岑的虚无主义》,从赫尔岑的《彼岸书》来解读其与赫尔岑虚无主义思想的渊源关系,为我们对赫尔岑的研究以及《彼岸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借鉴.而对《彼岸书》的更进一步翻译与研究工作还有待我们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