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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期以来,跌倒的中国老人就被各种负面报道贴上了标签.而另一方则是“年轻小伙”加“外国友人”的双重身份,思维定式或让这位摄影记者本能的相信冲突中的年轻人大多善良而无辜,而外国友人更是“高素质”的代表.这也印证了李普曼表述的“我们处在什么地位和我们习惯的看法决定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事实”就是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偏见或者说刻板印象.
关 键 词 ：大妈讹老外 网友 道德审判 刻板印象 文化传播
以去年发生的“大妈讹老外”事件为例,当时的摄影记者只凭自己的主观判断,就认为大妈诬陷扶她的老外,并把照片传到论坛上.之后,部分媒体和公众对大妈展开了一连串的批评,纷纷认为又是一次彭宇案的出现.而事件真相在当天下午澄清,是老外撞了大妈,并出言不逊.之后,网络上又掀起了对老外的口诛笔伐.
这起事件中,最初,我们仅凭借照片就认定的真相契合了李普曼的阐述：“我们处在什么地位和我们习惯的看法决定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事实.”
长期以来,跌倒的中国老人就被各种负面报道贴上了标签.从新闻发布者到受众都形成了一个定型的“好人无好报”情节,它的定型反角便是“老太”或“大妈”.虽然,此次事件中的女士年龄根本称不上“大妈”,却符合了人们道德审判中不怀好意的年长者的标准.而另一方则是“年轻小伙”加“外国友人”的双重身份,思维定式或让这位摄影记者本能的相信冲突中的年轻人大多善良而无辜,而外国友人更是“高素质”的代表.
我们的网友们则自诩是道德和正义的维护者.从彭宇案开始,善良的年轻人似乎总是成为“讹诈案”的受害人.因此,以年轻人为主力军的网民认为他们这个群体就是处在利益反被侵害的位置,对那些“恩将仇报”的老人习惯性地充满了愤慨.从媒体的报道,社会舆论到个人经验,网民们已经先入为主地认定了但凡出现讹诈案,老人一定是在说谎.所以,真相没有揭露之前,网民们认为,照片里面所看到的事实就是大妈又讹人了,讹的还是善良的老外,真是丢了中华民族的脸面.
由上面论述可以看出,李普曼表述的“我们处在什么地位和我们习惯的看法决定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事实”就是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偏见或者说刻板印象.
社会学认为刻板印象是由我们的文化影响中关于类型的理想模式导致的,是以高度简单化和概括化的符号对特殊群体和人群所做的社会分类.这种看法来自同一类型的人中的某个个体给旁人的观感,可能有经验根据,也有可能根本就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并没有经验的根据.而且常常伴随着主流阶层对非主流阶层的否定和负面评价.
以大妈为代表的摔倒的老年人就是在类别思维的引导下被归类的人群.长期以来媒体对类似事件的过度报道和解读,使得大妈的负面形象深入人心.人们习惯性的看法就是他们好坏不分,恩将仇报.我认为各类大众传播媒体需要对它们的从业人员和受众的思维定式负一定的责任.从大众传播的术语上来看,一方面,编码者的无意识投射,不自觉地将他们过去的经历、猜想和偏见投射到他们的知觉上.另一方面,又存在着语言误用中的认同不当（又称过度概括或者类别思维）,在“老人――讹人”之间划等号.
而作为解码者的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看似被动,其实,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他们的文化期待与态度,选择、注意、和记忆也造成了“大妈讹老外”的刻板印象的形成.一方面,我们的民族充满着不自信和不认同.上个世纪的战争和蒙受的欺辱,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国人曾经的自信.对外国人既有着谄媚又有着愤怒.从当天上午的报道来看,网友纷纷跟帖表达对外国小伙的同情――外国人素质高,中国人素质差是很多人认定的常识.而对于“大妈”这一群体则怀抱着蛮横又没有素质的偏见与不认同.另一方面,受众在解码的过程中存在着选择、注意和记忆的现象.彭宇案引起社会轰动以后,许多受众开始选择性地注意和记忆类似的事件,并且不断加强对老年人的负面印象而忽视了那些充满正能量的事情.或者只在舆论的时候稍加关注,等到热度下降,却由于选择性注意而忽视了被揭开的与预期相悖的真相.长此以往,这种选择性记忆的叠加和积累,造成了这种刻板印象的形成.
综上所述,刻板印象的形成是必然的,在此引导下看到的事实往往是偏颇的.对于个人来说,地位和习惯的改变,是非常困难的,而偏见与刻板印象的存在又确实影响了正确的认知,对被负面认识的群体造成了伤害.因此,不断修正自己的刻板印象就显得非常重要.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大众传播媒介就应该站出来,承担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一方面,他们需要比公众付出更多的努力去修正自身的偏见与刻板印象,另一方面,他们在传播的过程中,应该有意识地做到多元化和包容性,让真相去修正受众的刻板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