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近三十年述评

本文是一篇伤痕文学论文范文,伤痕文学方面有关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关于“伤痕文学”近三十年述评相关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适合伤痕文学及班主任及大学学报方面的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伤痕文学相关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伤痕文学”思潮从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大陆产生后,就一直成为中国文学家和批评家关注的焦点之一.“伤痕文学”研究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笔者认为三十年来“伤痕文学”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七十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主要围绕社会主义能否出现“暴露文学”和悲剧以及现实主义的大讨论展开的；第二个阶段就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对“伤痕文学”研究的角度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深入.

关 键 词：“伤痕文学”研究；现实主义；流变；类型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2

“伤痕文学”从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大陆产生之后,就一直成为中国的文学家和批评家关注的焦点之一.新时期小说是以“伤痕文学”为开端的.粉碎“”后,作家敏锐地感应着人民的意愿和历史的要求,自觉肩负起时代赋予文学的使命,通过真实的描写、大胆的揭露、愤怒的鞭挞、由表及里地触及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质.1977年11月,刘心武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是“伤痕文学”的发端之作,继而卢新华发表了处女作《伤痕》,形象地概括了“”给人们造成的严重的心灵创伤,从而激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接着一大批揭露批判林彪,“”路线和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的文学作品,以一发不可收拾的势头冲决了种种思想禁锢,冯骥才的《啊!》、宗璞的《我是谁?》、张贤亮的《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等伤痕小说都揭露出“文化大革命”的专制主义性质.关于“伤痕文学”的研究,本文认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关于“伤痕文学”的研究主要围绕着社会主义能否出现“暴露文学”和悲剧以及现实主义的大讨论展开的.如陈恭敏的《伤痕文学小议》[1]王继志的《“现代迷役”和悲剧――谈〈枫〉的思想意义》[2]张奇虹的《悲剧的生命力与时代精神》[3]等等,这些研究都没有跳出“暴露文学”和悲剧大讨论的框架.以下是“伤痕文学”研究的具体分析：

以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为先导的“伤痕文学”发表之后引起巨大的反响与讨论.黄安思将揭露、控诉、批判“”的文艺作品称为“向后看的文艺创作”,他认为此类作品的“方兴未艾”,同三中全会提出的“团结一致向前看,团结一致搞四化”的口号很不协调,他主张应当“提出文艺向前看的口号,提倡向前看的文艺”.[4]随后李剑在《“歌德”与“缺德”》中指出：“那些暴露林彪、‘’的罪恶都应归入‘缺德’之列”；而且他认为“把洋人的擦脚布当作领带挂在脖子上,大叫大嚷我们不如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人,虽然没有‘歌德’之嫌,却有‘缺德’之行.”[5]他宣泄了对伤痕文学的强烈不满,极力主张的是新时期文学应该是“歌德文学”.

当然,更有中肯评价或声援“伤痕文学”的文章,内容涉及到“伤痕文学”产生的历史原因、思想艺术特色及其价值等方面.如王朝闻认为“欢迎不欢迎《伤痕》这样的作品,应当说也是一种思想斗争”,这种思想斗争包括了“文艺思想斗争和非文艺（政治）思想斗争”[6].在他看来,黄安思和李剑的文章侧重于政治思想斗争,过分地强调一种文化专制的风气.在不少人看来,“伤痕文学”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在经过十年后,“这样丰富、悲催的社会生活,要想不反映不表现,绝无可能”；“人民长期受到精神压抑,失去了畅所欲言的自由,心头都结着无数感触和要求,要想不倾斜不迸发也绝无可能.”[7]

与此同时,“伤痕文学”以及随之而来的有争议的作品的讨论,也引发了对现实主义的重新认识.新时期的批评家们通过对“”时期“假、大、空”的虚假现实主义的批判,进而深入到对十七年现实主义理论的反思.在新时期,真实性再度成为现实主义问题讨论的焦点.尽管批评家们对于真实性的理解不尽相同伸着彼此抵牾,但把恢复文学的真实性视为恢复现实主义精神的第一要义,却是讨论者的共识.洁泯说：“文学只要离开了现实的真实性,也就失去了现实主义,失去了艺术的生命力,文学的认识作用以及它的反映现实的功能等等,就将无从说起.”[8]从“伤痕文学”的创作状况来看,真实性的刻画是群众支持的最为重要的一点.《神圣的使命》《大墙下的红玉兰》等作品,不仅是敢于面对并揭露“”控制下的真实的社会现实,同时还在真实的基础上,正确积极地现实了社会矛盾的解决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形成了一股“向下看”、向生活、向人性回归的文学潮流.

悲剧问题是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审美取向与审美品格.孔捷生的短篇小说《在小河那边》中,力图展现在“血统论”的错误导向下所造成的悲剧.就以“伤痕文学”因其表现出来的那张低沉,压抑,阴暗,感伤等悲感情绪所形成的争议来看,它涉及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悲剧的定义,悲剧的冲突和悲剧人物等问题；世纪到社会主义时期悲剧的成因及其特征等问题.另一方面,关于“伤痕文学”的论争揭示了它的悲剧品格,使得“长期在里理论上纠缠不清的问题”,“从实践上有所突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9]何西来等人指出,社会主义时期的现实生活中是否存在悲剧,不是抽象、空洞的理论问题,“伤痕文学”的题材就是来自现实生活中的悲剧,而且它们的冲突也多有悲剧性.肖殷在批驳“歌德派”的责难时,也肯定了“伤痕文学”的悲剧品格.他说,悲剧的目的“就是让人们看过之后,引起悲伤、难过、痛心、进而激起悲愤、仇恨,最后则可能爆发出复仇、战斗的.”“悲剧同样可以鼓起革命,并激动人们为消灭反动势力而奋斗的斗志和决心.”[10]

“伤痕文学”研究的第二阶段从八十年代中期至今,研究的角度越加丰富,成果较有深度.

首先出现的是对“伤痕文学”的局限进行反思的文章,较早的有周绍华的《“伤痕文学”：戴着镣铐跳舞》[11]一文.该文从整体上反思了“伤痕文学”,揭示出“伤痕文学”存在的缺陷,批判了“伤痕文学”中的以左反左现象,过多的情绪发泄和重新寻找“救世主”（老干部和清官）的倒退倾向.吴炫、陶文捷的《穿越当代经典――“伤痕文学”热点作品局限评述》[12]一文,以作者“否定主义文艺学”的“个体化理解”为尺度,对新时期“伤痕文学”中的3篇热点作品进行了局限分析,指出《伤痕》因未深入到文化性层面和人的正常生活的层面而显得肤浅；《一代人》因思维方式上的被动性而未将作品写完；《随想录》因提出了一个作家自己很难回答好的问题,而使得忏悔与后悔难以区别.从思潮及其流变的角度对“伤痕文学”进行研究的成果是非常丰富的.孟繁华的《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13]一文分析了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的流变过程.李建盛在1996年第1期的《南方文坛》主持的《天真的时代译解――论“伤痕文学”》[14]一组文章,从语言修辞、社会、人物等各个角度对“伤痕文学”进行了评价.韩国的慎锡赞的《从伤痕到寻根――新时期文学思潮流变回顾之一》[15]就描述了从“伤痕文学”到“寻根文学”的发展轨迹.张法的《“伤痕文学”：兴起、演进、结构及其意义》[16]从思想史层面上对“伤痕文学”进行梳理.宋剑华的《存在与虚无：论新时期文学对政治理想主义的艺术建构》[17]一文认为,新时期文学在现代人文意识重新复苏之后,便以深刻的理性思维与强烈的批判精神,全面解构了十七年文学的政治理想主义.新时期文学正是以它莫大的叛逆勇气和悲剧意识,在“反省”与“解构”的艺术实践过程中,营造了中国现代文学新的历史辉煌.高城英的《从冬季走向春天的文学――论新时期“伤痕文学”》一文对“伤痕文学”的产生、成就以及局限进行了论述.

还有关于“伤痕文学”的类型研究.如华维勇的《对“伤痕”、“反思文学”悲剧问题的再认识》一文通过对“伤痕”、“反思文学”中迫害者类型进行归类分析,揭示“伤痕&#

本文是一篇伤痕文学论文范文,伤痕文学方面有关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关于“伤痕文学”近三十年述评相关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适合伤痕文学及班主任及大学学报方面的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伤痕文学相关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比较研究方面,有白敏的《“迷惘的一代”与“伤痕文学”之比较》、杨正先的《“伤痕文学”和“解冻文学”之比较研究》.胡艳的《集权批判的内在差异――从昆德拉小说再看“伤痕”、“反思文学”的内在缺陷》也属于中外文学比较研究.柯小刚的《废墟、伤痕与伦理家园的重建》一文,通过比较德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海因里希伯尔的战后“废墟文学”和中国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分别对现代性的不同表现进行了一个批判尝试.同时,文章以康德和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思想为中介,揭示出一条通过回归古典政治哲学而重建现代伦理生活世界的道路.王秀峰的《海峡两岸题材文学辨析》一文认为,大陆文坛从“伤痕文学”开始,从不同的方面透视现象；海外作家对此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其对任务悲剧命运的塑造,明显地表达出作家们对“”的否定和排斥,因而也符合了寻求宣泄和净化对“”的恐惧的读者的心理,构成了表现作品的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宁敏的《多重视角观照下的“”记忆》一文以陈若曦、严歌苓、李碧华的“”小说为对象,从三位女作家的创作背景入手,结合中国大陆的“书写”状态,对海外女作家的“”记忆以及与中国大陆“”记忆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和讨论.

关于“伤痕文学”的历史叙事研究,比较突出的是路文彬.他的《公共痛苦中的历史信赖――论“伤痕文学”时期的小说历史叙事》,认为伤痕小说的历史叙事同建国初期小说的历史叙事一样,显示出强烈的历史理性信仰.这种历史理性由于是以乐观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因而将理解为光明莅临前的过渡.但是伤痕小说首先是关于个人痛苦的叙述,所以对既定的以集体为历史观照视角的宏大叙事模式还是有所突破的.并分析了这种突破的有限性和成因.路文彬2001年1月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上的《公共痛苦中的历史信赖――论“伤痕文学”时期的小说的历史叙事》一文又深化了他对伤痕小说历史叙事的思考,认为伤痕小说本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个人化叙事,但这种伤痛不仅仅是个人性的,也是属于整个民族的,个人性的历史记忆便同时又成了对公共事件的叙述.由于痛苦的公共性和对于历史感的关注,个人化的历史叙事反而成为更加“集体性”的宏大叙事.

进入新世纪以后,出现了重评“伤痕文学”的浪潮,不得不提的是2005年大陆的“重评伤痕文学”.“重评”的目的,“是要通过‘重返’文学史‘现场’,进一步了解当年文学生产的社会背景、氛围和情绪,跨越那些覆盖在文学史表面的夸张和修辞,从而对当时文学创作的真实状况获得一个比较客观和大致准确的认识.”2005年《文艺研究》第1期特约程光炜主持“重评‘伤痕文学’”,发表了程光炜的《“伤痕文学”的历史局限性》、王一川的《“伤痕文学”的三种体验类型》和李杨《重返“新时期文学”的意义》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伤痕文学进行了新的评价.

在重评浪潮中,还有一些批评通过文本分析,从更广阔的思想史层面透视“伤痕文学”的作用机制,从而把握特定时代的社会发展态势.这一层面,贺桂梅的研究可以作为代表.她通过米歇尔福柯的“话语”理论重读了《班主任》,解读出其中“个人话语可以理直气壮的以正确者、先进者的姿态否定、指斥集体话语其本质不过是意识形态集体机器运作的必要,是一种权力的胜利,只不过由知识分子充当了发言人而已”,而“现代性文化的本质特征即在虚构一种二元对立,并将其神圣化,从而引发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她对于80年代思想文化以及文学对五四传统的重构的研究也开拓了“伤痕文学”研究的视野.另外,她的《人文学的想象力》一书中的《80年代书写――苦难的合法化：补偿抑或合谋》一文探讨了80年代知识分子书写怎样与意识形态合谋,把或者反右苦难合法化.鞋俊的《可疑的起点――（班主任）的考古学探究》一文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探讨了《班主任》一文的生产机制和文本内外的权力机制的运作.张业松的《打开“伤痕文学”的理解空间》一文考证并扩大了“伤痕文学”这一概念,认为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都可以用“伤痕文学”来命名.史静的《作为超话语的存在：与“伤痕文学”相伴随的“社会主义新人”批判话语》一文试图考察“社会主义新人”这一批判话语在当时整个文学场域中的运作,回答塑造“新人”的为何如此强烈和迫切的原因,并且探讨它在当时的整个文学语境中的“超话语”功能.“伤痕文学”的研究已经历30余年.应该说“伤痕文学”的文学成就在文学批评界也有了较透彻的研究.但是从新时期“伤痕文学”研究的实际情形来看,理论界还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学术界的研究氛围还是比较浮躁,对热点的跟风往往会导致理性的缺失,对“伤痕文学”的研究也是如此,尽管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对“伤痕文学”的研究还有挖掘的空间.

注释：

[1]陈恭敏：《伤痕文学小议》,《上海文艺》,1978年12月.

[2]王继志：《“现代迷役”和悲剧――谈〈枫〉的思想意义》,《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2月.

[3]张奇虹：《悲剧的生命力与时代精神》,《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6月.

[4]黄安思.向前看啊!文艺[N]广州日报,1979-04-15.

[5]李剑“歌德”与“缺德”[J],河北文学,1979,（06）.

[6]王朝闻,伤痕与〈伤痕〉[N].文汇报,1978-10-31

[7]雷达,刘锡诚.三年来小说创作发展的轮廓[N].文艺报,1979,（10）

[8]洁泯,文学是真诚的领域[J]文学评论,1979,（01）

[9]何西来,田中木.革命变革时期的文学[N].文艺报,1978,（02）

[10]肖殷,他们用的是什么武器[N].文艺报,1979,（09）

[11]周绍话：《伤痕文学：戴着镣铐跳舞》,《齐鲁学刊》,1988年6月.

[12]吴炫、陶文捷：《穿越当代经典――“伤痕文学”热点作品局限评述》,《社会科学》,2003年3月

[13]孟繁华：《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电大文科园地》,1985年3月

[14]李建盛：《天真的时代译解――论“伤痕文学”》,《南方文坛》,1996年第1期

[15][韩]慎锡赞：《从伤痕到寻根――新时期文学思潮流变回顾之一》,《南方文坛》,1997年6月

[16]张法：《伤痕文学：兴起、演进、结构及其意义》,《江汉文坛》,1998年9月

[17]宋剑华：《存在与虚无：论新时期文学对政治理想主义的艺术解构》,《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5月

作者简介：刘丹,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级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