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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特定时期一种文化现象的“伤痕文学”在发生到回忆的历史隧道里经过了解说与被解说的文学史过程.本文旨在梳理“伤痕文学”思潮的发展脉络和历史命运及其内在规律,特别要整理并揭示以李杨、程光伟为代表的“重返八十年代”与“伤痕文学”的关系,从而准确定位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文学思潮.
关 键 词 ：伤痕文学；现实主义；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35-0-02
一个开放的、进步的国家和集体,不仅当允许多种声音,甚至是对立声音的存在,更当公正客观地“书写”.从程光伟和李杨等人主持的“重返八十年代”文学活动,以及《辽宁日报》分专栏兴起的“重估中国当代文学”的尝试中,我们八零年代后出生的一代,终于在主流叙述之外听到了一次多声部的“画外音”.我们这一代人永远无法用大写的“我们”去谈论风风火火的八十年代,这样一种历史的集体缺席,更让我们对历史与文化的真实面貌缺乏整体全面的认识.
新时期首当其冲的一个文艺思潮,“伤痕文学”思潮,被写入文学史,编入文学体制.说起文学制度的构成要素,有文艺政策、文艺斗争、作家协会、文学联合会、文学出版、文学评奖、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而这些要素在中国当代的“十七年”和十年期间的根本职能都是“为政治服务”,接续这两个历史时期的是“新时期”,是否摆脱了这种文学被政治束缚的“怪圈”,不妨从这些文学制度构成因素投射在“伤痕文学”思潮这一视角做简单点评.因此,本文主旨在从新时期以来文学史对“伤痕文学”思潮的界定与近几年来,以李杨为代表的“重回八十年代——伤痕文学思潮”对“伤痕文学”思潮的重新评价两种声音出发,在这两种主要话语体系的对比中重访历史,启发读者“历史的阐释”可以有更多可能性,无论能否回到历史现场,我们都应当而且必须独立思考,挖掘本源,力求客观评价历史书页中的文学思潮.
一、“伤痕文学”思潮：文学史书写
纵观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不难发现,“伤痕文学”思潮的研究或一笔带过,轻描淡写；或止于对表面现象的简单摹写,未对思潮的成因、发展及迅速消失的原因作深入挖掘.这种史料的堆砌或歪曲造成的直接后果,使成长并成熟于九十年代的人无法了解到“伤痕文学”思潮背后的历史真实和文学社会价值,显然,这样的书写是不负责任的.时过境迁,随着诸如陈晓明等评论家以超越历史的立场,对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思潮重新研究与反思,我们看到一部部以崭新面貌出现的“当代文学思潮史”,它们试图从文学思潮的兴起、发展及消失的成因与运作机制出发,揭开历史的面纱,还文学史中被遮掩的人和事一个公正的评定.鼓且不论这些努力的文学史意义,单就其为历史做出更深入和公正的阐释,就令人敬佩和发人深省.
早在1985年,“伤痕文学”思潮偃旗息四年左右,郭志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虽将其评价为,“报导着一个新时期创作正汹涌而来”,但却未列出专章对“伤痕文学”思潮做详尽研究.“伤痕文学”作品也只是作为单个作品来做评价,而非将其作为“思潮”个案做症候式的研究.这种刻意一带而过的记录方式无独有偶地出现在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中.这样的文学史的书写方式显然与1979-1981年间,“伤痕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界形成的繁荣景象及“伤痕文学”思潮所引起的社会影响互成悖谬的,这一点还有待于深究.
张器友在《现当代文学思潮散论》中,认定“‘伤痕文学’既是现实主义思潮复苏的标志,同时也是新时期人道主义复苏的标志.”,并举出《班主任》“救救孩子”的呼声；《伤痕》揭出对人性的扭曲,伦理道德的沦丧,呼唤人性；《人到中年》、《高山下的花环》,颂扬人的崇高精神并重视人的价值.当时对“伤痕文学”思潮的研究既没有揭出其历史反思的局限性——单纯对的批判与揭露,更没有挖掘这场思潮兴起与发展乃至最后消失的操作机制.这一点吴秀明在《当代中国文学六十年》中明确指出了：“‘伤痕文学’按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对‘’十年对人民造成的肉体和精神的损害进行了控诉.这就证明,真正‘现实主义思潮’的复苏还没有开始,只是已经开始摆脱‘模式’,艰难尝试中.”
二、新时期以来,“伤痕文学思潮”的再读
谈到“回到八十年代文学现场”的问题,程光伟和李杨主持的“重返八十年代”学术专栏是绕不开的.他们在《当代作家评论》发表的《重返八十年代》提出了这一专栏的要旨和任务,即“通过重新理解八十年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读解当下中国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而思考文学的位置和意义.”可以这样说,他们的这次挖掘和研究正是许多研究者和理论批评家一直在潜心所做的事情,只有揭开八十年代政治权威下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规约,才能提升我们思考的深度,拓宽思想的维度.从哲学、社会学等角度跨学科地研究文学,无疑会为许多历时性的悬而未决的文学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严谨、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多维度的知识结构.刘宾雁曾经说过,“有这么一个国家,统治者把一部历史变成谜语,来训练子民的智力.在近几十年中,很难找到一个时期,统治者能如此成功地把许多史实隐藏起来或肆意颠倒,使国人长久地生活在一片混沌之中.”当然,他是作为个人对历史与个人的关系作出的感性倾诉,更理性一些的答案还有待于继续研究和探索.庆幸的是,经过对过去文学史和文学评论研究的梳理,许多前人研究已涉及到八十年代政治话语对文学的规约；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已经有许多研究者更深入地挖掘和探讨这一历时性的问题——八十年代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以新时期初期首先登上文学历史舞台的“伤痕文学”思潮为个案,呈现研究者的研究情况.
(一)“伤痕文学”思潮：文学的政治体制化
贺仲明在《从控诉到反思——重论1980年代初文学思潮》中谈论了文学史对1980年代初文学思潮定位与评价,“过往的文学史,囿于政治论争中对八十年代初文艺思潮的简单界定,沿用‘伤痕文学’或‘暴露文学’.而将刘心武的《班主任》作为新时期标志性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批评界有意无意的‘误读',是缘于文学史建设的需要.”他认为,考虑到文学史的清晰性和周密性,应将后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笼统定义为“控诉型文学”——“政治控诉”.但他马上指出,这种“政治控诉”是在“政治体制的规约”中进行的.与之对应的,陈思和在《当代文学史教程》中指出,“八十年代初中国作家的知识分子主体意识得以恢复”,而在贺仲明看来,这种“主体意识”是被阉割的——被政治体制化了的,没有摆脱“十七年”及“” 时政治对文学的管制,正如他所说“虽然家们在文学的主体性上苦苦追求,在题材、创作手法等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突破,但作家们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并没有改变‘十七年’的状况,仍旧作是一种捆绑式的依附关系.” （二）“伤痕文学”思潮：主体性的回归
《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中选编的争鸣作品《公开的情书》以公开情书的形式,反映七十年代初的社会现实和青年的精神生活.其中怀抱理想却难酬壮志的青年“老久”给纯真可爱,并同样充满理想与希望的女青年“真真”的信中这样说道,“人类生活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值得看轻和抱怨.它们都会在整个过程中显示出自己的意义.”作品中以此为例的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宣言难以计数,成长并成熟于新时期的中国青年对这个时代是抱有憧憬的,他们呼唤新时代的到来——自由、、独立.从揭露社会主义党内分子贪污腐败黑暗现实的《飞天》,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人性反思的《苦恋》,呼唤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公开的情书》等的历史命运就不难看出,作为“新时期”首当其冲的文艺思潮的伤痕文学,并没有真正恢复作家创作的主体性地位.但起码,有人已经为此做着努力了.陈晓明在《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作了较为中肯的评价,“‘伤痕文学’并不完全是中国作家的自觉意识的产物,他们是在被给定的历史语境中思考,但他们也在努力给出自己的思考.这就决定了在后来的历史变动中,他们的思想从这些起源逐渐剥离,开始获得更加具有主体性的历史起点.”他指出当时的创作主体分为两类,一类就是上面提到的异质创作的冒险主体,另一类就是意识形态的反思历史主体.很显然,前者较之后者,显现出更为明显而强烈的主体性.后者也就是大多数作家保持了一种“审慎”的态度,“他们与新时期正在建构的历史保持了协调的同步.”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为例,由它从初稿、定稿再到正式发表的修改情况可以看出作家为了迎合意识形态需要而自觉放弃主体性的现象.《班主任》结尾时写到,“他感到,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我们亲爱的祖国.想到她的未来,想到她的光明前景,想到本世纪结束、下世纪开始时,‘四化’初具规模的迷人境界等他所培养的,不要说只是一些学生,一些花朵,那分明就是祖国的未来,是使中华民族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强盛地延续下去,发展下去,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未来.”正式发表的《伤痕》与原稿相比,曾做过16处的修改,为的就是在作品中反映出被治疗者重建对未来的希望.比如开头中的环境描写把“除夕夜里,车窗外什么也看不见”改成了“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车上一对回沪探亲的青年男女,一路上极兴奋地侃侃而谈”改成“极兴奋地谈着工作与学习,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形势”,结尾为了突出王晓华的伤痕已经治愈,特意改成了有“亮色”的描写“夜,是静静地,黄浦江的水在向东滚滚奔流.忽然,远处传来巨轮上汽笛的大声怒吼.晓华便觉得浑身的热血一下子都往上沸涌.于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苏的胳膊,下来石阶,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今中外都司空见惯,而现象背后的本质有着惊人的一致,“政治权威对作家主体性的阉割”“愚民教育”.而在文化体制一体化的新时期,毕竟从“十七年文学”和“文学”的文化专制中托生出来,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号召下,知识分子主观情感迫切渴望恢复“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启蒙”传统,在创作实践中探索,最后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和政治话语权威相妥协的场景,对党和社会主义无怨无悔的“忠诚”和“奉献”精神是知识分子获得历史主体地位的“必要前提”.“伤痕是准确的自我表述,因为伤痕不再是伤痛,它是痊愈之后的证明；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不证明伤痛,而是证明对伤痛的忍耐以及始终超越伤痛的意志.”这在伤痕文学思潮的很多作家的作品中表现的都极为明显,张贤亮的《绿化树》,戴厚英的《人啊,人》都企图塑造一种在动乱年代和艰苦环境中对党忠诚不渝的艰苦卓绝的钢铁硬汉形象.近年来,像李杨这样借助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关切和重新思考中国文学的思维模式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赞同与响应.显然,单就“伤痕文学”思潮研究这一个案,就可以发现对文学思潮研究已经超越“文学视野”,而扩展跨文化的社会历史视野,政治视野等综合视野,这样多元化的研究对“重回历史现场”,揭开历史尘封和刻意遮掩的“文学现实”都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
新时期以来对于“伤痕文学”思潮的研究持续不断,我们既看到了文学史对其正统的评价；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并没有拘囿于文学史的历史定位,诸如李杨等人的研究.与其说他们的研究扩充了我们的知识结构,倒不如说,他们站在超越文学史的视角,冲破了旧有的思维桎梏,确立独立思考的立场.后世的研究也不必囿于他们的研究范畴,而应引进这种思维方式,以各自不同的身份与立场关切历史,关切人文,关切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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