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然的学术权威与现实困境的化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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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者权威地位的获得,不仅在于其是否拥有精深的科研能力,是否具有以“忠”、“恕”为核心的道德修养,还取决于学术团体内部是否有促进学术权威生长和发展的制度规范.针时现实中出现的学术权威失范现象,一方面,学者有必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从根源上纯化学术权威的生存土壤；另一方面,加强学术团体内部的制度建设,阻止权威向权力的演化.

[关 键 词 ]学术权威　忠　恕　制度规范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2）06－0037－03

权威有两个意思,一是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二是在某种范围里最有威望、地位的人或事物.前者是指一种力量,后者是指具有这种力量和威望的人或物.当前由于拥有学术权威的少数人存在学术与德行分离的事实,致使学术权威失去了应有的功效,也使得学术团体的研究工作遭到不必要的阻碍.为此,我们有必要深入反思应然状态下的学术权威是如何铸就的,对此问题的反思将有助于我们认清和化解现实中学术权威所遇到的困境,从而促进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

一、影响学术权威生成的因素分析

我们认为应然的学术权威不仅要求学者能够拥有“忠”、“恕”的品德修养,同时还应该具备高深的学术研究能力,两者缺一不可.但是除了学者的修养和科研能力以外,外部的制度环境同样是非常重要的.赵汀阳先生说过,人性是善是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否创造好的环境扬善去恶.

(一)学术权威生成与“忠”、“恕”修养

孔子对于“忠”、“恕”的阐述是：“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欲立欲达,忠也,立人达人,恕也.”朱子《集注》对“忠”、“恕”的阐述是：“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可以看出孔子和朱子对于“忠”、“恕”的理解是一脉相承的.后来“忠”又演变为臣民对于君主或者国家的忠诚,这当然也是“尽己”的一种方式.我们认为学者的“忠”有两种内涵：一方面是对学术的“忠”.表现为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保持的客观中立态度,只有秉承此种态度,学者才有可能在科学的道路上获得真知、探明真理,才有可能开启全人类对于未知世界的认识；另一方面是对人诚实,诚实是修养的核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必要条件.“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朱熹创办白鹿洞书院时,也将其作为办学目标之一.由于学术研究的途径以及研究的视角、方法不同,所得的结论自然不同.此时,学者不应该站在自己的角度批判别人、打压别人,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而应该尊重、包容各种不同的观点,让别人自由认同.因此,学术权威必须具备“忠恕”修养.

我们评价一个学者,不仅要看重其思想与著作,同时必看重他的为人,看重他在实际人生中的一切行为.可见,一位学者权威地位的确立不仅在于其思想与著作,还在于其实际人生行为中所蕴涵的道德修养.权威是历史的积淀中形成的,而不是依靠人的理性所能够塑造的.熊十力先生曾感慨地说：“为人不易,为学实难.”

(二)学术权威应有研究高深学问的能力

研究高深学问的能力是学者成长为权威的必要条件之一,学术能力被学术团体内的人认可以后,就会形成一种学术地位.但是这种成就地位的取得一方面要得到学术团体的认同,另一方面要具有思想的传承性,即在广泛吸收前人学术思想的前提下取得,后者也是前者的前提.钱穆先生在其《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的序言中写道：“某一时代思想或学派思想,其影响力最大者,即其吸收多数人之思想者愈深,而其散播成为多数人思想者愈广,因此遂成其为大思想.”同样,学者如果不以吸收多数人的思想为基础,而仅就个人的一点领悟提出一己之见.这种脱离了已有的学术基础的学术思想,只是少数学人在卖弄聪明,炫耀智慧.这样的学术思想的最终归宿可能是在书本上、言语上,或者流行于个别偏僻的角落,对于整个学术思想的发展并没有实质性的推进.

学术权威的效用只存在于特定的学术团体范围之内,并且只有在涉及学术事务的时候.同行之所以认可你的成果是由于你的成果为该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动力.所以,学术研究能力是学者蜕变为权威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学者运用“横暴权力”来使自己学术成果强要别人认可时,这时学术权力已经演变为政治权利了.对于以真理为毕生追求的人来说,只有货真价实的学术成果才能使自己得到公众的认同.

(三)必要的制度规范

在一个追求金钱和地位的社会里,品德修养似乎越来越不保险了.近年来,有关学者学术不端行为的报导越来越多,也表明制定度规范的必要性.通过制度的制定来为学术权威的生成划出一块纯净的天地.这些制度应该具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要保障学者的学术自由权利不受到外界的干扰；另一方面又禁止侵犯他人学术自由权利的行为.

(四)“忠”、“恕”修养、学术能力与制度规范的辩证统一

一个具备“忠”、“恕”修养的人,一个值得我们尊敬的人如果没有至高学术成就,决不可能成为一个具有学术威望的人；一个在学术上有甚高成就,却没有“忠”、“恕”修养的人同样难以成为学术权威.只有同时兼具“忠”、“恕”修养和至高学术成就的人,才有可能成为学术权威.现实中学术功利、学术不端、学术霸权等乱象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学者对自身角色中的“忠”、“恕”内涵不甚明了,缺乏对自身在学术研究过程过中行为的觉解；另一方面,科学无论如何,总是处于旁观的态度,以知得相对的表象为满足,他对于内面的绝对知识,未能探得分毫.因此,应然的学术权威应该是一位对“忠”、“恕”之修养有深刻的觉解,同时其学术思想又能“尽广大之量”的人.学术本身是中性的,学术权威这个角色本身也是中性的,不存在善恶之别.为了促进学术权威的生成还需要制定相关的制度来规范和保障学者的学术研究权.

二、学术权威失范的外在表现

现实中,学术权威的形成往往只是片面地依赖其学术贡献,而不考虑其是否具有“忠”、“恕”的学术品德修养.这种学术权威其实只是一种学术权力,没有道德束缚的权力容易与强权联姻.此外,由于保障学者学术自由权的制度的缺失,学术功利、学术霸权、学术不端等乱象的出现就很正常了. （一）学术不端事件频发

学术不端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学者从事学术研究过程中的态度不端正.态度是示于外的,但根源还在内部.学术态度不端正的根源在于学者不能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持有“忠”的态度.学者“忠”的意识淡薄,致使学术不端现象频发.教育部多次公开表示,教育系统不同程度地存在学术失范和学术不端行为,有的情况还比较严重.在贺祖斌教授的新著《中国大学这五年——高等教育年度大事评析（2006－2010）》中连续4年收录了某些学者学术不端的事件.学者的不端行为,虽然不是普遍现象,但是造成的社会影响却是很普遍的.学术不端事件已经对学术团体的学术声誉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使得一些学者的权威地位消失殆尽.

在我国,知识分子无论是为学还是做人,历来都是整个社会的楷模,担负着教化一方百姓的重任,更是社会良知的忠实执行者.学术权威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优秀分子,更应该是其中的楷模.只有“忠”的德行修明于内,在平时的研究过程中时时谨记,学术不端的行为才不会再发生.诱发学术功利行为产生原因是多元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于私利的渴求.学术功利,是以学术研究为幌子,谋取自己私利的行为,是学术道德败坏的表现.学者对利益的过度追逐,恰恰是道德修养不够的暗示.修养的水平也主要取决于“精神我”的境界高低.“自然我”无境界可说,只是饿了要吃,困了要睡.如果在两者之间画一条直线,越靠近“精神我”时,人的境界越高,相反就越低.学术功利化的根源就在于学者过于沉浸于“自然我”,而忘了还有一个“精神我”.甚至不惜牺牲“精神我”来满足“自然我”.学术权威的生存需要得到满足以后,却仍抱有功利的心态,此实乃是一种对学术不“忠”的表现.

(二)学术霸权横行

人类对于真理探求的道路是直线向前的、动态化的.若人为地将探求的过程绝对化、凝固化,也就蜕化为学术霸权,这无疑是在康庄大道上筑起了一堵墙.以“恕”的观点来看,这种行为违背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想.这对学术共同体的长远发展来说是一种灾难.钱穆先生在论述近代西方人生时说：“人生意义只在无尽止的过程上,而一切努力叉安排在外面.外面安排,逐渐形成一个客体.那个客体,终至于回向安排它的人生宣布独立了.那客体的独立化,便是向外人生之僵化.”同样,若学术权威也成为客体的独立化,那也便致使学术发展的僵化.

现实中,有的学术权威仰仗自己的资历与声望,不仅压制异己的观点,而且还强行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强加于众人.多一个这样的学术权威,即多一个障碍.他们掌握了某一领域的公开发言权,其他学者虽有不同意见,却不能公开、自由地表达,从而压抑了自由的学术风气,造成学术思想僵化的现状.这不仅与学术自由的大学精神相违背,同样与“恕”的理念相违背.雅斯贝尔斯说：“大学的目的是致力于从事研究和教学,为了圆满地完成这些工作,学者之间、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必须进行相互的交流.所有人之间根据自己的知识水平实现充分交流是必要的,因为这是大学生活的活力源泉.”金耀基先生也说：“人是不能永远没有孤独的时刻的,人需要孤独以创造思想,以体认人生,但是人之为人,人之成长需要头脑与头脑,心灵与心灵之相遇和对话.”同样,我们可以说学术研究的发展也需要学者之间、学者与学生之间头脑与头脑、心灵与心灵的相遇和对话.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对科学创造最大的阻碍常常来自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学者,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已经有了自己的学术框架,容不得新的思想出现,任何新的思想都被看成是对他的学术权威的挑战.学术权威演变为学术霸权是学者的不幸,更是学术的不幸.

三、重塑学术权威的策略

为了学术事业健康理性的发展,重塑学术权威,一方面需要学者加强自身的忠恕修养,纯化学术权威生成的内在根基；另一方面还应该以促进学术繁荣为准则制定相应的制度规范.

(一)加强学者的“忠”、“恕”修养,纯化权威生成内在的根基

学术研究,志在追求真理,贵有自由探索的客观精神.客观的本质是“忠”,不仅是对学问要忠诚,对自己也应该忠诚.真理是特定立场的真理,而这个特定的立场就是“忠”的立场,为学术而学术是“忠”的外在表现.这不仅需要学者能以学术为志业,自觉将权势、功名、物欲排除于学术研究之外,秉持“出淤泥而不染”的内在品性；而且还需要学者以探得真理为目标,心无旁骛地做学问,不瞻前顾后、受世俗风气的影响.这样就能够将“精神我”与“自然我”区别开,或者说是将“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与“功利境界”、“自然境界”区分开.否则,就无法为全人类的知识庙宇添砖加瓦,更无法为人们创造更多的人生道路.而学术功利、学术不端的病根就在于权威们背叛了“精神我”,背叛了“忠”.

人们对于未知世界的认识的大方向是直线前进的,但形式却是分途的.在道、术已经分裂的当前,没有哪个学者能通晓各领域的一切学问,成为绝对权威,甚至连通晓一个领域的知识也变得艰难了.学术权威会随着人们对于学问的研究的进展而呈现出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在学问的探索中,学者应该有颗海纳百川的宽广的心.不管是“为人”还是“为学”,都要严守絮矩之道.做到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不将自己的一孔之见,强要其他人来认同,否则便成为学术霸权了.学者应该坚信学术是越争辩越明晰的,霸权只会使人类文明之光变得暗淡.所以,学者们如存有儒家的“恕”的观念,切实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定能够促进新思想、新理论的孕育和成长,实现学术创新与拓展,克服学术思想的客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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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的形成是建立在学术共同体关系基础之上的.权威的形成不是外界对于学者的授权,而是来自于学术共同体内部的承认,而承认的基础在于高深知识的控制和垄断能力——科研能力.对于高深知识的控制和垄断能力会随着学者研究的深入而发生变化,也预示着学术权威地位获得只是暂时性的.雅斯贝尔斯说：“真正的权威来自于内在的精神力量,一旦这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消失,外在的感召力也将随之逝去.”在学术团体中也是这样,当学者对于知识的控制与垄断的能力优势丧失以后,学者的外在的感召能力将会被新崛起的权威所替代.现实中,当权威受到损害时,权威就会抓住强权.学者的权威地位是学术共同体对拥有高深知识价值的学者的尊敬与服从,但是当它即将逝去时学者将利用还在手的权威控制其他学术同行发展的权力.因此,为了学术事业的繁荣发展,我们有必要加强学术团体内部的制度建设,优化学术权威的生存环境,为学术权威的成长营造坚实的硬件环境.

学术权威对于学科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是有促进作用的.人们平时只注重学者的科研能力,忽视了其道德修养,使得学术权威慢慢地演变成一种个人的行政权力.为了阻止这种演变,学者们应该加强以“忠”、“恕”为核心的道德修养,为合理的权威生存营造软环境,同时加强学术团体内部的制度建设,为合理的学术权威的成长提供制度保障.

（责任编辑：王庆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