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权威挑战的心理治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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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英国医院精神科都要开出4700万张抗抑郁药处方,26%的英国成人被诊断有精神病.然而,资深心理治疗师詹姆斯·戴维斯却认为,抗抑郁药对于大多数患者的作用无异于安慰剂；很多心理医生仅凭推断为患者诊治,缺乏科学依据；而一些正常的情绪反应根本不应被视为心理疾病,人们需要的不是药方,而是对生活的重新审视.

“”权威经典

今年5月,两本精神病学书籍在英国上市.其一是美国精神病学会发布的《第五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简称《手册5》,该书的第一版首发于1952年,自问世以来,一直被奉为世界精神病学的经典.另一本书名叫《》,其作者名叫詹姆斯·戴维斯.

这两本书虽然都是精神病学书籍,却在诸多方面大相径庭.如果《手册》系列书籍被认为是精神病学科中的《圣经》,《》则被视为异端文字,属于精神病学领域的非主流观点.《手册》由一批一流的美国精神病学家编纂而成,是精神病学领域的教科书,詹姆斯·戴维斯则是一个英国心理治疗师.《》一书的特点是生动诙谐,文如其名,是对《手册》一书的解读与声讨,书的副标题则更加直白地表达了对前者的谴责：精神病学缘何弊大于利?

事实上,《》一书所抨击的对象不仅是《手册》丛书,更是现代精神病学的方方面面.戴维斯认为,人们眼下在努力应对的各种情感困惑及生活难题,例如失业、离婚、失去亲人以及青春期问题等,并不属于精神障碍范畴,却常被误判为精神疾病,甚至当作精神病来治疗.此外,许多新型精神疾病的诊断缺乏科学依据,是精神病学家们杜撰的产物.在上述状况下,“患者”经常错误地认为自己得了《手册》上提到的某种病.更糟糕的是,精神病学家的个人见解常被错误地当作真理和准则,以至于以讹传讹,形成了近乎失控的局面.

大型医药厂商和整个精神病学界都上了戴维斯长长的黑名单.戴维斯说,药厂和医学界的关系亲密而微妙,事关名利与生死,牵一发而动全身.有研究证明,某些药物毫无疗效,对于患者只能起到一种心理安慰的作用,但是某些知名精神病专家却因为一笔可观的“咨询费”而为这种药代言.

戴维斯的控诉很犀利.他认为,美国精神病学会依靠《手册》牟取暴利.对《手册》这样一本大部头进行修订并非易事,书中收录的每一个词条,都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和科学验证的.然而自首版《手册》面世,短短61年来,竟然陆续发布了五个版本,这或许同《手册》的“销路广泛”不无关系.《手册》应用广泛,律师、法庭书记员、社工、教师、政府官员和狱警等诸多行业都会用到,《手册》早已成为这些行业的必备资料.可想而知,《手册》俨然成了美国精神病学会的摇钱树.

戴维斯介绍说,首版《手册》一共收录了106种精神障碍,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第四版修订版的条目增加到了300条,而《手册5》则将更多的精神疾病收录其中.作为一名临床心理治疗师,戴维斯不相信,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人类会变得如此疯狂.更让他不解的是,许多人类的性格特点,比如优柔寡断、急躁、内向等特征,都被列入《手册》,成为了精神病的范畴.换句话说,人类许多完全正常的行为,都被当作了精神异常.在这种逻辑下,一个爱发脾气的中学生是患上了“对立违抗性障碍”,如果一个女人不幸嫁给了一个控制欲极强的男人,则说明她有“自虐型人格”.依照这个逻辑,人人都有精神病.《手册》的危害不仅在于它的法律地位,更因为这些所谓的精神障碍根本缺乏可靠的科学依据.

精神类药物等于安慰剂?

一些疾病,如癫痫和自闭症,已经证实是由神经原因引发的,不再属于精神病学的范畴.然而,《手册》中列举的95%的精神障碍都找不到任何生物学原因提供病理支持.一般来讲,生理疾病通过化验检查可以找到其病灶,是具有病理支持的,而心理疾病无法通过生物学手段确诊,只能利用同类参照来辨识.因而,精神病领域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一个人得癌症,两个人得精神病”,意为癌症是客观存在的,而精神疾病只能依靠对比来反映.

作为一名“资深”患者,我对戴维斯的看法非常感兴趣.我服用抗抑郁药“百忧解”已有7年时间,每年英国精神科开出的4700万份处方中总会有我的几份.服药后,我感觉内心平静多了,不再爱发脾气、烦躁不安.对于我这份病历,戴维斯的看法是,抗抑郁药在我身上发挥的或许只是安慰剂的作用.但是戴维斯并没有建议服药中的患者停药,他说：“我写书的目的并不是让人们不再吃药,我只是想告诉人们他们理应了解的一些情况,让他们多一种选择.”调查表明,只有10%-15%患者的病情在药物的作用下有所改善,而对于大多数用药者来说,抗抑郁药无异于安慰剂.

精神科医生的诊断缺乏科学依据?

戴维斯自始至终都在强调,下任何结论都要有研究作为前提和依据,而精神病学最令人无法信服的就是缺乏科学验证和依据.戴维斯认为,精神科普遍采用的测试和量表手段,就像在填写调查问卷：通过对相应题目的选项进行勾划,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精神疾病,这并不是科学的医疗方法,由此做出的结论只是一种“观点”,不能作为诊断依据.

对此,戴维斯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上世纪70年代末,精神病学家罗伯特·斯皮策博士对《手册3》进行了修订和补充,并确立了一些新的诊断标准：若病人持续两周时间出现上述五种（或以上）症状,则可确诊为抑郁症.在一次采访中,斯皮策博士被问到,为何是“五”而不是“四”或“六”时,斯皮策回答：“因为‘四’看起来不够,而‘六’又显得太多!”戴维斯补充说,缺乏科学性是精神病学的通病,精神病学家不以科学事实作依据,经常根据个人的主观想法下定论,如果人们将这些“观点”视作科学真理,将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

心理治疗师走上精神病学的批判之路

戴维斯今年40岁,在牛津大学获得了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及心理治疗师的执业资格,目前他是伦敦罗汉普顿大学的讲师.他的妻子是牛津大学的音乐学家,他们有一个女儿.戴维斯说,牛津大学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也是从这里走上了批判现代精神病学的道路. 戴维斯当时在黑鸟利思的一家日托中心工作,该地区处于牛津郊区,社会经济环境较差.戴维斯说：“当地人普遍失眠、焦虑,情绪化又容易激动.这些表现在精神病医生眼里是典型的心理障碍,需要用药治疗.但在我看来,这些‘病态表现’其实是处于落后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正常反应.我渐渐发现,许多转诊到我这里的病人,他们被认为有着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病,所谓的症状只是他们对于恶劣社会环境的合理反应.”

戴维斯对其中一位病人印象很深,那个男人30出头,为了博士项目研究,七年前曾去南非考察,在那里受到了很大的文化冲击.回英国前,已经被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开始接受大剂量的药物治疗.“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断断续续用药七年,并开始产生了‘药物对我是否真的有效’的质疑.”戴维斯将这位患者的疑问转达给了自己的导师,一位资深的精神病学家.得到的答复是,该患者病情恶化,必须加大药量.对于这个答案,戴维斯很不认同,他觉得病人有好转的迹象,意识到了人生的意义,并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戴维斯不想听从导师的意见,但由于当时缺乏自信和充实的论据,最后做出了让步.对于那位患者,戴维斯一直感到很愧疚.正是从这件事起,戴维斯开始了对精神病学的审慎观察以及批判.

痛苦的意义：不快乐≠有抑郁症

戴维斯本人也有过“抑郁”的经历,他称之为“情绪不好”,他觉得“抑郁”这个词被过度使用了.他从没吃过抗抑郁药,也从未接受过心理治疗.当他22岁在英国国家剧院当演员前程似锦的时候,戴维斯经历过一段极度焦虑、没有安全感、闷闷不乐的日子——在临床心理医生的眼中,就是抑郁症.“如果我当时去看精神科,肯定会被诊断为有心理障碍,我很有可能就接受了那个诊断,并把自己看成一个病人,开始接受精神病治疗.更糟糕的是,我可能会错误地认为自己的大脑出了问题,而不会将其视为生活道路上的挫折,努力去应对和改变.”戴维斯在上一本书《痛苦的意义》中曾提出“痛苦使人奋进”的理论,他认为不快乐不应该被视为疾病,靠吃药来解决,即使吃药能带来快乐,我们也不应该这么做.

后来,“拒绝治疗”的戴维斯开始自己钻研心理学.24岁时,他离开剧院,成为了伦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SOAS）的大学生.他很享受大学生活,但是由来已久的情绪问题使他不得不停止了学业,那时他28岁.后来,他在伦敦北部的一个书店打工,住的地方很小.他没有钱,也没有女朋友.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他的心情很糟糕,他突然决定把自己的论文寄给牛津和剑桥的人类学学院.那篇论文在SOAS的得分并不高,但是六个星期后,他收到了牛津大学的来信,来信对他的论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八个月后,他成为了牛津大学的学生,他的人生自此发生了彻底地改变.他始终认为,是他22岁时的痛苦经历指引他重新思考人生,给他指明了新的出路.

戴维斯的故事可能有一定说服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特殊经历适用于所有人.任何人都有权为自己的痛苦寻求解决之道,也许吸一支烟,喝一杯酒,吃小一块奶酪蛋糕,或者吃一粒小药丸就可以改善暂时的不良情绪,何乐而不为呢?戴维斯说,他只是想告诉人们,快乐不是唯一的生活状态,一旦快乐的感觉受到威胁,就想方设法去摆脱它是不对的.痛苦有时候是一个信号,它能提醒人们生活出现了问题,人们应该努力去寻找这个问题,从而解决它.

戴维斯指出,重新看待痛苦的价值,不仅有利于个人,更有利于社会.英国兰开郡的工薪阶层目前就充满了困扰,许多五十多岁的妇女在服用镇定剂,但这不是她们真正需要的,她们需要的是更完善的女性保护权益,是政策的变革.人们应该对痛苦表示敬畏,而不应一味地用药物去驱赶和扼杀它.

尽管戴维斯的许多同行都支持他的观点,但《》一书并不会使他名声大噪.有人猜测,戴维斯本人没有处方权,他只是个心理治疗师,他想借此书抹黑精神病医学,以此攫取更多的利益.戴维斯对此的回应是,他给人做心理治疗都是无偿的,但他确实有一个大胆的目标,那就是,任何试图妨碍患者得到正确恰当治疗的人,他都会向其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