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诺贝尔情结与中国大众的文化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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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诺贝尔文学奖曾经是中国文学界追求的目标,但中国作家却屡屡与该奖无缘.这在国内文学界和媒体之间引起广泛的争论,但中国大众对这个奖项却是陌生的,他们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程序和评判标准不太了解,对中国文学的成就也不甚了解.在这种陌生和含混认知的背景下,出现了一些错误的心理,主要有:唯意识形态评判心理,简单的文化平均主义心理,盲目的成就心理,文化悲观主义心理和翻译无能的文化心理.在分析这些文化心理之后,我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现当代文学自身发展的问题,主要包括重新确定目标、重视文学创新和建立合理的文学评奖和激励机制.

关 键 词 :诺贝尔情结文化心理文学创新

中图分类号:I109文献标识码:A

一陌生背后的诺贝尔情结

尽管近年来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讨论,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热烈――除了名人的演讲,媒体的采访外,国内众多的网站还开设了专门的论坛,讨论中国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关联.但经过详细的调查可以发现,中国大众对这个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世界大奖却不是十分了解,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无数的中国大众并不知晓诺贝尔文学奖的存在.2、中国民众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情况及其作品了解不够.3、在上面的两个方面调查之后,

就可想象得到,中国民众了解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过程和价值评判标准的程度是多么有限了.

二含混的诺贝尔语境下的文化心理

在这些对诺贝尔文学奖含混认知条件的作用下,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和各种怪异的文化批评.从这些现象的深层,我们分析出了由于诺贝尔话题引起的中国大众的几种典型的畸形文化心理:

1.唯意识形态评判心理

由于很多年来,诺贝尔文学奖总是被欧美国家的作家获得,很多人就提出这样的观点:由欧洲人把持的这个大奖绝对不会颁发给社会主义的中国.如果放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的背景下,我们还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重点分析这方面的原因.但当今的世界已经出现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大趋势,意识形态的区别在逐渐地被广泛交往的国家、国际组织以及个人所淡化.人们常常以文化差异代替以前的意识形态的纷争.因此仅仅以姓社,还是姓资的区别来看待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判标准似乎是过于浅陋.

何况就是在冷战时期,还是有五位俄罗斯(苏联)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中肖洛霍夫1970年获得该奖,他的代表作《静静的顿河》在蒲宁获奖之前已经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他是既得到过诺贝尔文学奖又得到当局承认甚至器重的苏联作家,一直到去世,他都在苏联享受极高荣誉和待遇.由此可见,仅仅从意识形态去评判诺奖,是比较偏颇的做法.同样,离开作品本身的价值和作家的实际贡献,对评奖去做意识形态的分析是一种不正确的态度,是有一种过时的文化排斥心理所产生的怪胎.

2.简单的文化平均主义心理

怀有这种文化心理的人常常认为:中国13亿人口,怎么就没有一个在这百余年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呢他们的出发点是13亿人,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所以至少分一个名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事情.持这种观点的人强调一种简单的平均主义,按照一种自然主义的简单计算法,把人类的主观创造力降低到最低点.

随着近年来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日益增多,参与的程度日益加深,参与的范围日益扩大,还有中国在很多领域相继地赶超西方或缩短与它们的差距,这种简单平均主义的文化心理就自然显现并将会长期存在.我们的确应该主张世界文化的平等,在文化交往中相互承认,但绝不等于我们认为所有的国家在文学领域的成就是完全一样的,也不能荒谬的认为每一个作家的成就也都是一样的.文学奖也并不是轮流坐庄,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今年这个国家的作家获奖,下年就理所当然地轮到另一个国家的作家.

3.盲目的成就心理

正如北大教授,文学评论家张颐武先生所谈到的那样,中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突然醒来,发现了自己的落后,于是中国大众普遍患了一种“落后焦虑症”.“原来计划经济时代民族意识中强烈的作为‘第三世界’斗争的中心,和反抗美苏世界霸权的责任感,开始被一种感到中国各方面落后的焦虑所取代”.直接的经济和社会的落后感影响了文学,在文学领域,我们一样强烈地感到我们已经落后于世界――这里的世界实际上就是指西方.

于是我们将空间上的“西方”视为一个时间上的领先者,一个在各方面都需要“赶超”的理想的对象.在文学界,诺贝尔文学奖正是这种关键的参照系.这样一来,中国新时期文学走向世界的梦想,就设定以诺贝尔文学奖作为终点.有了这个目标,中国的文化精英们就开始了“赶超”的实际行动.

随后的30年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成功,中国与欧美各国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文学刊物急剧增加,专业作家不断增多,出版物也成倍增长.在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取得的巨大进步背景下,文学界的人士以及不太明白实情的中国大众,就容易产生一种盲目的成就心理,认为我们实际已经达到了文学成就的理想高度.

但反观我们这些年的努力,我们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不能否认中国文学还有很多的问题,尤其是我们的作家在主题创新和世界视野方面的努力还远远不够.我们的创作环境和阅读群的培养还需要得到更大的改善.因此,目前表现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诉求,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盲目成就心理的表现.

4.文化悲观主义心理

中国人缺席很多世界文学和文化大奖,使得一些人长期无法满足文化心理上的虚荣,就产生了悲观心理.他们甚至认为中国文化一无是处,是落后的文化,他们想方设法阐述中国文化的劣根性,不惜追述到祖先的祖先,从人类发展的初级阶段来说明我们文化的先天不足.实际上这种做法是及其荒谬的.

首先,他们违背了事物发展变化的观点,就是那些自诩为优秀文化的西方文明,在古代也是充满了黑暗和杀戮.《圣经》中的《旧约》至今还在宣扬着对上帝的个人崇拜和旁族的征服.从我们的先人们那里去找些缺点又能说明什么呢历史已经淘汰了无数过时的东西,事物始终朝着美好的方向进步,为什么要去寻找历史的残砖烂瓦呢

其次,他们无视中国近几十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虽然中国人在电影方面有奥斯卡的遗憾,在文学方面有诺贝尔奖的无奈,但并不能否认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交流和内部文化建设方面的成就.我们可以借助西方“文化自醒”式的研究(Culture Study),但不能搞“式”的全盘否认.

5.翻译无能的文化心理

当人们将中国文学成就,与是否能在诺贝尔文学奖中获得一席之地联系起来的时候,当众人反思中国文坛为何会在此奖项上屡屡受挫时,便有人将目光投向了文学翻译,认为翻译水平是主要的制约因素.这些人中包括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审马悦然.

南京大学外语学院许钧教授等人则认为,翻译并不是横亘在中国文学作品和诺贝尔文学奖中的主要原因.许钧指出,除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定实际上包含一个话语权的问题外,还应该主要寻找中国现当代文学自身的问题.近几年,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到国外的很多,而且翻得很好.改革开放后大量外国优秀文学作品的译入,影响了一大批中国当代作家,很多人随后又经历了一段较长的模仿时期.其实应该看出,虽然我们也的确存在缺乏文学翻译人才的困境,但中国文学在主题创新和文学手法创新方面的薄弱,才是一个最大的障碍.因此就不应该把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问题全归咎于文学翻译.翻译无能的心理是一种缺乏自我批评精神与创新意识的表现,是与功利主义相结合的一种无奈的自我安慰意识.这种心理会导致削弱文学创新的动力,掩盖文学发展道路上的真正弊端,其害处可见一般.

三确定理智的发展目标,关注中国文学自身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一百多年前由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设立的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了中国文化领域,特别是文学领域的理想主义向往和期待.在向世界看齐和为初步发展成果欢呼的背景下,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就像前方的一缕可望不可及的星光,引起我们的一次次幻想,又一次次带来失望.反思这件事情的主体因素,我们可能不得不理智地回到我们的目标问题――中国文学的发展究竟该向什么看齐的问题,以及用什么标准来检验我们发展成果的问题.

1.中国文学发展的目标问题

由于商品时代的功利主义影响,以及一切量化的机械主义文化发展观的渗透.中国文学界有人错误地选择了诺贝尔文学奖,作为检验我们文学成就的唯一标准,认为只要我们获得这个奖项,就好像获得了文学领域的国际质量认证.这样的做法就像中国足球把打进和奥运会,作为其发展目标一样的道理,结果又怎么样呢虽然中国足球曾幸运地进入了和奥运会,但谁都明白中国足球的发展是如何的糟糕.

中国文学的发展切不可走这条急功近利的老路,因为我们国家文化发展的基本目标,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所以我们的出发点不是与谁去比的问题,而应该首先是关注自身发展的问题,关注我们的文化建设和文学创作是不是能满足中国人民文化需求和消费的问题.

2.创新的问题

王蒙先生认为目前中国文学的现状是不好的.他说:“文学的成批成捆,作品与作家的成类成风,人物的批量生产,这是很恐怖的.”的确,中国文学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对世界文学的模仿是极其明显的,然后又在国内互相模仿,缺乏创新的意识.除了写作手法上的老套外,在主题创新方面也存在很大的问题.中国大多数作家由于长期在潜意识方面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创作僵化,主题陈旧,语言不痛不痒.这样的创作群如何能焕发文学创作的生机呢所以要解决中国文学的创新问题,首先就要解决的就是主题创新的问题,这也是中国作家的历史责任问题.只有主题的多元化达到相当的程度,并成为作家们的自觉选择,文学创作的空间才会无限扩大,文学的生机才会真正显露出来.

3.文学评奖和激励机制的问题

在王蒙看来,“诺贝尔文学奖就像一块激怒公牛的红布,挑起人们非理性的反应”,“与其批评诺贝尔奖,还不如改善国内的文艺评奖,增加它的权威性、公信力与影响力”.他建议,国内应该建立一种真正具有艺术性的权威华语文学大奖.中国的茅盾文学奖作为中国大陆的最高文学奖项,近年来却备受争议,很多人认为评奖信息不透明,说“茅盾奖变成名利场”.尤其是很多直面现实的优秀作品落选,让很多专家认为茅盾文学奖的多样性不够.

文学评论家白烨就认为应放开视野选择多元写作艺术,莫言、李洱等人的作品是对现实主义的超越,更有现代味.尤其是莫言,他在观念和创作手法上有原创性的贡献.用传统的眼光来看,他的手法不够规整.但是,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也有一个放开视野的问题,评委的胸怀应更宽广,可以继续拓展,让有新探索和追求的作品来获奖,选择更多元.评奖的多元可以直接鼓励文学创作的主题和手法创新,二者之间其实有很紧密的联系.

除了评奖应该透明和选择多元的问题外,中国文学还应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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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系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08jwsk046).